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家
大家-腾讯新闻2016-12-23 14:18
（一） 慢慢地，这些在动荡中离散的朋友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曾来黄州的米芾、京师初交的李公麟等，都聚集在他的身边。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他们又在王诜的西园举行一次雅集，参加者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还有僧人圆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道士陈碧虚，共16人，加上侍姬、书僮，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取名《西园雅集图》。
这样的雅集，在宋代十分常见。
宋代，是文人生活最为雅致的时代。不仅书法绘画、诗词曲赋，甚至连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艺术。
扬之水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如果说先秦是用礼乐来维护‘都人士’和‘君子女’的生活秩序，那么两宋便可以说是以玄思和风雅的结合来营造士子文人的日常生活。而宋人设计的‘行具’，其中所容，即是合唐人的风流遗韵与宋人创意为一而用来酝酿和铺张风雅的一个微缩世界。此后它更成为一种古典趣味，为追求古意的雅人所效法。”在宋代，士人们找到了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他们发现、并且积极地营造着属于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艺术家，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家。
我们今天的许多生活品位，都是奠基于宋代的。其中许多，比如花、香、茶、瓷，还有苏东坡参与调制的诸多美食，并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练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所以，郑骞先生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中国文化自周朝以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逐步发展，到唐宋才算发展完成，告一段落。从南宋末年再往后，又都是从唐宋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这个湖才完全汇聚成功，唐时还未完备。”
或许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总结三代以下的诗，收纳在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四个人的身上，自苏东坡的时代往后，一片空白。诗的时代，到苏东坡就结束了，其他书画文艺、器具物质，也大抵如此。
比如饮茶的习惯，虽然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就有，公元3世纪的张仪，在著作中记录了四川和湖北的茶叶种植情况，汉墓中也有茶叶出土，六朝时代，宫廷不只饮酒，而且饮茶，在唐代，茶更成为平民百姓的日常饮品，成了国饮，但到了宋代，饮茶方法、器皿才更加精细，成为生活品位的标志，成为一种文化，甚至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达成了一种无法忽略的默契。他们饮茶，为的是让生活的美学得到升华，在浮华与素朴之间，得到一种平衡的生活。
其实唐宋时期的饮茶方法也有不同，从南宋刘松年《卢仝烹茶图》，可以看出唐人喜欢煎茶，就是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同时把茶饼碾成不太细的茶末，等水微沸，把茶末投进去，用竹筷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茶碗中饮用。
对于投末时机的把握，陆羽《茶经》都有细微的提示。饮用时，需把茶汤中的浮沫均匀地舀进各个茶碗，这些浮沫是茶汤的精华，而且有着不同的名字——薄的叫沫，厚的叫饽，轻细的叫花。沫，就像飘浮在水面上的绿苔，又像撒落在樽俎中的菊花。饽，是茶渣煮沸时出现的一层层浮沫，宛如纯白的积雪。晋代《荈赋》曾写下中国最早的茶诗赋作品，其中写：“明亮如积雪，灿烂如春花”（“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煎茶时，才知其所言不虚。
画上正在主持煎茶的卢仝是唐代诗人，也是对中国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从刘松年《卢仝烹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卢仝得到谏议大夫孟荀送来的新茶，当即烹尝的情景。画面上那位头顶纱帽，身着长袍，席地而坐，仪表高雅的就是卢仝。一侍者着红衣，手持纨扇，正蹲在地上给茶炉扇风，另一侍者站在一旁，表情恭敬，可能是送茶来的差役。才子快意，新茶芬芳，卢仝乘兴，写下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后来被收入《全唐诗》。诗中讲述他从饮第一盏茶到第七盏茶的过程中的细微体验。这首诗，也被称为《七碗茶诗》，或《茶歌》。
