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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市场开拓前进——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与发展历程

2024-02-27 19:1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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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市场 开拓前进
——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与发展历程


顺应市场开拓前进——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与发展历程 顺应市场开拓前进——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与发展历程
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真正改变发行体制是1985年，全国第一次发行工作会议把产、供、销三方召集一起，做出历史转折性变革，即全国出版社的图书总发行，由新华书店代理，改变为出版社自办，流行的所谓“自办发行”或“社办发行”，实际含义是出版社自办本版图书的总发行。这一改革是面对全国新华书店库存暴满、流动资金短缺、周转完全失灵的“死机”状态做出的抉择。图书销售模式也随之由新华书店独家包销，改变为出版社出让三个折扣（供货折扣由70％降为67％）经销（零库存的无风险经营），出版社承担起总发行应承担的发行总策划、总宣传、总储备、总供给、总流通的责任。面临无机构人员（相当多的出版社没有发行部）、
无库房、无设备、无渠道、无经验等现实困境，几个社科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马高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久安、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沈炳麟、人民出版社的施茂仙、新华出版社的常广厚等等十几个人）在一起叫苦，叫出了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社科书市，组织出版社到文化宫东树林设摊位销售图书，打开一个市场的窗口。到第二届，发现有书店来书市找出版社订货，于是第三届社科书市就要下文化宫东配殿做会场，挂上第一届社科图书交易会的会标，让出版社自带桌椅书架，摆摊订货，书店自发前往。参加出版社44家，订货码洋676万元。尽管带自发性，很不规范，规模与效果很小，但它的重要意义是开端。第二届冠名全国图书交易会，参加出版社94家，订货码洋2000万元。


我是1986年9月从济南军区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创建发行部，参加了第二届订货会，会后被邀请到社科书市办公室兼副主任，我对订货会有想法，于是分工我专管订货会。


我的人生主张是人在其位必谋其政。让我管订货会，我想的不是办好这一届，而是想订货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模式？怎么样办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怎么样办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


一、赋予订货会有生命力的灵魂


订货会是新生事物，看样订货的形式是对原书目征订方式的一种改革，它最大的功能是减少“隔山买牛”的盲目性，提高订货的准确性；出版社联合起来办订货会，是产销直接见面，减少中间环节，缩短流通周期，提高周转速度，完全符合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方针，方向绝对正确。


任何事物的生命力取决于事物内在的确定性，也可以说是事物本身的基因，订货会也是如此。那么订货会的性质是什么呢？应该赋予它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如何给它健康而充满生机的基因？筹备第三届订货会时因展场原因未能如期举行，这样就有了更充分的策划与准备时间，我探讨了订货会应具备的模式。


一、要有一个叫得响的会名：首都图书交易会。一是考虑首都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的出版中心，用首都做会名，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当时参会的仅限在京的社科出版社，考虑要扩大到科技出版社，以致京外的出版社。


二、确立订货会的宗旨，摆正主办者的位置。


社科书市办公室，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协会组织，纯粹是一些有志于出版事业的志愿者、志同道合的同仁临时凑在一起，想为行业、同时也是为本社、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做点有意思的事。一项活动、一个平台，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宗旨，没有宗旨就没有灵魂。我为北京图书订货会确定的灵魂只两个字：服务。为行业服务，为出版社与书店合作服务。


图谋利用订货会挣钱，不可以这么想，行业也不会答应，也办不长久；办订货会是行业困境与现状的需求，是共同愿望迫使大家自愿走到一起；是行业和自办发行现实需要图书交易的平台，是为行业、为本社、也是为自己的工作创建一个平台。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完全是出于自愿与事业责任，甘愿为行业服务，为出版社与书店的合作交易服务，这些人把这项工作当作自己对行业的奉献和应尽的义务。


