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的尾声
刘仰2006-09-10 16:19
张狂没底气，激情没动力，颓废没方向，逃避没有自留地。这是我对“朦胧诗”走到今天的现状的描述。不管“朦胧诗”这个称呼是否合适，但是，它确实代表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已进入最后的尾声。
中国现代诗歌已经非常严重地小圈子化，诗人互做诗评，隔靴搔痒。少有真正的批评，诗歌界内部、诗人们之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一般已引不起社会的兴趣。当年生机勃勃的“朦胧诗”如今被少数学院精英把持着门户，美其名曰“知识分子诗歌”。写诗行为仅仅是为了发出声音：我还在。写出的诗歌仅仅成为给不入流的评论家提供的“研究”素材。挂着“诗人”帽子的人一大堆，像样的诗歌却很少见。
当年“朦胧诗”的精英们如今都已步入中年，他们看不到青年人对于他们的诗歌的热情，又不想自己退出诗坛，便搞出一个“中年写作”的概念，使得中国现代诗歌走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以作者为中心的灰暗阶段：写作仍在进行，作品没人关心。“中年写作”这个概念成为一种自我欺骗，好像他们是古往今来第一批诗人，以前的诗人们都没有经历过中年，只有当他们自己成了中年，诗歌也就不得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中年。如果他们认为现代诗已经足以代替所有的诗歌，已经是诗歌唯一的方向，那么，他们的观点也许真的是正确的。那么，当他们死去，是不是诗歌也死去？是不是再过10年，现代诗歌“老年写作”的概念也将出现，然后是“死亡写作”，或者是“神仙写作”！
如今的诗人举目环视，见没人爱诗人，只好自己爱自己。诗人即将成为“自恋狂”的代名词。诗人曾经从高雅坠入“风骚”，如今“风骚”也没人欣赏了，因为诗人的风骚太落伍，诗人只好风骚给自己看。如今的诗人，爱自己远胜于热爱生活。
由于这个圈子已经太小了，就像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已经到了物种延续个体数量的临界点，他们不得不同舟共济，显得非常团结，互相标榜、互相赠送诗人帽子，小圈子里自定一个标准。真正的批评已经不存在，只有一些皮笑肉不笑的诗歌言论。“诗歌只为少数人”的言论日益盛行，其实只是面对现实的一个托词，自恋、自大的心态暴露无遗。
不管是学院的“知识分子诗歌”还是遗老的“中年写作”，他们都日益失去本土的群众，中国的“现代诗歌”不得不成为海外好奇者的寄生虫。
一批定居于海外的现代诗歌遗老们，自以为是地肩负起振兴中国现代诗歌的担子。现代诗歌理论的创作比诗歌本身的创作时髦，其行为更像是为即将寿终正寝的现代诗提前写好悼词。他们的理论创作也只能是捡一些西方的诗歌理论硬套在汉语现代诗上，甚至生造一些所谓理论，把诗歌架得很高，以显得自己很高，而这些貌似深刻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毫无魅力的诗歌作品之上。当然，解剖台上对于解剖对象是否美丽是没有要求的。
他们彻底割裂了自己的传统，因此，外国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对他们来说都无比新鲜。更可悲的是，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外国老师的冷屁股，外国老师对这些不争气的中国学生还是很不满意。中国现代诗歌，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文艺理论的私生子，现在几乎彻底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奴隶。看看那些诗歌评论，几乎没有一篇不引用西方言论，几乎没有一页不引用，却极少见到引用一点点中国伟大诗人的言论。而西方人喜欢他们吗？
王家新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实际上，我们很可能会被西方人视为一个“国籍不明的诗人”。美国汉学家欧文教授（Steven Owen）向北岛的诗发问：“这还是中国文学吗？或是发源于中文的诗？”这个美国汉学家是否著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那些中国现代诗的精英们那里非常非常著名，因为，这个美国汉学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人与世界沟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毛细血管之一。
从很久以前，甚至在顾城还没死的时候，美国的、欧洲的汉学家们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因此，面对这些外国再生父母的疑问，中国现代诗人们不得不面对所谓“合法性”问题。如果诗人们用中文写作，作品发表在中国，喜欢作品的读者也在中国，那么这个“合法性”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他们现在面对的是自己的外国老师，他就必须回答老师的提问：你真的能代表中国的诗歌吗？因为，外国老师想要研究的是中国诗歌，而不是中国学生。中国的现代诗人们只能涨红着脸，对外国老师说：我的作品也许在未来会伟大起来。现在只好用各种理由狡辩，讨要一张出生证！但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谁会为这些来路不明、去向不明的诗人签发合法的身份证呢？
