天渊笔记：读书札记：马克思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
2024-12-15 18:50阅读：19,092
新浪博客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P121页）
他继续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欠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P121页）
天渊君札记：黑格尔从他的“绝对理念”出发，提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会出现两次，一次以悲剧的方式呈现，一次则以笑剧（喜剧）的形式出现。天渊君也注意到这一独特的历史景观，并颇有兴致咀嚼其中的况味。但他以为，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论而言，这样的历史景观应该会出现第三次。它会以正剧的方式呈现，已完成他“悲剧（正题）-喜剧（反题）-正剧（合题）”绝对理念的逻辑进程。我没有读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不知道关于这个主题的合题，即所谓的正剧，是什么东西？没有读到黑格尔相关的论述文字。所以，话只能说到这里就得打住了。
马氏在此文中，谈及这个历史现象，只是为了将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这两位历史人物进行的历史评价和对比阐述而已。这两人，都在法兰西或欧洲，出演过推进历史进程发展或倒退的重要角色。马氏的意思很明确：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角色，他尽管最终失败于神圣同盟，但他和他的《拿破仑法典》使得他在历史上光彩照人。他的失败是悲剧性的。相反，那个路易•波拿巴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历史小丑，他机缘巧合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却极尽其倒行逆施，成为了一个历史的笑话。喜欢马氏在此时评述雾月十八日事件时，引用了黑格尔的那个关于“悲剧和笑剧”的著名论断，显然十分合适。（具体的历史事件就略过不谈了。）
记得天渊君曾在论述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也借机发挥过黑格尔氏和马氏述及的这个论断。挺有意思的！
摘录2：马氏说：“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P121页）
天渊君札记：马氏关于母语和外来语的分析，非常的精彩！
马氏继续分析了历史请出亡灵来为现实服务时，说道：“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P122页）。
马氏得出结论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迴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P123页）。
天渊君札记：马氏着力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在历史事件中的举止失措。他梦想着再现昔日英雄的荣光和伟大功勋，扮演着英雄伟岸的角色，却成了一个可笑的跳梁小丑。所以，马氏最后的结论是清晰的：拿破仑是以悲剧的方式出演，是一个英雄；而路易则是以喜剧（笑剧或滑稽剧）的方式出演，是一个蠢货。他引用黑格尔的那段名言的确很有说服力。这段文字给天渊君更为重要的启迪在于：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就在于他是否顺时顺势而为，顺着则昌，逆者则亡。这需要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和大视野。成就大事业者，才是有这样远见卓识的大英雄，反之则不然。
马氏的上述文字，天渊君特别想谈两点观感：一是关于悲剧和喜剧。黑格尔的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历史发展三段论，切合了他的绝对理念演化的逻辑。我不清楚的是，在马氏的论述中，除了悲剧和喜剧外，有没有他的所谓第三个逻辑环节（即：正剧或合题）。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是马氏在理论上的突破创新，还是黑格尔逻辑推演的特例？此其一也；其二，天渊君将此种说法，生搬硬套地附会在一些历史史实中，发现那些歪歪斜斜、明明灭灭的历史片段中，充斥着那种类似路易•波拿巴似的笑话和滑稽剧。比如我们文化传统里的英雄（或领袖）崇拜现象，比如儒教（孔孟之道）的几度兴盛与衰落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现象特征。不赘述了。从天渊君所学的文学专业角度而言，记得当年读金庸前期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天渊君很深刻地感受到金大侠作品里那种辉映民间草莽中正义、忠诚和悲悯的侠客精神；当我们读金大侠后期的《鹿鼎记》，在那个油滑、猥琐、狡猾的韦小宝身上，那种侠义与浩然正气已经荡然无存。我不由得想起了黑格尔以及马氏说过的上述那段著名的话。在一个作家的笔下，神性的侠义和侠客精神竟然如此快地沦落下来，成为江湖上凡夫俗子甚至流氓小混混，偶而闪现、未泯的道德良知而已。如果说郭靖身上体现出侠义道具有的国破家亡社会里的侠义悲剧色彩，那么，到了韦小宝，真正意义上侠义道已经成为俗世里最后回响的袅袅余音了。
二是关于请出亡灵。请出亡灵，或者说，让早已死去的死人重新出山，并借死人的身份和故事，为今天的现实政治服务，也是当道者的一种统治权术。马氏用了“战战兢兢”、“借用”等词，很形象地刻划出请出亡灵在短期内的有效与实用。但从长远的看，由于亡灵已远离现实，情境和族群均已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变迁，这样的方式方法就显得拙劣且无效。很欣赏马氏在上述论述中那种历史感和与时俱进的清醒视野（具体事例的分析，略。）。
