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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的悲剧

2023-03-02 19:3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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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的悲剧

文 \ 安立志


李昂的悲剧

国家兴亡，一果多因。“勤俭”与“奢侈”就是一种原因。但如果要问两个虽有“奢侈”与“勤俭”之分野（如隋炀帝与唐文宗）但同样导致了国家衰微的当政者孰优孰劣，又当如何解说呢？然而，确有人相信，只有“俭”与“奢”才是国家兴亡、事业成败的唯一原因。几年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被断章取义、不分场合地频频引用，就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李昂的悲剧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句，语出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咏史》诗。原诗是这样的：
历
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熏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是诗作于唐文宗李昂去世的当年即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从诗意看，此诗名为《咏史》，实为伤今，即对崇俭戒奢的李昂表达了深切的悲悼之情，同时对“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前贤古训表示了迷惘和异议。
李昂的悲剧
李昂是晚唐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位。在其登基之初，为扭转天宝以来李唐大厦将倾之危局，他励精图治，去奢从俭，即位不久（太和三年）就严格要求其臣下及亲属，“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纱縠绫罗”；驸马韦处仁因“尝着夹罗巾”，他即劝止道：“朕慕卿门第清素，故有选尚。如此巾服，听其他贵戚为之，卿不须尔。”而且他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听朝之暇，唯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通鉴》卷244）这即是“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的基本涵义。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崇尚俭素的“好皇帝”，却有人不以为然。开成二年4月，李昂在便殿面对群臣举起衣袖说：“此衣已三澣矣。”作为一国之君，竟然身着已洗过三水的龙袍，如此“高风亮节”，自然会使御前的正臣或佞吏几乎全部进入马屁精的行列，纷纷赞赏“今上”之“俭德”。唯有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兼侍书柳公权不发一言。“上问其故”，这位著名的书法家这样回答：“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节耳。”（同上，卷245）柳公权认为，身为皇帝，穿着洗过的衣服，不过是生活小节，而当政者的要务应是选拔贤能，汰除奸佞，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建立赏罚严明的政制，才能国富民安。这番议论有无道理呢？
文宗一朝，宦官、朋党、藩镇三恶为乱，从中央到地方，这三股恶势力象“蜀山蛇”一样缠绕盘缘，也就在李昂炫耀其“服澣濯之衣”的两年前，就发生了唐代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不唯宦竖大肆诛杀朝臣，皇帝本人也为阉臣所制。他所致力恢复的如同“青海马”奋蹄长嘶般的盛唐气象已一去不返，羸弱的朝廷再也无力制服危害国家的恶势力，以致于他常常“徘徊眺望”、“独语叹息”，自叹“受制于家奴，犹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李商隐笔下的“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的确道出了李昂空怀大志，无力回天的悲凉。李昂在位十有三年，终于在他31岁那年抑郁病死。
“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样一个连作者本人都予以质疑或否定的结论，何以被当作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竞相抄引且流布甚广？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李商隐的思想是过时的，柳公权的观点是偏激的，即便李昂先生的悲剧也只属于历史个案。不过，倘若阁下就是一位当政者，素朴俭约，几无挑剔，然而在您的治下却是经济崩溃，饿殍遍野呢？当此之际，您个人的素朴和俭约是不是也如柳公权所说——“乃末节耳”。在这里，需要作一解释，某些当政者的俭约之风，即或属于“末节”，也还是要比挥霍国帑，穷奢极侈，高出一个档次。
国家兴亡，既有直接原因，又有间接原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主要原因，又有次要原因，将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地归结为“俭”和“奢”这样一个并非主要的原因，这除了满足于“强六经以注我”的懒汉哲学之外，却与辩证法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1993年12月14日《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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