晚唐时，又开始流行点茶，就是把茶末直接放到盏中，用煮好的开水冲茶。但它对水流的直顺、水量的多少、落水点的准确性都有要求，技术含量并没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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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慢慢地，这些在动荡中离散的朋友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曾来黄州的米芾、京师初交的李公麟等，都聚集在他的身边。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他们又在王诜的西园举行一次雅集，参加者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还有僧人圆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道士陈碧虚，共16人，加上侍姬、书僮，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取名《西园雅集图》。
这样的雅集，在宋代十分常见。
宋代，是文人生活最为雅致的时代。不仅书法绘画、诗词曲赋，甚至连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艺术。
扬之水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如果说先秦是用礼乐来维护‘都人士’和‘君子女’的生活秩序，那么两宋便可以说是以玄思和风雅的结合来营造士子文人的日常生活。而宋人设计的‘行具’，其中所容，即是合唐人的风流遗韵与宋人创意为一而用来酝酿和铺张风雅的一个微缩世界。此后它更成为一种古典趣味，为追求古意的雅人所效法。”在宋代，士人们找到了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他们发现、并且积极地营造着属于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艺术家，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家。
我们今天的许多生活品位，都是奠基于宋代的。其中许多，比如花、香、茶、瓷，还有苏东坡参与调制的诸多美食，并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练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所以，郑骞先生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中国文化自周朝以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逐步发展，到唐宋才算发展完成，告一段落。从南宋末年再往后，又都是从唐宋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这个湖才完全汇聚成功，唐时还未完备。”
或许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总结三代以下的诗，收纳在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四个人的身上，自苏东坡的时代往后，一片空白。诗的时代，到苏东坡就结束了，其他书画文艺、器具物质，也大抵如此。
比如饮茶的习惯，虽然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就有，公元3世纪的张仪，在著作中记录了四川和湖北的茶叶种植情况，汉墓中也有茶叶出土，六朝时代，宫廷不只饮酒，而且饮茶，在唐代，茶更成为平民百姓的日常饮品，成了国饮，但到了宋代，饮茶方法、器皿才更加精细，成为生活品位的标志，成为一种文化，甚至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达成了一种无法忽略的默契。他们饮茶，为的是让生活的美学得到升华，在浮华与素朴之间，得到一种平衡的生活。
其实唐宋时期的饮茶方法也有不同，从南宋刘松年《卢仝烹茶图》，可以看出唐人喜欢煎茶，就是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同时把茶饼碾成不太细的茶末，等水微沸，把茶末投进去，用竹筷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茶碗中饮用。
对于投末时机的把握，陆羽《茶经》都有细微的提示。饮用时，需把茶汤中的浮沫均匀地舀进各个茶碗，这些浮沫是茶汤的精华，而且有着不同的名字——薄的叫沫，厚的叫饽，轻细的叫花。沫，就像飘浮在水面上的绿苔，又像撒落在樽俎中的菊花。饽，是茶渣煮沸时出现的一层层浮沫，宛如纯白的积雪。晋代《荈赋》曾写下中国最早的茶诗赋作品，其中写：“明亮如积雪，灿烂如春花”（“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煎茶时，才知其所言不虚。
画上正在主持煎茶的卢仝是唐代诗人，也是对中国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从刘松年《卢仝烹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卢仝得到谏议大夫孟荀送来的新茶，当即烹尝的情景。画面上那位头顶纱帽，身着长袍，席地而坐，仪表高雅的就是卢仝。一侍者着红衣，手持纨扇，正蹲在地上给茶炉扇风，另一侍者站在一旁，表情恭敬，可能是送茶来的差役。才子快意，新茶芬芳，卢仝乘兴，写下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后来被收入《全唐诗》。诗中讲述他从饮第一盏茶到第七盏茶的过程中的细微体验。这首诗，也被称为《七碗茶诗》，或《茶歌》。
晚唐时，又开始流行点茶，就是把茶末直接放到盏中，用煮好的开水冲茶。但它对水流的直顺、水量的多少、落水点的准确性都有要求，技术含量并没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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