金庸作品人物-韦小宝
他继续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欠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P121页）
天渊君札记：黑格尔从他的“绝对理念”出发，提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会出现两次，一次以悲剧的方式呈现，一次则以笑剧（喜剧）的形式出现。天渊君也注意到这一独特的历史景观，并颇有兴致咀嚼其中的况味。但他以为，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论而言，这样的历史景观应该会出现第三次。它会以正剧的方式呈现，已完成他“悲剧（正题）-喜剧（反题）-正剧（合题）”绝对理念的逻辑进程。我没有读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不知道关于这个主题的合题，即所谓的正剧，是什么东西？没有读到黑格尔相关的论述文字。所以，话只能说到这里就得打住了。
马氏在此文中，谈及这个历史现象，只是为了将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这两位历史人物进行的历史评价和对比阐述而已。这两人，都在法兰西或欧洲，出演过推进历史进程发展或倒退的重要角色。马氏的意思很明确：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角色，他尽管最终失败于神圣同盟，但他和他的《拿破仑法典》使得他在历史上光彩照人。他的失败是悲剧性的。相反，那个路易•波拿巴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历史小丑，他机缘巧合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却极尽其倒行逆施，成为了一个历史的笑话。喜欢马氏在此时评述雾月十八日事件时，引用了黑格尔的那个关于“悲剧和笑剧”的著名论断，显然十分合适。（具体的历史事件就略过不谈了。）
记得天渊君曾在论述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也借机发挥过黑格尔氏和马氏述及的这个论断。挺有意思的！
摘录2：马氏说：“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P121页）
天渊君札记：马氏关于母语和外来语的分析，非常的精彩！
马氏继续分析了历史请出亡灵来为现实服务时，说道：“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P122页）。
马氏得出结论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迴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P123页）。
天渊君札记：马氏着力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在历史事件中的举止失措。他梦想着再现昔日英雄的荣光和伟大功勋，扮演着英雄伟岸的角色，却成了一个可笑的跳梁小丑。所以，马氏最后的结论是清晰的：拿破仑是以悲剧的方式出演，是一个英雄；而路易则是以喜剧（笑剧或滑稽剧）的方式出演，是一个蠢货。他引用黑格尔的那段名言的确很有说服力。这段文字给天渊君更为重要的启迪在于：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就在于他是否顺时顺势而为，顺着则昌，逆者则亡。这需要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和大视野。成就大事业者，才是有这样远见卓识的大英雄，反之则不然。
马氏的上述文字，天渊君特别想谈两点观感：一是关于悲剧和喜剧。黑格尔的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历史发展三段论，切合了他的绝对理念演化的逻辑。我不清楚的是，在马氏的论述中，除了悲剧和喜剧外，有没有他的所谓第三个逻辑环节（即：正剧或合题）。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是马氏在理论上的突破创新，还是黑格尔逻辑推演的特例？此其一也；其二，天渊君将此种说法，生搬硬套地附会在一些历史史实中，发现那些歪歪斜斜、明明灭灭的历史片段中，充斥着那种类似路易•波拿巴似的笑话和滑稽剧。比如我们文化传统里的英雄（或领袖）崇拜现象，比如儒教（孔孟之道）的几度兴盛与衰落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现象特征。不赘述了。从天渊君所学的文学专业角度而言，记得当年读金庸前期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天渊君很深刻地感受到金大侠作品里那种辉映民间草莽中正义、忠诚和悲悯的侠客精神；当我们读金大侠后期的《鹿鼎记》，在那个油滑、猥琐、狡猾的韦小宝身上，那种侠义与浩然正气已经荡然无存。我不由得想起了黑格尔以及马氏说过的上述那段著名的话。在一个作家的笔下，神性的侠义和侠客精神竟然如此快地沦落下来，成为江湖上凡夫俗子甚至流氓小混混，偶而闪现、未泯的道德良知而已。如果说郭靖身上体现出侠义道具有的国破家亡社会里的侠义悲剧色彩，那么，到了韦小宝，真正意义上侠义道已经成为俗世里最后回响的袅袅余音了。
二是关于请出亡灵。请出亡灵，或者说，让早已死去的死人重新出山，并借死人的身份和故事，为今天的现实政治服务，也是当道者的一种统治权术。马氏用了“战战兢兢”、“借用”等词，很形象地刻划出请出亡灵在短期内的有效与实用。但从长远的看，由于亡灵已远离现实，情境和族群均已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变迁，这样的方式方法就显得拙劣且无效。很欣赏马氏在上述论述中那种历史感和与时俱进的清醒视野（具体事例的分析，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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