有一个名叫西川的中国诗人，在1989年这个敏感的年份里写了一首名叫《世纪》的诗，原来的结尾是：“我是埃斯库罗斯的歌队队长”。反正是一首无聊的诗，我也懒得去解释“埃斯库罗斯”是什么人，“歌队队长”是什么东东。可笑的是，当他面对上述的出生合法性的问题时，1997年，在西川出版的诗集中，同一首诗中的这一句，摇身一变，被改成了如下的样子：“我曾是孔子名下无名的读书郎”。当年的“埃斯库罗斯”是想讨好西方，显得自己同西方老师是站在一起的，没想到，西方老师并没有把你当自己人，不喜欢你彻底皈依西方。要知道，西方关心你的那些汉学家们，也是要一些新鲜东西混饭吃的，如果他的汉学研究对象完全和西方一样，他还怎么活啊？所以，西方汉学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对这些中国的诗人弟子很生气，欧文教授针对某位著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说道：不过是一种“令人难为情的”、“通过阅读我们（西方）诗歌遗产而创作的诗歌的翻译稿”。于是，这些西方汉学的奴隶们，为了讨好西方恩师，便把“埃斯库罗斯”改成了“孔子”，把“歌队队长”改成“读书郎”。一副归顺东方传统文化的样子，其实只是东方文化的赝品，目的还是在讨好西方恩师。
中国的现代诗人到底在为谁写诗？我们不用举很多例子就会发现，中国的现代诗人们，最关注的始终是西方人的评价。当中国诗人无法写出优秀的作品，面对西方恩师的指责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向西方解释说：生存环境就是这样，中国的诗人的生存环境是恩师您没有体验的，我也是没办法啊！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无能归结为一个政治因素。这一点似乎得到了西方恩师的谅解，在一个文学之外的共同的阴险目标下，宽容了这些不争气的中国弟子。
北大“才子”海子很多年以前就卧轨自杀了，自杀的日子选择的是西方复活节。连自杀都要选一个西方的宗教纪念日。偏偏外国人对此根本就不以为然。只有那些和海子同类的人，对这个无足轻重的死亡念念不忘，非要把它变成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而我今天只想告诉所有中国喜欢诗歌的年轻人：知不知道海子对于你能否写出好诗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即使他是海子，是北大的（没毕业），不读他的诗也不用有任何愧疚或难为情。海子死了，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唯一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中国现代诗歌中，也确实出现过号称回归传统的作品，他们入佛入道，穿梭于敦煌或西藏，其实都与西川的“孔子”、“读书郎”一样，属于传统的赝品，只不过披了一件传统的外衣。要知道，在热闹的旅游景点，很多貌似传统的旅游纪念品都很容易骗外国游客的钱。
中国现代诗人们学了很多西方的技巧，却对中国几千年诗歌传统中的技巧缺乏感受和领悟，这与他们接受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在西方诗歌理论下，啰里啰唆地装配出他们的理论心得，其实，他们只要看一点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实践者们言简意赅的总结，比他们要高明一百倍。
我一直认为，诗是语言的寄生物，语言文字是诗歌的唯一寄主。如果离开了一种语言和文字，诗歌便死了。诗的最高目标和成就，就是成为这种文字和语言的精华。当一个生活在国外的诗人，每天都不怎么说中国话，还在用中文写诗，他能写出像样的诗吗？当一个生活在中国，用中文写诗的人，每天想到的都是西方文艺理论家的观点言论，他还能写出中国人喜欢的诗吗？他的诗还有可能成为中文、汉语的精华吗？胡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能说他水平不高，思想不深，但是，他满脑子西方思想，却力主中国传统诗歌向白话文方向发展，他自己写出的现代诗歌是什么样子的？胡适不多的白话诗作品中，有一句是这样的：“Picnic 在海边”，也就是在海边野餐的意思。这样的白话诗基本可以代表胡适白话诗的成就。如果不是我把他拿出来作例子，大概没有多少人还会记得胡适写过白话诗。
因此，西方文艺纵有千般好，万般妙，对于中国诗歌要成为汉语的语言精华、中文的文字典范来说，基本上没什么用处，帮不上什么大忙。西方的文艺理论家们，没有几个会中文的，更没有几个懂得中文、汉语的规律和内在魅力。靠西方文艺理论来振兴中国诗歌，随着朦胧诗走向没落，将彻底证明这条路错了。
中国的现代诗人们和很多领域里的探索者一样，其实最薄弱的，是对剧烈变化的社会严重缺乏把握能力。中国当代的诗人们毫无例外地在思想的层次上远离大众。他们以为诗歌必将永恒，就代表着诗人也能永恒。他们无法用文字和语言紧紧抓住这个现实最关键的要害，只好用神话、梦话、疯话、鬼话、屁话、胡话、下流话、骂人话、自说自话来投机，染上豪言壮语的不治之症，乱七八糟的概念层出不穷，写诗像在写科学论文。中国现代诗歌差不多已经成为口齿不轻的唠叨者、罗嗦者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做着伟大的梦，在暗恋、失恋或单相思中痛不欲生。再也写不出像样的诗，写不出中国人真正喜爱的诗。他们的作品甚至连《老鼠爱大米》都不如。
有些容易激动，容易热血澎湃的诗人，痛感中国现代诗歌的没落，他们想到了死亡，想到了西方历史上很多疯狂的、变态的、自杀的艺术家。他们中的某些人真的那么做了，以为他们的死能唤起人们对诗歌的关注，或者能让后人至少把他这个诗歌的殉道者写进历史。他们再次在死亡问题上模仿、抄袭了西方的形式，而没有真正懂得那些自杀和死亡的含义。