三、确定订货会的主人与客人。


任何商业性会议，光有办会者的积极性，而无参会者的积极性，什么样的会都办不好，勉强办成也注定不会长久。订货会是为谁办？这个订货会就是为出版社自办发行开拓市场，创路子，建渠道，那么出版社就是这个会的主人。发行体制改革以来，图书市场一直是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也就是说出版社的备货远远大于书店的订货，市场的主动权掌握在书店手里，这一现实便确定，书店是订货会的客户，主人要热情欢迎和接待被邀请来的客人。办会者则是为主客双方合作服务。


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分清，办会方式方法就好确定。出版社是订货会的主人，出版社参展是招商，参会就必须承担订货会场地、展具、宣传、接待所需的会务经费；书店是客人，他们参会需要邀请，身份虽是客人，但他们来参会是来订货，是来做生意，他们也需要负担自身的交通吃住费用，但不能承担额外的费用；办会者是服务机构，是用出版社的钱来办会，那就必须尽心尽责为社店合作做好会议的服务工作。


四、确定订货会的方式规格、服务质量和收费标准。


办会者既然是为出版社和书店服务，那就需要讲究服务的方式，讲究服务的规格与质量，根据服务的规格与质量，确定收费的标准。


我设想，要提高交易会的订货效果，必须把交易会与书市分开举办；看样订货，必须要有专用的展厅展场，要为参展出版社设置展示样书、便于书店看样订货的展台；要有相当规模的宾馆，统一接待安排出版社与书店代表的食宿，让社店在一起吃住，便于利用可利用的时间进行交流和业务洽谈；会前要做好宣传，会中要搞好活动等等。


交易会时间定在1990年5月，这样可以给书店有较长的销售时间，让他们消除造成库存积压的顾虑，放开量订货。


收费的基本原则是保证收支平衡，不能亏损，略有节余即可。


收费的依据是：出版社除了自己的食宿费外，还应该负担展场、展台、宣传、接待等会务工作经费；书店代表只负担个人的基本食宿费用。


五、确定订货会的办会方针与会风。我提出了“顺应市场 务实求新”的办会“八字方针”。主张交易会不搞开幕式、闭幕式，不送纪念品，不搞变相旅游，开门搞订货，关门送客人；订货会结束时，搞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如实向媒体通报订货会的实况；订货会只给主管部门的领导发请柬来现场参观指导，不举行会议，坚持勤俭务实办会的会风。






经书市办公室成员讨论，一致同意我的设想。我负责起草首都图书交易会招展实施方案。计划120家社科出版社参会设摊，邀请200家书店参会订货，找一家具备放置120个展台（四张会议桌一个展台）订货会场，800个床位的宾馆，考虑不给参会出版社和书店过重的费用负担，选三星级宾馆；选择宾馆同时考虑北京站到宾馆的交通是否便利。


当时在职人员工作分不开身，委托已退休的沈炳麟老先生找宾馆，他每天背着小挎包满北京到处找，最终找到了玉泉饭店。三星级，有大会议室，可放130个展台，有800多个床位，尤为方便的是北京站出站地铁可直达玉泉宾馆，接站人员只须买好地铁票，在北京站出站口举牌接站发地铁票就可以。


首都图书交易会如期举行，我带着人美出版社的廖大健和两社四个工作人员搞接待，不到三个小时，800个床位告罄，还有许多书店的代表没到，怎么办？附近近距离没有合适的宾馆。我找饭店经理商量，能不能住会议室。饭店经理很配合，当即决定买200张行军床。我当即向出版社的同志们说明情况，让出版社的同志把房间全部腾出来让书店的同志住，出版社的同志一呼百应，半个小时就把房间全部腾出，都毫无怨言地住会议室行军床，一个会议室住二三十人。


参会出版社达到128家，书店代表就800多人，当场成交码洋3200万元。会议期间，亚运村刚竣工，我们打算让全体代表参观，得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支持，租了十几辆大客车，让全体代表参观了亚运村的运动场馆与设施，与会代表大开眼界。交易会闭幕那天晚上，搞了一次集体聚餐，出版社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店同志一起欢聚庆贺，大家非常高兴满意。会议接待、会风和成效，一下把首都图书交易会打响，为图书交易会确定了办会模式，闯出了路子，为下一届规模扩大打好了基础。


