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2.23）中西合璧难于上青天
张五常1996-02-23 17:18
在自己儿女的教养上，有一点我觉得很遗憾。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毫无认识。我并非不希望儿女能像我那样，从《道德经》到苏东坡到龚自珍的作品都可以一唱三叹、回味无穷，而是欲教无教——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我的儿女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十岁左右回港就读于英童学校，八年后又再返美国攻读。自幼年起，我就希望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过李白这样的人。但他们生长于新时代，相交的是不知中国为何物的小朋友，从进幼儿班起，父亲的影响就有了约束，有了规限。回港就读八年，在英童学校选修中文科，每试名列前茅，但竟然连中文报章也看不懂。
每次要跟儿女细说中国的文化，他们一见父亲谈到学术，就把话题转到思考那方面去。在朋友与老师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既然没有兴趣，我就不能强求，于是暗自思量，与其要儿女长大后中不成、西不就——每样都是「半桶水」——倒不如让他们对西方的文化有点认识算了。今天，儿子对西方的科学，女儿对西方的文学，算是有点认识，而他们二者的英语都可以下笔成文，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儿女可以「中西合璧」，是今天香港为人父母的梦寐以求的事。这是很困难的工程啊！求之而不得，为父母者不应该耿耿于怀。好些在美国教养儿女的中国朋友，在我面前夸夸其谈，说有什么庞然大计，要儿女学中文，懂得什么诗、词、歌、赋。我的回应，是他们作白日梦。
奇迹似乎是没有出现过的。在芝加哥大学时，我遇到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学生，他对西方文化知之甚深。受了父母的影响，他决心要学中国的文化，于是跑到台湾去，苦学六年。其后他特意到香港来找我，要表演一下他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深度」，殊不知他说的都是些不伦不类的学院派「牙慧」，吹毛求疵，求「甚解」而不明大意，令我啼笑皆非！
我不应该对自己儿女的「中不成」有所内疚的吧。以中西合璧而成名的林语堂，其文章所说的中、西文化，似乎不是那一回事。胡适可能高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胡前辈懂得数树木，而看不见森林。钱锺书可以一提再提，不过创意并不超凡，因而缺少了感染力。
在香港，岑逸飞有点瞄头，可惜为米折腰，没有多下功夫。林山木、杨怀康等人值得「提名」，但似乎不足以「获奖」。最不简单的应该是查良镛。老查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全面而又高不可攀；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看来只有他前者的水平四分之一的功力——这确实不俗，算是异数了。查先生应该在退休的漫长日子中，尽可能发表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体会，使我们后学的能大开眼界。
我以为中西合璧困难如斯，是因为有关的学者过于学院化，不能深入浅出地分析双方文化中之同与不同的重点，考究其来龙去脉，而又能择其善者而加以表扬。不知其异，不求其同，不欣赏其美，中西文化就变得二者格格不入，是以为难。例如，西方文化重逻辑，说理论，强调科学的方法，求验证——皆美也。中国文化说无为，谈隐逸，爱天真、自然，有「意」的概念，也有「气」的概念——亦美也。在造诣上，双方都重视变化、节奏，也重视天然的规律——皆同而美也。
我们实在不应该重复又重复地细说那些今天难以接受的旧礼教，或什么三从四德，或什么八股，使有反感的人对中国文化失却了兴趣。文化是要被欣赏的。我们不能以嘲笑的方法而学得什么。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不可取的我们应知道，但既不可取，就不应该挂在招牌上。
我是搞经济的，对文化项目算是才疏学浅了。可能正因如此，我对中西文化同与不同有天真的兴趣。夜阑人静时，我喜欢向自己提出天真的问题。例如，中国语言（这里指汉语）用单音字，所以能重平仄，以至诗词重音律。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西语用多音字，所以其诗不论平仄，却重旋律。音律与旋律，不同也。另一方面，双方的诗（以格律而论），都要押韵——此乃同也。为什么远在马可勃罗之前，中西双方的诗在不同之中又求其同？
又例如，西洋的画，老早就重视彩色，所以后来以光表达。中国的画，以毛笔水墨写情，没有光，就要重视线条，说虚实。我问：是什么宗教的不同重点，或什么不同哲学的某一面，会使中西在视觉艺术上分道扬镳？