有一位中国现代诗人在评价当前中国现代诗歌时，引用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句话：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这种行为让我感到很不舒服。首先，他依然是在外国老师那里寻找自我解脱的安慰，其次，他高人一等的心态表露无疑。难道当今的中国没有伟大的诗人，是因为没有伟大的读者？在今天的中国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在侮辱中国的读者，是在为诗人自己的无能寻找伟大的借口！这些中国现代诗人们不会理解，读者永远存在，而且永远伟大，当读者抛弃了你们这样的诗人的时候，你们要做的应该是反省自己，而不是指责读者。
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写诗如果是一种职业，那么它就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职业。这是现代诗人们的真正困境所在。而在中国几千年伟大的诗歌历史中，从《诗经》的那些无名作者，到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等，这些万世流芳的伟大诗人，哪一个是以诗歌为职业的？对于他们来说，写诗是个人的爱好，是他的业余生活，所以他不会在乎投入产出。所以他们的诗是真正的诗。
诗歌其实非常简单：发自内心的表达，加上一点技巧。从你身边的生活中获得真实的感受，这是诗歌的唯一源泉。孤独的诗人不会是好诗人，孤独也绝不是诗人的必要特征。诗歌不是童话，不能只靠无边的想象，诗歌靠的是生活，是诗人对真实生活的特殊感悟。
从白话诗运动开始，中国现代诗歌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发展空间。朦胧诗作为这一探索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代表了中国诗歌曾经义无反顾地全体踏上一条看似光明的道路。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诗歌的未来，必须寻找新的方向。究竟在哪里，谁也无法断言。但是，如果未来有一天，中国的诗歌成为外语翻译者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挑战，甚至让那些外语翻译者放弃翻译的企图，让他们决心认真学习汉语，学习中文，那么，这一天就是中国诗歌真正重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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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了艺术家疯狂的权力？
苦恋诺贝尔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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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入门第一课
炒作入门第二课
不喜欢周杰伦的理由
纲歌戈，郭胡陈！下九流，艺术家？
再说说陈凯歌
大长今，河利秀，黄禹锡
刘德华的烦恼
娱乐圈规律与明星周期
青衣黄灯林妹妹
海选“红楼”梦幻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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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朦胧诗”的精英们如今都已步入中年，他们看不到青年人对于他们的诗歌的热情，又不想自己退出诗坛，便搞出一个“中年写作”的概念，使得中国现代诗歌走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以作者为中心的灰暗阶段：写作仍在进行，作品没人关心。“中年写作”这个概念成为一种自我欺骗，好像他们是古往今来第一批诗人，以前的诗人们都没有经历过中年，只有当他们自己成了中年，诗歌也就不得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中年。如果他们认为现代诗已经足以代替所有的诗歌，已经是诗歌唯一的方向，那么，他们的观点也许真的是正确的。那么，当他们死去，是不是诗歌也死去？是不是再过10年，现代诗歌“老年写作”的概念也将出现，然后是“死亡写作”，或者是“神仙写作”！
如今的诗人举目环视，见没人爱诗人，只好自己爱自己。诗人即将成为“自恋狂”的代名词。诗人曾经从高雅坠入“风骚”，如今“风骚”也没人欣赏了，因为诗人的风骚太落伍，诗人只好风骚给自己看。如今的诗人，爱自己远胜于热爱生活。
由于这个圈子已经太小了，就像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已经到了物种延续个体数量的临界点，他们不得不同舟共济，显得非常团结，互相标榜、互相赠送诗人帽子，小圈子里自定一个标准。真正的批评已经不存在，只有一些皮笑肉不笑的诗歌言论。“诗歌只为少数人”的言论日益盛行，其实只是面对现实的一个托词，自恋、自大的心态暴露无遗。
不管是学院的“知识分子诗歌”还是遗老的“中年写作”，他们都日益失去本土的群众，中国的“现代诗歌”不得不成为海外好奇者的寄生虫。
一批定居于海外的现代诗歌遗老们，自以为是地肩负起振兴中国现代诗歌的担子。现代诗歌理论的创作比诗歌本身的创作时髦，其行为更像是为即将寿终正寝的现代诗提前写好悼词。他们的理论创作也只能是捡一些西方的诗歌理论硬套在汉语现代诗上，甚至生造一些所谓理论，把诗歌架得很高，以显得自己很高，而这些貌似深刻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毫无魅力的诗歌作品之上。当然，解剖台上对于解剖对象是否美丽是没有要求的。