第四届首都图书交易会移到工人体育场举行，时间提到3月份，准备了体育场宾馆、总参第一招待所、中国青年报记者接待处、京东宾馆等四家相挨的住宿单位接待书店代表，参加出版社达到156家，书店达到350家，订货码洋8000万元。


二、把矛盾当作前进的动力


做事总会产生矛盾。事物的矛盾不外乎来自外部客观和内部主观两个方面，举办北京图书订货会也是如此。天底下再好的事情，也有人反对；再坏的事情，也会有同伙。北京图书订货会所走过的历程充满着矛盾，是在矛盾中前进，在矛盾中发展。


北京图书订货会一改书目征订的盲目性，本身是进步，是创新，出版社和基层销货店一片称赞，一致拥护支持。但原来搞目录征订的发货店中盘，却因自己原来的工作遭否定而不那么光彩，不那么舒服，对订货会便不那么支持，甚至反对。


这倒并不是某个个人为一己利益，或个人成见，反对抵触订货会，纯粹是单位利益与名誉的驱使。我搞代理总发行，搞得库存巨大，周转失灵，图书市场成一团死水；出版社自办发行，却红火起来，有点丢面子；产销直接见面，这么搞下去，中盘如何生存；你们产销直接见面，把大中城市店都拉走了，把征订难、发运难、订数小、分布散的农村基层店扔给我管，你们吃肥肉，让我啃骨头？为此，发货店对首都图书交易会心有排斥，有意无意地给订货会横挑鼻子竖挑眼。


先是造舆论批评，以舒新笔名写文章《看样订货会亟待改进》发表在《新闻出版报》。文章直接点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的首都图书交易会、大百科上海分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央36家科技出版社、全国地方科技出版社等单位分别在2月至4月举办的6个看样订货会的名。说这些订货会时间密集、次数频繁、使基层书店疲于奔命，满天飞，在体力、财力上怎么受得了?同时指出了这些订货会有四个问题：一说这些订货会邀请的都是城市新华书店，县新华书店和边远地区书店的货源供应如何解决？二说出版社以优惠折扣把城市店订数收走了，造成新华书店发货店征订数萎缩。三说这类订货会表面给销货店优惠折扣，实际比给发货店供货还多赚五个折扣。四说有些订货会搞专程旅游不正之风。最后结论是，看样订货会应该由发货店与出版社共同组织。


我即以欣荣的署名文章《看样订货会需要改进，更需要支持》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明确与“舒新”商榷。我在文章中重申，订货会是新生事物，广受欢迎是因为一是对书目征订的改进与创新；二是体现了国家实行“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直接让利给基层店”、“加强出版社横向联系”等改革方针。但并非完美无缺，有四方面需要改进：一是举办看样订货会的资格需要明确规定，有资格的首先应该是拥有总发行权和货源的出版社，其次才是一级发货店，其他单位没资格办订货会；二是加强宏观控制，严格申报审批手续，全国性的订货会须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三是端正看样订货会的会风，首都图书交易会就不搞开幕式闭幕式等形式主义，不请客，不送礼，不旅游。第四，明确订货会宗旨，提高订货会实效。文章同时指出，舒新的文章标题是“改进”，文章除了质疑批评没有任何改进意见，只要求看样订货会应该由发货店与出版社合办。我的回应是，出版社主办和社店合办，仅是发货店参与不参与之差，而无本质区别，合办不合办解决不了时间密集、邀请对象局限和会风等问题。合办需要双方的诚意，把两种同类订货会人为地对立起来，既不利于社店团结，也不利于发行改革。


