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印记：我做乡村土记者的经历

2007-09-25 17:0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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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土记者，对于我是
一份职业，对于编故事的人

或许是难得的冷门题材，对
于打开了博客的你是什么呢？

职场印记1
我做乡村土记者的经历

（一）
记者，多么神秘的字眼，多少人羡慕的职业。
自从我知道了记者是干什么的，就梦想着当记者。没想到，这个梦竟然实现了。1984年3月，我有幸到乡里的广播电视站担任专职报道员。我的职责就是负责全乡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工作，既要采摄编辑好自办新闻节目，又要向上级电台、电视台投送报道。在外人看来，我当上了记者，其实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土记者。
土记者就土记者呗，谁让我喜欢这个职业呢。
这一年的秋天，我陪县电视台记者去我们乡葡萄酒厂采访。厂长带着一帮人早就迎候在门口，待我们下车，又是递烟又是陪笑脸，忙着在前面引路，对我这位平时爱理不理的熟人也格外热情。我看见厂长的腰板挺得直直的，对周围职工也是笑哈哈的，一改以往的严厉。今天拍电视厂长高兴，他一定给自己的心情放假了，允许善良心出来散散步。县电视台记者将一台乌黑的摄像机扛到肩上，我帮他们打灯光。车间门口围满了职工，他们居然甘愿冒着扣工资的风险，关掉了机器，争先一睹拍电视的场面，许多人在指指点点，与我认识的人还喊着我的名字。此刻，能够叫得出我名字的人也感觉到了无限荣光，我自己早已沉浸在盛满荣誉的缸里了。
我决心当好这个土记者。

（二）
那时县级电视台才刚刚办起来，县以下只有广播没有电视。我背着一只录音采访机到处跑，村庄、田间、农家、集镇、企业、商店，都留下了我的脚印。广播新闻里播出的录音报道相当于现在电视新闻的现场报道，这种报道形式因为有现场感而受到听众喜爱。我做的第一个录音报道，是采访一位养蚕能手杨月娥。
走进杨月娥家五间平房，里面很阴暗，正中一大间房屋作为养蚕室，里面摆满了蚕匾，却不见人。我叫了一声：
“杨月娥在吗？”
“来啦，来啦。”里面传来一个尖尖的声音，随后一位中年少妇拎着裤子从房间里走出来，看见我是陌生人，立刻红了脸，我也红了脸。来得不巧，都尴尬着。
我打开录音机开始采访。为了用声音向观众展示杨月娥喂蚕的场景，我将话筒一直放到她的手边，可是她总是轻轻地将桑叶放入蚕匾，没发出什么音响。我要求她将桑叶重一点放下去，弄一点声音出来，不料她不愿配合，还将我数落了一番，说蚕宝宝皮嫩，桑叶放重了，叶柄会触破蚕皮。没办法，我只能自己动手，将地上的桑叶搅得哗哗响，然后我又录了一段蚕吃叶的音响。回到单位，我在哗哗响那一段音响上配上了这样一段解说词：“杨月娥每天一早就起来给蚕喂食。她抓起一把把桑叶撒入蚕匾，就象天女散花，那认真细心的模样，就象母亲给孩子喂奶……”录音报道在自办新闻节目里播出，我正为自己作品的创意得意时，观众有反响了。
“哪里养了新品种蚕？吃桑叶的声音和我家的蚕怎么不一样？”蚕桑干部下村时，许多养蚕户问。原来，蚕吃桑叶应该是轻微的沙沙响声，我录到的声音基本上听不见，节目播放时这一段被喇叭里嗡嗡的电流声盖住了，听众以为谁家养了吃桑叶发出嗡嗡声音的新品种蚕。还有人说，广播里在瞎弄，谁家给蚕喂叶手脚会这么重呀，早把蚕给弄死啦。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自讨没趣。
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新闻必须真实，任何随心的安排和刻意的炒作，往往会弄巧成拙，影响新闻的可信度。

（三）
几年后，单位买了一台松下9000的家用电视摄像机，我就成了广播、电视兼一身的土记者。背上摄像机，我的身份变了，地位也不一样了，直白了说，就是吃香了。乡里干部下村工作，总是不忘将我叫上，我在他们人前马后跑，将他们并不精彩的工作拍成一个个精彩镜头，然后我就自然地跟着他们吃喝玩乐，享受部分干部待遇。回单位后写出新闻解说稿，连同录像带一起送县电视台播出。
那天乡党委书记去一个村检查清理河道工作，我照例跟着去采访了。清理现场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我赶紧打开机器，拍下这热闹场面。这时书记秘书跑来叫我，说书记发脾气了，埋怨我没跟着他。我立即追过去，书记板着脸看了我一眼，走到正在递河泥的两位农民中间，然后又抬头看了我一眼，发现我的机器正对着他，就放心地和两位农民聊了一会。书记心血来潮，要和农民一起劳动，他朝我招招手，我赶紧过去。书记说拍他劳动时别把他的脚拍进去，我不解，低头看时才发现原来书记穿着锃亮的皮鞋，与周围穿着沾满烂泥雨靴的农民格格不入。
根据书记意思，乡里当天安排车子将报道送县电视台。我跟电视台编辑反复交代，剪辑图像时别把书记穿皮鞋的镜头剪进去。第二天一早，书记秘书铁青了脸找我：
“出大事了……”
我一惊，跟我有关吗？
“书记在办公室骂人了，气得将茶水泼桌子上了。”
原来，昨晚书记守在电视机前看县电视台新闻节目，结果那条有关他的新闻不仅有穿皮鞋的镜头，有一个还是近镜，和两双农民沾满烂泥的脚站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节目播出后，县委一位领导连夜打电话，批评书记不看场合乱作秀，拉开了党群距离，造成不良影响。
我倒吸一口凉气，心想真的坏事了。怪电视台那帮人，怎么忘了我的特别交代。

