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湖南大学的一个公号上看到转载的一篇《怀念冯铁》的纪念文章，又看到他身着铜黄色西装微笑的照片，那与我
2001年在德国见到他时的神采别无二致，可是他已经去世五年了，离世时尚未及花甲，是英年早逝。假以时日，上天再给他三十年，这位驰名国际汉学研究界的权威教授还能完成多少惊天大作！
我与他在德国匆匆面晤，一别就没有再见，似乎真就是萍水相逢，但一直难忘的一个人。说起来也是很奇特的过往。
我曾经写过回忆在鲁尔大学汉学系讲学的短文，里面曾提到当时的系主任“冯教授告诉我
……”，那位冯教授就是冯铁先生。但他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士人，全名是
Raoul
David
Findeisen,按照德文发音应该翻译为芬德森才是，但他给自己起中文名字时把
fin就势写成冯，又让自己叫铁，于是有了一个普通又地道的中文名冯铁，颇像我们邻居钢子铁子。其人却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颇有民国书生风度。
其实那次他没有必要接见我，也许完全会错过认识他。那年我在诺丁汉大学访学一年。我的小说《孽缘千里》的德文版译者卡琳·
海瑟尔布拉特（
Karin
Hasselblatt）当时正在鲁尔大学任教，就邀请我就近过去就小说和中国文学讲两堂课，还特意说幸好我在英国，否则学校的预算无法提供我从北京去德国的昂贵旅费。我去讲完课后海瑟尔布拉特女士告诉我冯铁晚上要请我们一起晚餐，我这才第一次听说了冯铁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孤陋寡闻，冯教授那时早就驰名国际汉学界。
当晚见到冯铁时，他穿的就是照片上这样的铜黄色西服套装，大概一米八多的高个子，风度翩翩，讲一口柔和的中文，饭后喝咖啡聊天
时他会掏出烟丝来自己卷根烟吸起来。其实以他的名家身份，完全可以不花一个晚上的时间请我吃饭聊天，仅仅在办公室白天抽空寒暄几句，或者不见我也无所谓，毕竟我不是什么名人，仅仅是一个中国小说作者，而且我做的劳伦斯研究与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毫不相干，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共同话题。但他还是出于系主任待客的礼节，或者还有某种好奇心，才拨冗请我一聚。为此我应该很感谢他的。
如前所说，他对我的小说和我的劳伦斯研究毫不了解，席间的谈话基本就变成了我向他询问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心得——毕竟我对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有所涉猎，对“鲁茅曹郭老巴”等几大家都有粗浅了解，就当是一个中国记者采访一个外国汉学家吧，所以谈话没有冷场，还颇有点专业氛围。聊天当中他还从皮包里拿出茅盾的几页手稿复印件给我看，特别说明他很专注于这些作家的手稿研究，从中很有一手的发现。这令我感到很惭愧，我对劳伦斯的研究远没有到这个份儿上。
席间说到他刚从布拉格大学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答辩回来，答辩会很隆重，评委会成员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大学的汉学家。我这个外行没有对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发生兴趣，而是随口说布拉格这座城市太美了，在中国很难有机会去，但从英国去那边旅游看看就方便了，回头得去。就在这时冯铁说了一句令我大为惊喜的话，他说，也许你不用自己仅仅去旅游呢，布拉格查理大学有东亚系，他们估计会对我的小说和电影《混在北京》感兴趣，如果我愿意去就放映一次电影并做一次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讲座，他可以帮我问问那边有没有邀请我的兴趣。我自然说愿意。但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从德国回到诺丁汉不久，我就收到了查理大学东亚系的邀请，完全是按照冯铁的设想，去放映一场《混在北京》电影，再做一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讲座。我没有想到心心念念多年的布拉格之旅就这样成行了。这都是冯铁建议和安排的结果。大大出乎意料。
布拉格讲座之后与冯铁有过几次电子邮件的来往，回国后偶尔会看到冯铁群发的电子邮件，每次都是他去欧洲哪个大学讲学的简单描述或新出版什么著作的情况，估计专业人士会与他联系了解讲座内容，但我不是那个专业的，只是看看他的动向，回一个Congrats!（祝贺）之类的感叹而已。后来发现网上有他来华讲课的消息，有一次还是在北京。但他没有跟我联系。估计也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学术圈的学者，他来一次要把时间充分用在与专业人士的交流上，难得拨冗联系我这个圈外人吧。我们就这样“失联”了。直到很多年后，在网上看到他发病去世的消息，那时他已经离开了德国，在斯洛伐克一所大学任教了，据说他把那里一个仓库改装成了他的特大书房，沉浸于书海中，忙碌又悠然自得地从事研究享受研究。那之前他在欧洲很多大学任教，但估计他想不到斯洛伐克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对我们这些一生换二个“单位”都嫌多的人来说，冯铁的职业生涯真是变幻多彩，几乎走遍了欧洲大学的汉学系。
可惜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留给我的印象就定格为：铜黄色西装、自卷烟丝吞云吐雾、温文尔雅的谈吐、谦和热情的微笑、英俊潇洒的相貌身姿。
那时没有手机，当天聚会也是课后匆忙决定，我的相机还在旅馆里，所以我们聚会时都没能拍一张合影。不过今天的公号文章里刊发了他的照片，恰好是一身铜黄色的西装，或许他很偏爱穿这个颜色的套装吧。
多年后纪念冯铁，同时再次说声谢谢冯兄！虽然他听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