进而直接下发通知抵制。1992年举办第五届首都图书交易会时，会议规模扩大，移到亚运村，利用国际会议中心做订货会场，公寓楼一个楼就可以容纳1500人住宿。筹备之中，90余家大中城市和地区新华书店来电报与电话，说接上级主管书店通知，不允许他们参会，报名交钱的要求退款。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经营管理研究委员会作为主办单位，当即召集60余家中央出版社的社长开会，通报情况，研究对策。中国版协秘书长王业康在会上介绍情况后，参会出版社社长除了气愤之外，建议版协立即如实向新闻出版署领导汇报，请新闻出版署领导重视解决。新闻出版署发行司过问了这件事，事态才有所缓解。但还是有30多家城市店没能前来参会。这届交易会如期举行，成交码洋达到1.1亿元，比第四届增加了3000万元，“干扰”对交易会的成果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


接着便公开对垒竞争。行业改革只能向前发展，不能开倒车。存有抵触意识的人也被裹挟进入市场经济，意识到垄断经营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出路只有走进市场，参与竞争。体制改革后，发货店已是二传手，不再直接拥有货源，供货率和供货时间无法保证，因而无论分区域的六大片订货会，还是之后办在首都图书交易之前的全国订货会，实际效果都很不理想，最后只能停办。


出版与发行本就是同业一家，同样的出版社，同样的销货店，而且时间紧挨在一起，同时举行两个订货会，很让出版社和书店为难。他们只能根据实际效果做选择，六届首都图书交易会的历史、形式、内容、规模与成效在全国已成品牌，广受礼让欢迎支持。为了行业的发展，为真正贯彻协会为会员单位服务的宗旨，我们主动做出姿态，委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杨永源社长、新华出版社甘纯根副社长和沈炳麟老先生一行三人，主动赶到郑州去与对方协商两会合并联合办会的事，居然遭到拒绝。


竞争实际是一种动力，一种促进。首都图书交易会移址中央党校后，已固定场所、固定时间，不仅办会条件得到改善，又赋予交易会新的功能。一是增加了户外宣传广告，交易会期间，中央学校院子里图书宣传广告，企业形象广告、招贴、横标铺天盖地。二是增加了研讨会，交易会期间同时举办研讨会，探索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创新开拓市场的理念与理论，交流经验。三是举办各种活动，扩大出版社的形象和产品宣传，赵忠祥、姜昆等文化名人都到交易会上向书店代表介绍他们的书。还举行文艺演出，参会代表都观赏到马玉涛、梅葆久等著名演员的表演。


首都图书交易会这样的交易平台，不是谁轻而易举都能打造，也不是谁都能保证它持久地发展壮大。我们从来没有做过针对别人的宣传，也没有挑过别的订货会的一点毛病，完全靠自身的功能，规模一届比一届大，成效一届比一届好，全国没有可比的第二。其根本原因是货源在出版社手里，让产销直接交易，没有中间中转环节，不另收取费用，社店谁不欢迎？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第九届首都图书交易会参会出版社达到356家，书店保持在5000人左右，成交码洋都过亿元。媒体上再度出现了由谁主办全国性图书订货会的纷争，中国版协宋木文主席找我们了解情况，我们如实反映曾主动找对方谈过两家一起合作办会的事，但他们拒绝了。他强调办订货会，就是为出版社与书店的合作架桥铺路，平台建好了，功能发挥作用了，谁来办不是问题，只要坚持服务宗旨，一家办两家办都可以。


宋木文主席主动找了发行协会会长刘杲同志，指出两个协会没有必要为争办图书订货会引发纷争，影响不好，提出两个协会一起合办，一起为会员单位服务，刘杲同志完全赞同。


在新闻出版署分管发行工作的杨牧之副署长亲自协调下，自1997年第十届开始，首都图书交易会更名为北京图书订货会，冠以年号，第十届叫“97北京图书订货会”，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与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联合主办。从矛盾对立到竞争，再到联手合办，之后的相互默契配合，顺应了自然法则，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始了新的征程。


