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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问题有没有真答案?

刘仰2010-01-16 12:55
不久前,易中天先生针对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沙尘暴”现象发表了一番意见,我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在我的博客上。有“好事者”将此文连同其他几篇批评文章放在一起,特地传给了易中天先生。我觉得,这种方式容易给易中天先生造成“被围攻”的感觉。好在易中天先生对此并没有计较,近日,易中天先生有了回应。
精品阅读编辑部:
传来摩罗、刘仰、木然三位先生的文章,已然拜读,感谢他们的批评!我认为,道德与国民性,是大问题。因此,第一,有争论,很正常。比如刘仰先生跟木然先生,就有冲突之处。这正说明视角不同,方法不同,便难免见仁见智,不必大惊小怪。第二,兹事体大,关系到每一个人,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讨论。我从来就不认为,讨论国民性,是所谓精英的专利。我发表一点意见,也决非以精英自居,只不过“天下兴亡,匹夫有心”而已。请别误会,是“有心”,不是“有责”。第三,唯其如此,就得从长计议,不必匆忙做出结论。事实上,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所以,我决定暂不作答。我愿意倾听更多的意见,尤其是看到像刘仰先生这样心平气和讨论真问题的文章。刚刚听到不同意见,就急眼,岂不成“跳跳”了?
易中天先生回应中提到的木然先生,我不认识。看了一下木然先生的文章,言之无物,口号多于内容,不说他也罢。颇感安慰的是,易中天先生认为,我的那篇文章《易中天如何治理“道德沙尘暴”》是“心平气和讨论真问题的文章”,可见易中天先生在面对不同意见时,他自己也比较心平气和。但我多少还是有点遗憾。易中天先生在回应中说,“道德与国民性,是大问题”,“视角不同,方法不同,便难免见仁见智”,“唯其如此,就得从长计议,不必匆忙做出结论”。基本上,易中天先生还是沿袭了他在最初的采访文章表达的观点,要“从长计议”。
我认为,“道德与国民性”问题如果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易中天先生的说法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学术问题可以深入讨论,广泛发表意见,逐渐形成共识,易中天先生说要“从长计议,不必匆忙做出结论”也未尝不可。但是,学术问题的提出其实是现实问题。如果易中天先生最初只是说这个学术问题,我可能也没多大兴趣来参合。事实上,我对这个话题发表意见,是因为易中天先生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到,易中天先生的形象化概括也比较准确。然而,指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大家正在等待解决办法的时候,话锋一转,把现象又归结到学术问题,要暂时搁置起来,大概很难让读者满意,很难让对现实担忧的人们稍稍安心。易中天先生“决非以精英自居”的心态值得欣赏,但是,像记者一样只是对现象做了一个“报道”便没了下文,无论如何还是一个遗憾。
对于“从长计议”,我又想起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就好比蔡桓公的病症。对于扁鹊来说,也确实给了蔡桓公“从长计议”的时间,然而,如果时间“长”到一定的限度,现象得不到控制,最终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从长计议”怕是也没了意义。而且,扁鹊还是一个医术高明的人,我等针对当今社会的现象,不敢妄称自己是像扁鹊一样高明的“社会医生”,“从长计议”的余地似乎更小。因此,如果我们真想让“道德沙尘暴”现象不要进一步蔓延,不想看到“道德沙尘暴”引起最终不可收拾的结局,恐怕还得从现在就开始想办法。虽然已没了“未雨绸缪”的从容,但是,尽早筹划可能比“从长计议”更重要。
我认为,对待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现象,首先应该要求政府树立自身道德形象,并从内外两个方面,确保政府的道德形象能够被公众接受,也就是自律和监督。其次,政府也应该在全社会加强道德宣传教育。政府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沿用易中天先生早先的访谈,关于道德的提倡者和仲裁者,大致可以这么认为:政府既是道德的奉行者又是提倡者,民众才是道德的仲裁者,民众道德仲裁的对象既包含政府,也包含社会。当然,法律、制度也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在这里不多展开。道德与法律并重,是大禹治水“疏导”的方式。只重视法律、制度而轻视道德建设,是鲧所使用的“堵”的方式,鲧即便有“息壤”,最终也堵不住,还是失败了。
也许,我的方式也不一定彻底有效,但是,尽早筹划,一旦在现实中被证明无效,也许还能有改弦更张的时间机会。如果现在什么也不做,即使未来“从长计议”有了学术上的结果,万一到那时“道德沙尘暴”的现实已经病入膏肓,那个学术上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有些人确实主张要闭门苦读、十年寒窗,认为那样才能有真正的学术成果。我不否认这种想法的价值,但是,我想说,任何学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现实所用,学术的纯粹性、超然性和学术的现实性、功利性,两者都不能绝对。学术上的“真问题”在寻找“真答案”的时候可以从长计议。而现实里的“真问题”怕是不会给我们太多“从长计议”的清闲,而需要我们尽快找到“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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