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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2023-03-03 16:4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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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安立志

“周期率”——在一些回忆文章和史料中也被称为“历史周期律”，其出处似乎是明确的。抗战胜利前夕，在著名的“窑洞对”中，黄炎培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员参访延安，行将结束他给毛泽东谈参访感想时，提出了“周期率”：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民国丛书第五编·延安归来》
，上海书店，民国34年7月，页64。以下引文，同者不注）


他的谈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接着，着重阐释了“周期率”的普遍性。黄炎培首先引用了两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两句出之《左传·庄公十一年》，原文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春秋左传注（增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页188）“禹、汤”与“桀、纣”，都是夏商时期的领导人，前者是两位明君，后者是两位暴君，对比意味明显。原文的意思是，“禹、汤”勇于自责，国家很快兴盛起来；“桀、纣”热衷甩锅，国家迅速衰亡下去。黄炎培引用此语，重点在于“兴亡”的因果与次序。正是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周期率”的概念，接下来，他又详细阐述了许多王朝始盛终衰或先兴后亡的嬗变过程：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这段阐述着眼于描述现象与过程，从历史变迁中发现问题、寻找规律，而这正是他提出“周期率”的历史依据。我国的历史变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朝代更替。从秦始皇确立皇权专制以来，秦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长则几百年，短则十几年，大都体现了始盛终衰这一历史循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周期率”称为“周期律”，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历史概率，后者强调的则是历史规律。《咬文嚼字》在公布《2009年十大语文差错》时，许多学者都认为“周期率”是误植，应为“周期律”。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的谈话并非单指朝代与政权，开始他就提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只是着重点在“一国家”而已。1999年我曾在《求是》杂志发表过《齐桓公现象》一文，着重探讨的是领导者个人的执政行为所导致的始盛终衰，比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等人。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同上书，页64-65）


黄炎培在谈话结束时说了上面的话。他一方面列举了政权衰亡的几种情况，另方面又向毛泽东探询，中共如何跳出这一历史循环，围绕的重点仍是“周期率”。


黄炎培谈“周期率”，立足于中国历史，探讨的是政治的兴衰成败与政权的轮换更替，从而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或历史规律，即任何政体都有一个始盛终衰、兴亡存续的历史循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问题，“周期率”作为阐释中国历史演进过程的一种描述、一种表达，可以从思想体系与专用概念两个方面来分析。而明确提出“周期率”这一专用概念的，显然是黄炎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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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乱翻书，竟然从欧洲思想家的著述中也发现了“周期率”的思想踪迹。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1748年，相当于清代的乾隆早期，他发表了在世界上影响极大的政治哲学著作《论法的精神》（严复译为《法意》）。此书的出版，比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早了半个世纪。孟德斯鸠在书中借以分析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资料，主要来自明清之际在华欧洲传教士的著述。这部著作的问世，对当时和之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按照这一理论建立的。书中多处谈到中国的政体与风俗。孟德斯鸠认为，世界上存在三种政体，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而当时的中国属于专制政体。根据该书在我国最早的译本，即严复所译的《法意》，作者在第七章“支那奢侈之敝”中，就曾深刻阐述了历史“周期率”的思想：
吾辈考其历史，大抵一朝开创，莫不有初，仁圣恭俭，畏天勤民，而奕世之基以立，至其后嗣乃坠丧耳。真主以汗马起家，其所受代者，例皆淫昏之末造，敬胜者吉，怠胜者亡，则其崇道德而戒淫侈者，势也。然而数世之后，继其位者，生帷墙之中，不识下民之疾苦，稼穑之艰难，则恣睢荒，忽于治理者，又其势也。其智则日微，其年则世促，支叶披离，权奸兴而阉宦日以信用，所推戴而拥立者，非襁褓即其童昏，朝廷所行，事事与天下冲突，勤者耕作，而惰者有秋，甚且取其业而败之，夫如是，则篡弑兴而覆亡无日。虽然，故社屋矣，一姓兴矣，而三四传之后，其新者又一循其故者之覆辙。享国短长不同，而平陂往复，一治一乱之机，莫不如是。是则支那之历史而已矣。（《孟德斯鸠法意（上）》，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146-147）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法意》作为严复的著名译本，于1909年出齐，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黄炎培在回忆录（《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中说过，少年时代他曾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考虑到《法意》在当时的广泛影响，黄炎培也极有可能看过孟德斯鸠的《法意》，只是个人视野有限，没有看到有关记载。这从黄炎培在“窑洞对”的语句也依稀看出上述引文的用语和文气。


“大抵一朝开创，莫不有初，仁圣恭俭，畏天勤民，而奕世之基以立，至其后嗣乃坠丧耳。”这里阐明的不正是始盛终衰的规律么？他如此概括统治者执政初期的清醒作为——“真主以汗马起家，其所受代者，例皆淫昏之末造，敬胜者吉，怠胜者亡，则其崇道德而戒淫侈者，势也。”接着他又指出统治者执政后期的昏庸行径——“数世之后，继其位者，生帷墙之中，不识下民之疾苦，稼穑之艰难，则恣睢荒，忽于治理者，又其势也。”他下面的阐述，集中阐述了王朝衰亡的种种弊端，“其智则日微，其年则世促，支叶披离，权奸兴而阉宦日以信用，所推戴而拥立者，非襁褓即其童昏，朝廷所行，事事与天下冲突，勤者耕作，而惰者有秋，甚且取其业而败之，夫如是，则篡弑兴而覆亡无日。”他所开列的种种弊端与衰象，比黄炎培所说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更加详尽、更加多样。他在最后指出，“一姓兴矣，而三四传之后，其新者又一循其故者之覆辙。”所谓“新者又一循其故者之覆辙”，说的不正是历史循环吗？“享国短长不同，而平陂往复，一治一乱之机，莫不如是。”“莫不如是”，全称肯定判断。他所强调的不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普遍性或规律性吗？“是则支那之历史而已矣。”显然，他的分析，特指的是中国历史之病根（就是说，有关“周期率”的分析，并不适用英美这样的政体）。而这与黄炎培所概括的“周期率”或“周期律”，仅仅是逻辑一致、不谋而合么？


如果不局限于“周期率”这个概念或专用词语，仅就阐释中国王朝历史更替的“周期率”这一思想体系而言，显然孟德斯鸠才是这一思想更早的揭示者。毕竟《法意》问世的时间，比黄炎培参访延安早了将近200年。


孟德斯鸠这一享誉世界的不朽名著，在我国译本甚多，公认的优秀译本有严本与张本。严复的译本距今已经110多年，而张雁深的译本也已超过一个甲子。严复的译笔采用的是当时通用的文言文，字义古奥，不易理解。尽管他追求翻译的“信、达、雅”，但译文显然不同于原文，译者自身的素养与风格总会留下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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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可以略过）
为减轻文友搜检之累，便于理解孟德斯鸠这段著名论述，不避重复，特将张雁深用现代语言翻译的这段内容抄录如下：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佚的有害。但是在开国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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