3．只要与时俱进，想火多久就火多久


北京图书订货会办到2005年的第18届，随着书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程度不断强化，图书销售实行全面寄销，订货会的订货功能失去意义，业界发出北京图书订货会还要不要办，还能办多久的疑问。我给媒体的回答是，出版社与书店都已是企业，图书经营已完全市场化，商家做生意离不开信息交流与洽谈沟通，这个会有它生存的客观需求与行业现实需要，关键在主办者能不能与时俱进，假如能顺应市场规律，依据市场需求，随时调整功能，满足社店企业发展的需要，想办多久办多久，想火多久火多久。






一、取决于主办者的目的。办会的目的有多种多样，假如办会者出于事业心和责任感，忧企业所忧，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帮企业所需，把图书订货当作业内的一项事业，当作个人的人生价值追求来做，他们就会不停地考量，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创新，会时时刻刻想在走在行业的前面，考虑企业究竟需要什么？企业急需解决什么问题？展会可以帮助解决什么问题？这会自然会顺势发展，不断更新，越办越好。


二、取决于展会准确的服务对象。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每年办三大盛会，即北京图书订货会，全国书博会（原叫全国书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三大盛会的原始功能非常清晰，互不交叉。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服务对象是出版社书店，项目是社店的业务合作；全国书博会的服务对象是销货店与读者，服务项目是展销图书；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服务对象是中外出版社，服务项目是中外版权的输入和输出。假如把三个会的功能都扩展延伸，势必造成混淆、交叉、重叠，那三个会等于办成了一种会，就会出现需不需的问题。要想独立存在，必须有独立的服务对象和独特的服务功能，只有把会办出别人无法替代的功能才能持久地办下去。


　　　三、取决于展会的服务质量。北京图书订货会由开始的“骡马大市”，发展成可与国际书展媲美的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交易盛会，与它的服务宗旨和服务质量是分不开的。它的服务宗旨、务实的会风、低价位收费、周到的接待服务、丰富的信息交流、多功能效益，是独特的。办会者只有坚持、改进、完善、提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北京图书订货会走过的历程，也是我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它是一项事业，是一件作品。自1987年由出版社发行界几位有识之士自发创办，到第三届正式规范定型，定名首都图书交易会，到1992年第五届首都图书交易会由中国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主办，到1997年第十届，再由中国版协和中国发协共同主办，名称改为北京图书订货会，直至2012年举办完第25届，前九届第三届开始分工我主管，第十届开始任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后改为组委会秘书长，陪它走过了26年历程，见证了它的发展全貌。


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建于民间，没有拨款补贴，没有常设办会机构，没有政府行为，成为中国书业界地地道道的一年一度业务交易盛会，它成功的奥妙何在？要说秘诀，就是八个字：顺应市场，务实求新。所谓顺应市场，就是顺应市场的规律；务实是北京图书订货会不搞形式主义，办实事、求实效、给参展单位以实惠的会风；求新是不断创新，逐步完善，不断开拓，满足需求的追求。后来我把它改为“遵循规律，顺应市场，满足需求，开拓创新”十六字方针，这是北京图书订货会常办常新，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回顾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第一至第三届）。北京图书订货的前身叫首都图书交易会，它以“看样订货”“产销直接见面”“减少中间环节”先进于“看目录订货”“产、供、销层层中转”等陈旧形式，受到出版社和销货店的广泛欢迎。这个新形式，符合商品流通规律，也满足社店需求，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一届与第二届随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首都社科书市同时举行，第三届正式以订货会的模式举办，明确服务为办会宗旨、务实求新清廉为会风，出版社由第一届的44 家增加到128家，参会人员由290人增加到1000余人，订货码洋由676万多元激增到3200万码洋，当时的书只有一两元钱一本，订出图书达2000多万册。


二、定型阶段（第四至第九届）。从第四届开始，订货会在总结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根据书业发展的形势和社店需求，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主办单位升级，由原来自发的社科书市办公室，正式由中国版协经营管理研究委员主办，中国版协主管。二是改变举办时间，定在最适合订货的年初春季举行。三是场地扩大，第四届到了工人体育场，第五届移到亚运村，第六届进入中央党校。四是邀请全国出版社参加，第四届有京外出版社主动前来参加，第五届正式向全国出版社发邀请招展。期间规模不断扩大，出版社由156家逐步增加到356家；接待住宿人数由一千多增加到3200人，加住会外的代表达5000人左右；订货码洋到第五届过了亿元，第九届突破10亿大关。这个订货会的组织者有一批热心人，还有几个有心人。热心人和有心人在不断研究、思考和发现市场的客观规律，不断摸索，不断调整，不断更新，开拓前进。