类似的问题，多得不胜枚举。懂也好，不懂也好，这些问题使我「无师自通」地对中西文化有一点体会，可说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了。
我的儿女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十岁左右回港就读于英童学校，八年后又再返美国攻读。自幼年起，我就希望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过李白这样的人。但他们生长于新时代，相交的是不知中国为何物的小朋友，从进幼儿班起，父亲的影响就有了约束，有了规限。回港就读八年，在英童学校选修中文科，每试名列前茅，但竟然连中文报章也看不懂。
每次要跟儿女细说中国的文化，他们一见父亲谈到学术，就把话题转到思考那方面去。在朋友与老师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既然没有兴趣，我就不能强求，于是暗自思量，与其要儿女长大后中不成、西不就——每样都是「半桶水」——倒不如让他们对西方的文化有点认识算了。今天，儿子对西方的科学，女儿对西方的文学，算是有点认识，而他们二者的英语都可以下笔成文，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儿女可以「中西合璧」，是今天香港为人父母的梦寐以求的事。这是很困难的工程啊！求之而不得，为父母者不应该耿耿于怀。好些在美国教养儿女的中国朋友，在我面前夸夸其谈，说有什么庞然大计，要儿女学中文，懂得什么诗、词、歌、赋。我的回应，是他们作白日梦。
奇迹似乎是没有出现过的。在芝加哥大学时，我遇到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学生，他对西方文化知之甚深。受了父母的影响，他决心要学中国的文化，于是跑到台湾去，苦学六年。其后他特意到香港来找我，要表演一下他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深度」，殊不知他说的都是些不伦不类的学院派「牙慧」，吹毛求疵，求「甚解」而不明大意，令我啼笑皆非！
我不应该对自己儿女的「中不成」有所内疚的吧。以中西合璧而成名的林语堂，其文章所说的中、西文化，似乎不是那一回事。胡适可能高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胡前辈懂得数树木，而看不见森林。钱锺书可以一提再提，不过创意并不超凡，因而缺少了感染力。
在香港，岑逸飞有点瞄头，可惜为米折腰，没有多下功夫。林山木、杨怀康等人值得「提名」，但似乎不足以「获奖」。最不简单的应该是查良镛。老查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全面而又高不可攀；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看来只有他前者的水平四分之一的功力——这确实不俗，算是异数了。查先生应该在退休的漫长日子中，尽可能发表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体会，使我们后学的能大开眼界。
我以为中西合璧困难如斯，是因为有关的学者过于学院化，不能深入浅出地分析双方文化中之同与不同的重点，考究其来龙去脉，而又能择其善者而加以表扬。不知其异，不求其同，不欣赏其美，中西文化就变得二者格格不入，是以为难。例如，西方文化重逻辑，说理论，强调科学的方法，求验证——皆美也。中国文化说无为，谈隐逸，爱天真、自然，有「意」的概念，也有「气」的概念——亦美也。在造诣上，双方都重视变化、节奏，也重视天然的规律——皆同而美也。
我们实在不应该重复又重复地细说那些今天难以接受的旧礼教，或什么三从四德，或什么八股，使有反感的人对中国文化失却了兴趣。文化是要被欣赏的。我们不能以嘲笑的方法而学得什么。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不可取的我们应知道，但既不可取，就不应该挂在招牌上。
我是搞经济的，对文化项目算是才疏学浅了。可能正因如此，我对中西文化同与不同有天真的兴趣。夜阑人静时，我喜欢向自己提出天真的问题。例如，中国语言（这里指汉语）用单音字，所以能重平仄，以至诗词重音律。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西语用多音字，所以其诗不论平仄，却重旋律。音律与旋律，不同也。另一方面，双方的诗（以格律而论），都要押韵——此乃同也。为什么远在马可勃罗之前，中西双方的诗在不同之中又求其同？
又例如，西洋的画，老早就重视彩色，所以后来以光表达。中国的画，以毛笔水墨写情，没有光，就要重视线条，说虚实。我问：是什么宗教的不同重点，或什么不同哲学的某一面，会使中西在视觉艺术上分道扬镳？
类似的问题，多得不胜枚举。懂也好，不懂也好，这些问题使我「无师自通」地对中西文化有一点体会，可说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