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乐道院，怎样成为东方奥斯威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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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5日，潍县义和团陈双辰(又名陈锡庆)率团民火烧了“乐道院”，烧毁楼房42间，平房136间。1902年北美长老会用清政府“庚子赔款”的10万两白银，在潍县县城重新扩建了“乐道院”。重建后的乐道院占地200多亩，成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山东总部。乐道院里除了教堂，院内建有广文中学和教会医院，是昌潍地区集教会、教育和医疗于一体的教会服务中心，也是西方传教士、教师、商人、学者和医务工作者聚会的活动中心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在这里居住，美国《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也曾随父母在此居住过。
院里的教堂、医院、学校除了外国友人主持和工作外，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是中国人，广文中学的校长黄乐德就是当地人。他与德卫斯是学生，德卫斯原任潍县广文大学校长，后广文大学与济南广智院等6所学校合并更名齐鲁大学，他任教务长。
在乐道院服务的中国人成为这里的居民，他们与外国侨民成为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此高兴得老泪往下淌，他已多次敦促美国对日宣战，当天，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对日宣战，和中苏共21个国家建立了同盟国阵营，与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美国情报人员发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系在美国的日裔侨民充当间谍提供。日侨在美国开酒吧、舞厅、妓院服务美军，同时窃取美军情报。日海军情报人员也化妆成渔民事先潜入珍珠港，与日间谍共同搜集情报。情报细致到星期日美海军离舰人员比例，值班人员交接班的时间，以及离舰人员回舰时间，日军据此确定星期日清晨为发起攻击时间。基地美军大部分人员在沉睡中殉职，偷袭异常成功，美国上下对日侨恨之入骨。
珍珠港事件两个月之后的1942年2月8日，罗斯福总统亲自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委托陆军部将侨居在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6万多日侨，强行集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区统一居住，划定无人进入的聚居区，隔离其与外界的联系。
日本似乎早有应对策略，为报复美国，他们随即在中国全境搜捕同盟国在华的牧师、教师、商人等侨民，并将其全部强行抓捕，分别在香港、上海龙华和潍县三处关押，将关押地命名为“敌国人民生活所” (简称C.A.C) ，实为集中营。其中因潍县靠近胶济铁路，交通便利，加之乐道院地大房多，美国人又集中于此，日军将魔爪伸向这里。
日军宪兵队带伪军强行占领了乐道院，院内中国人被驱赶。宪兵队长汤本宣典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年仅18岁的医院女护士魏希芳强行奸污，并将其长期霸占。日军还将乐道院周围的中国居民驱逐一空，强迫当地苦力，把院内所有树木砍伐一空，在院内的六个角落垒起岗楼、碉堡，架起机枪，围墙上架设了一道道带电的铁丝网，一座幽静而充满欢乐的教会中心，霎时变成了阴森恐怖的集中营。
日军将英、美、法、新西兰、加拿大、古巴、希腊、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21国在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徐州、济南、青岛、烟台、滕州等地）的2008名侨民无辜抓捕，陆续押送到这里秘密关押（后将400多名天主教牧师转移到北京关押），羁押长达3年半之久。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关押的人数最多的同盟国侨民集中营。西方侨民中许多世界著名人士，如英国400米奥运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荣获1982年美国第54届奥斯卡金奖的故事片《火的战车》，就是以他的素材创作）、华北神学院创始人赫士博士、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雷振远）神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卫斯博士、中美重新建交后首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美国花旗银行董事长夫人沙德拉·司马雷、青岛大英烟草公司经理韦伯、燕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韦尔选及夫人、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谢迪克博士、英语系主任桑美德女士、哲学系主任博晨博士、化学系主任窦维廉夫妇、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先生等33位知名教授；还有英国天主教神甫艾文德先生、后任加拿大海外基督教使团总监的米歇尔·大卫博士、基督教内地会以及烟台芝罘英文学校创始人英国牧师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仁博士和芝罘学校的300多名欧美籍师生等等。上至年近90的老人（美国德高望重的赫士（Watson M.Hayes，华北神学院院长），下至8岁的儿童（戴爱美战后成为美国的一名作家，专门写过她在潍县集中营的回忆文章，与她年龄相仿的儿童有100多名），有的全家老小全被抓捕关押，戴爱美的全家、20岁的德斯蒙德·鲍尔从上海龙华转到潍县集中营时，发现他的母亲和太太，还有同母异父的妹妹都已一群囚犯中间。一空不管几口人，只给一间六七平米的低矮小屋，烧木柴的烟味儿呛得人不能喘气；大宿舍里，每张床与床之间相隔不到一尺。夜间小便、打鼾，甚至打饱嗝的声音都清晰可闻，乐道院成为继波兰奥斯威辛之后的又一座人间地狱。
清晨钟声敲过，全体侨民不管男女老幼都得到操场集合点名，各自报上自己的牌号。如果报数不对或声音太低，就会遭到如狼似虎的日本看守的呵斥。经值日的日军士兵校对名簿，6队相加总数无误，训完话才得散去。
早饭后，除了80岁以上的老人外，其余侨民必须参加劳动。按各自的专长，分别充当面包师、厨师、鞋匠、洗衣工、锅炉工、修理工、医护等，其余没专长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得轮流帮厨、做煤球、或种菜、运煤、拾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几百名中小学生上课前后也得干活。要不服从，日伪军就用脚踢，打耳光，用枪托捅他们的后腰。
高墙上铁丝网围困，房舍内破烂不堪，院内没有自来水，厕所粪坑敞露、全院只有两间淋浴的房屋，环境被破坏得比监狱还差。
英国人乔伊回忆：“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所有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无法使用，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不只环境恶劣，日军对他们封锁一切消息，他们如同被关进了铁笼子，成了聋子、瞎子，其精神所面对的折磨与虐待令他们无法忍受。
这些被囚禁的同盟国侨民之前散居在中国各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到了集中营，粮食实行定量配给，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侨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大多是发霉的陈粮，土豆腐烂变质，少见的肉上则满是蝇蛆。吃惯了面包的小侨民乔伊丝咽不下高粱米，她母亲只好劝她：“不断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则，你会饿死的。”
戴爱美回忆：“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绿豆煮的一碗粥，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炖煮千篇一律，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
到后来早餐一周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的麦糊；午餐只有白煮卷心菜汤和一只洋山芋；晚餐根本就没有。
由于营养不良，人们体重下降，憔悴消瘦，体力枯竭，多生疾病。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们，一个个齿暗无光，面黄肌瘦。已经发育的少女，连月经都停了。
在集中营不仅缺吃少穿，药品更是奇缺。尽管侨民中不乏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有些侨民却因病后无药物治疗而失去生命。
奥运冠军利迪尔是在戴爱美这些孩子心目中，飞毛腿“爱瑞叔叔”是快乐和光明的化身。
因病得不到治疗在集中营病逝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