三、发展阶段（第十届至第十八届）。从第十届开始，这个订货会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主办单位，改由中国版协和中国发协两个协会共同主办。二是订货会名称改为北京图书订货会。三是展馆提升档次，走出中央学校，第十一届到了丰台体育馆，第十二届进了国家级展馆农展馆，仍不能满足需求；第十三届进入了国际展览中心。四是拓展功能，由单纯的看样订货会逐步发展成为集看样订货、展示品牌、交流信息、联络感情于一体的业务交流大会，地地道道成为中国书业界一年一度的业务交易会。


到第十一届参展出版社已有489家，算上副牌就突破了500家，全国的图书出版社基本都参加了这个订货会。成交码洋继续一路飙升，第十一届过了15亿，第十五届破20亿大关，第十八届突破30亿码洋。


四、提升阶段（第十九届至第二十五届）。随着社店业务合作方式的改变，图书销售由原来的书店订货经销，改变为出版社主发寄销，这一变化致使订货会的订货功能失去现实意义。因此第十九届订货码洋掉了近7个亿。订货会出现参会热情下降、展位减少的趋势。十九届比十八届减少39个展位；第二十届比十九届又减少近一百个展位。订货码洋报数也含水分，一直在23至25亿之间徘徊，订货会连续两年处于低迷状态。怎么办？它迫使主办者总结探究，找到不断更新展会内容，丰富订货会的多元功能的办法。


2004年，我带领一个小组，用专门的时间研究北京图书订货会的规划，按国际化、规范化、现代化、市场化要求，做出了北京图书订货会新的发展规划，同时完善建立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总体构思》、《组织机构职能》、《财务管理规定》等七项规章制度。


订货会改革的具体措施是：扩大招展，邀请港澳台地区出版单位参展，享受大陆出版社同等待遇，同时邀请海外华文书店参会订货，每届都有100多个港澳台出版机构和海外华文书店前来参会。2007年（第20届）更是北京图书订货会重大改革、突破创新的一年，这一届增设了三项新的活动内容。一是举办高峰论坛。中国书业正处体制改革的攻关阶段，书业改革的论坛虽频繁举行，但订货会的论坛备受业内关注。北京图书订货会的论坛，有其独到的思考，力争办出应有的特色，每次都请新闻出版署的署长、副署长演讲，同时请全国书业界各路领军人物论剑，每届论坛均取得良好效果。二是增设书稿版权交易会，建立版权交易市场。围绕“版权保护”、“中国出版走出去”、“数字出版”等专题举行业务讲座。336部原创作品参加了交易活动，当场达成了100多个合作意向。第二次书稿版权交易当场签订意向合同320多项。三是增设全国图书馆现货看样采购会。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图书馆的建设摆上了议事日程，全国图书馆每年的采购量近50个亿。我国每年出书数十万种之多，而一般城市书店的中心门市陈列销售品种仅3至5万种，大型书城也不过8至10万种，而且新旧品种混杂，难以适应图书馆采购的需求。北京图书订货会给图书馆采购提供了机会，馆配供应商也应运而生。第一次举办图采会当场成交4900万元，第二次图书馆现场采购6500万元；第三次图书馆现场采购达8100万元。


除了增设新项目外，在新项目的组织实施方式上也进行改革，按国际化、专业化、规范化的要求，首先是加大对订货会宣传的力度，与《中国新闻出版报》合作，出版“北京图书订货会快报”，每届出三期，每期八个版，随《中国新闻出版报》一起向全国发行。不仅让参会的代表都能看到订货会的信息，而且可以让没来参加订货会的全行业的人员通过报纸看到订货会的全部信息，而且便于作资料留存。