（四）
别看我背着摄像机到处转悠，受欢迎很吃香，其实两头受气的事经常发生。
乡里领导官不大，胃口不小。自从有了摄像机，他们逢事就拍，逢会也拍，摄像机不到会议就不会开始，领导边发火边等我到场。会议结束我就遭党委宣传委员一顿批。电视拍完后，领导们拍拍屁股进了饭店或回家了，如果今天有他参加的活动，晚上都会守着电视机看，等自己的形像出来，要是只闪了二三个镜头会觉得不过瘾，第二天见了我就发牢骚，说给某位县领导放了十多个镜头，给他只闪了一闪，连他自己都没看清自己。我苦笑了一下，不作回答。乡领导们可能忘了，那是县电视台，是专为县里领导办的，你想多放几个镜头，那你也办个电视台呀。
最为难的，是乡里开乱七八糟的会议都要拍新闻，拍了播不出，领导们伸长脖子干等，第二天就对我指手划脚，有说我没水平的，有说我没及时送出去的，也有说我没有和县电视台的人搞好关系的，反正都是我的问题。我受了冤屈没地方诉，只能自己对自己安慰：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
有一天，乡里接待一个邻乡来的参观团，正在开座谈会交流，宣传委员通知我去拍。我正在外面拍一个五保老人将自己积攒的三百元钱捐给一个贫困家庭学生的新闻，我说现在走不开，再说这个会议拍了也播不出，宣传委员要我注意抓工作重点，要求我立刻返回。没办法，官大一级压死人呀，何况他比我大了不止一级。
会议室很热烈，桌上摆满了水果，所有的人都在边吃水果边听交流。看见摄像机，书记和乡长习惯性地正了正身子，书记还幽了一默：
“各位，各位，委屈一下大家的嘴巴，拍电视了，我们晢时将水果撤了，呆会水果店重新开张！”会场发出一阵笑声。
我不知道摄像机该对向哪里，拍人头还是拍桌子？书记、乡长已经摆好了姿势，准备接受镜头检阅，书记讲话时还不时将眼光往摄像机上瞟，他在等我将镜头瞄过去。这样的“新闻”我已经拍厌烦了。
这次我偷偷做了回主，将录像带卡下了，没往上送。

（五）
最高兴的事是发现了上级记者发现不了的新闻线索，采摄真正有价值的新闻。
乡村土记者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身处基层，和普通百姓接触机会多，与新闻发生地的距离近，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新闻线索，能够了解到上级台记者了解不到的鲜活新闻题材。
每年的冬季征兵工作一直是各地政府一件头疼的事，因为完成征兵任务有难度。后来情况在悄悄发生变化，我听一位熟人说，他儿子体检合格了，怕去不了，就托人找了人武部长说情，他还说，现在很多体检合格的家庭都在想办法托人说情，想让儿子当兵。我忽然觉得很新鲜，意识到里面有价值，于是找人武部长了解情况。不料人武部长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哎呀，头疼死了，今年只有8个名额，有12个小青年想去，你让我怎么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突然冒出一个新闻标题：《人武部长的心事》。对，就这个思路。我立即着手采访拍摄，以讲新闻故事的方式，挖掘了几个典型细节，做成一篇电视新闻特写，在第二天的县电视新闻节目里安排头条播出，第三天又在市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播出，还在当年全市人武好新闻评比中获了奖。
这回，我这乡村土记者出名啦。县里的洋记者们经常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好新闻题材，要与我合作。不管他们是否对我真的服气，至少，他们已经将我放眼里啦。
我来自田野，我生活在田野，我亲近田野，不久后田野又给了我一次丰厚回报。
农民秋季在田里播麦种油菜，祖祖辈辈都用人工开沟垦地，费时费力。后来有人发明了一种开沟的机械，附加在拖拉机的尾部就可运行了。没想到这一小小发明受到农民极大欢迎，因为它解放了生产力，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农业现代化的巨大潜力。我看到了这个小题材后面的大主题，于是采摄了电视现场报道《会唱歌的开沟机》，将枯燥的铁家伙拟人化，将农民的喜悦与期望包含在“会唱歌”三个字里。四分钟左右的现场报道再次受到上级台重视，在当天新闻节目中靠前播出。台长还表扬我：“这篇报道现场感强、主题重要、形式新颖、寓意深刻，我们县台的记者做不出来。”

（六）
做乡村土记者，酸甜苦辣。我喜爱这个职业，投入进去了，付出总有回报。当成绩慢慢摆到面前时，我感觉到了甜远远多于酸苦辣。
1996年初春，县广播电视局和县人事局联合发来一份红头文件，决定调我去县电视台做记者。我心忐忑，不知我这带“土”的记者能否开得了城里的“洋荤”？
我进入了又一个梦境……
2007/9/25

参加第三期“我记录.职场故事”活动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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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乡村土记者的经历
肖厂长的年夜饭
遥远的“牧羊女”
走在商海边的一只脚溅到一滴水
一只摄像机镜头差点让我闯大祸
农夫与蛇的故事
感悟“饭碗” （后记）
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