他们彻底割裂了自己的传统，因此，外国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对他们来说都无比新鲜。更可悲的是，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外国老师的冷屁股，外国老师对这些不争气的中国学生还是很不满意。中国现代诗歌，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文艺理论的私生子，现在几乎彻底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奴隶。看看那些诗歌评论，几乎没有一篇不引用西方言论，几乎没有一页不引用，却极少见到引用一点点中国伟大诗人的言论。而西方人喜欢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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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诗人到底在为谁写诗？我们不用举很多例子就会发现，中国的现代诗人们，最关注的始终是西方人的评价。当中国诗人无法写出优秀的作品，面对西方恩师的指责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向西方解释说：生存环境就是这样，中国的诗人的生存环境是恩师您没有体验的，我也是没办法啊！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无能归结为一个政治因素。这一点似乎得到了西方恩师的谅解，在一个文学之外的共同的阴险目标下，宽容了这些不争气的中国弟子。
北大“才子”海子很多年以前就卧轨自杀了，自杀的日子选择的是西方复活节。连自杀都要选一个西方的宗教纪念日。偏偏外国人对此根本就不以为然。只有那些和海子同类的人，对这个无足轻重的死亡念念不忘，非要把它变成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而我今天只想告诉所有中国喜欢诗歌的年轻人：知不知道海子对于你能否写出好诗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即使他是海子，是北大的（没毕业），不读他的诗也不用有任何愧疚或难为情。海子死了，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唯一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中国现代诗歌中，也确实出现过号称回归传统的作品，他们入佛入道，穿梭于敦煌或西藏，其实都与西川的“孔子”、“读书郎”一样，属于传统的赝品，只不过披了一件传统的外衣。要知道，在热闹的旅游景点，很多貌似传统的旅游纪念品都很容易骗外国游客的钱。
中国现代诗人们学了很多西方的技巧，却对中国几千年诗歌传统中的技巧缺乏感受和领悟，这与他们接受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在西方诗歌理论下，啰里啰唆地装配出他们的理论心得，其实，他们只要看一点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实践者们言简意赅的总结，比他们要高明一百倍。
我一直认为，诗是语言的寄生物，语言文字是诗歌的唯一寄主。如果离开了一种语言和文字，诗歌便死了。诗的最高目标和成就，就是成为这种文字和语言的精华。当一个生活在国外的诗人，每天都不怎么说中国话，还在用中文写诗，他能写出像样的诗吗？当一个生活在中国，用中文写诗的人，每天想到的都是西方文艺理论家的观点言论，他还能写出中国人喜欢的诗吗？他的诗还有可能成为中文、汉语的精华吗？胡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能说他水平不高，思想不深，但是，他满脑子西方思想，却力主中国传统诗歌向白话文方向发展，他自己写出的现代诗歌是什么样子的？胡适不多的白话诗作品中，有一句是这样的：“Picnic 在海边”，也就是在海边野餐的意思。这样的白话诗基本可以代表胡适白话诗的成就。如果不是我把他拿出来作例子，大概没有多少人还会记得胡适写过白话诗。
因此，西方文艺纵有千般好，万般妙，对于中国诗歌要成为汉语的语言精华、中文的文字典范来说，基本上没什么用处，帮不上什么大忙。西方的文艺理论家们，没有几个会中文的，更没有几个懂得中文、汉语的规律和内在魅力。靠西方文艺理论来振兴中国诗歌，随着朦胧诗走向没落，将彻底证明这条路错了。
中国的现代诗人们和很多领域里的探索者一样，其实最薄弱的，是对剧烈变化的社会严重缺乏把握能力。中国当代的诗人们毫无例外地在思想的层次上远离大众。他们以为诗歌必将永恒，就代表着诗人也能永恒。他们无法用文字和语言紧紧抓住这个现实最关键的要害，只好用神话、梦话、疯话、鬼话、屁话、胡话、下流话、骂人话、自说自话来投机，染上豪言壮语的不治之症，乱七八糟的概念层出不穷，写诗像在写科学论文。中国现代诗歌差不多已经成为口齿不轻的唠叨者、罗嗦者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做着伟大的梦，在暗恋、失恋或单相思中痛不欲生。再也写不出像样的诗，写不出中国人真正喜爱的诗。他们的作品甚至连《老鼠爱大米》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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