其次与专业业务机构合作，让他们直接参与订货会项目的组织实施，增设项目，提高专业水准，增强效果。一是请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承办港澳台出版机构和海外华文书店参展的业务，由他们统一组织港澳台地区出版机构和海外华文书店订货供货；二是请《中国图书商报》参与合作，与组委会一起策划筹办论坛。三是请中华版权代理公司承办书稿版权交易项目；四是分别请新华书店总店、四川新华文轩连锁公司承办全国图书馆现货看样采购会。这些专业企业机构的参与，对提升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国际化、专业化、规范化程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设置数字出版专馆，并举办发展峰会。数字出版既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同时自身又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数字出版处于起步阶段，思路还需理清、商业模式有待探讨，产业链尚不完整。为此，我在201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幕前10天，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了《突破电子书出版发展的瓶颈》专文，确立产业思路，明确投资方向；理清商业模式，建立统一标准；合理分配利益，加强版权保护三个方面谈了我的思考和意见。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业内对电子书出版发展的思考，做出正确的决策。


再是写好订货会的总结。为了给行业提供更多信息，留作资料供业内工作参考，从第三届订货会开始，每一届我都用心写好订货会总结，总结实际是一份交给出版社这个订货会主人的一份答卷，我是这么想这么做的。我负责到25届，除第一二届外，我写了23篇总结，交了23份答卷。这些总结除了发简报，总结会上宣讲，会后都以文章在《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其中不少文章被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新华社、新闻出版署编的书籍收录。能不能发挥风向标的效用，作为订货会的策划者与服务人员，我是尽了心、尽了力、尽了责。


通过多方努力，从第二十一届开始，参展出版社和订货码洋又有回升，再一次呈增长趋势。2009年的第22届竟逆市而上，展位突破两千达2011个，比上届增加100个，图书馆采购展示架增加230个，订货码洋25.1亿元，比上届增加两亿多；图书馆采购8100万元，增加了1600万元。


诚然，不断变化发展的市场，将对所有展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对主办者来说，无疑是永远解决不完的难题，任何事物都无法一劳永逸，只有不知疲倦，不断开拓，永不止步，才会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永葆青春。


200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举办20届之际，组委会与《中华读书报》联合邀请20人畅谈北京图书订货会。其中有宋木文、于友先两位老署长、中国版协老主席，两位发行管理司领导，四位订货会创始人，三位出版社领导，两位新华书店总经理、两位民营书店经理，四位报道订货会的资深记者，一位书评人，都以自己的亲历见证了北京图书订货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中华读书报》总编庄建以两个通栏整版，将这些具有原创历史意味的思考、经验与史实，奉献给了出版人与读书人。编者按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概述：


20年，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是短暂的一瞬，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漫长的岁月。对于北京图书订货会而言，1987-2007年的20年又意味着什么？


20年前，十几个在共和国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含辛茹苦办起了第一届首都社科图书交易会，背负起创业者的艰辛。从此，他们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他们汇入中国改革开放洪流中的步伐，蹒跚中表达着坚他们在探索中倾心完成的构建，稚嫩中充满创新。


20年间，偏居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一隅的小书市，出落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华文图书订货会，每年十万人参与的展会，影响着几亿国人乃至世界华人范围的阅读生活，牵动着世界的版权贸易进程。人们说，北京图书订货会，是中国出版业改革的试验场，是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物最新流行趋势的风向标。投向这里的目光，早已不再仅仅是北京，而是全国乃至世界。她的脉动所及，早已由纸介深入网络，进入更加广阔的时空……


25届之后，北京图书订货仍在办，它已成为业界每年期待的年会，出版社和书店都再离不开这个平台。但我坚信，主办者能不能坚守这个会的初衷，继续创新，开拓前进，仍是决定它生命力与成效的根本因素。
（作者系军旅作家，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曾任中国版协常务副秘书长、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秘书长、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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