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1979年5月，《文艺研究》创刊，冰心、罗荪、韦君宜、王朝闻、（华）君武、张庚、曲六乙、袁可嘉、黄翔鹏等一批名家登上创刊号，阵容庄而宏，声威大且新，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话语，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时，我还在成都锦江边上的四川大学读本科一年级，除了细读名为文艺理论实为文学理论的课本，对作为整体的文学艺术理论和广阔的文学艺术领域，知之甚少。当我闻知有这个文艺理论界的权威型刊物之时，已是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好几年之后。那时的我，宛如一个学术小工，除为讲课写讲稿，为马奇老师和蒋培坤老师主编的美学丛书写书稿，一年也写两三篇学术文章，寄给正好向我约稿的刊物。年去年来，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在当代的学术体制中，刊物和出版社对一个学者的学术塑形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我写的好多书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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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1979年5月，《文艺研究》创刊，冰心、罗荪、韦君宜、王朝闻、（华）君武、张庚、曲六乙、袁可嘉、黄翔鹏等一批名家登上创刊号，阵容庄而宏，声威大且新，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话语，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时，我还在成都锦江边上的四川大学读本科一年级，除了细读名为文艺理论实为文学理论的课本，对作为整体的文学艺术理论和广阔的文学艺术领域，知之甚少。当我闻知有这个文艺理论界的权威型刊物之时，已是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好几年之后。那时的我，宛如一个学术小工，除为讲课写讲稿，为马奇老师和蒋培坤老师主编的美学丛书写书稿，一年也写两三篇学术文章，寄给正好向我约稿的刊物。年去年来，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在当代的学术体制中，刊物和出版社对一个学者的学术塑形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我写的好多书和好
多文，原本不在我的学术关注中心地带，但因为有各种机缘而来的约稿，很快写了出来。比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卷）》，因是教育部社科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任务且有时间期限，45万字，半年就写出来了。《佛教艺术》因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徐挥的约稿，29万字，一年就写出来了。《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74万4千字，由阴差阳错而来的人大校内985项目，又得到国家社会基金的后期资助，也写出来了……但有些自己想了和做了很久很久的东西，却一直滞留腹中。比如“中国古典诗歌美学”，我在人大开修选课讲了20多年，在浙师大几乎也年年讲一次，但由于没有约稿，最初以提纲形态存在，后来以课件形态存在，现在都还只是课件。每次讲课前备课时，只是对课件上的提纲性话语、重要引文、相关图片，作些添改。年去年来，仅此而已。由此观之，当今学界，一个学人最后能写出什么东西，真的不完全由自己作主。明白了这一制度的或曰文化的或曰时代的事实，每当回首学术往事，我与《文艺研究》的缘分显得重要起来。我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想法，都因《文艺研究》而得以成文。成文过程往往是对所做主题进一步深思和实际提升的过程。很多以前意想不到念头，往往会在成文过程中灵感般的不思而来，特别是《文艺研究》本有权威之位，一种敬畏之心在作文时不知不觉中涌出，已有的主题在如是的心境中，有时会闪出意想不到的奇思。
我在《文艺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97年第5期的《谈谈后现代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1997年初我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回国，在哈佛期间，读了和买了一些书，包括哈维的《后现代状况：文化变化的起源研究》的1995年新版，在一些新想法中，包括对后现代的思考。那时王一川教授主持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研究会，《文艺研究》的廉静副主编和我都被网罗去做了研究会的副会长。和霭近人的廉大姐向我约稿，于是把当时想得较多的这一主题写成文章。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1997年12期转载。
很有一些时候，我想，《文艺研究》之所以一直保持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的权威地位，与刊物编辑团队的个人魅力大有关系。记得2005年我到四川外国语大学主持重庆市的重点社科基地：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把学校内英法德俄日各语种的学科强人集中在一起，进行语种互动中的学术攻关，首先以中国现代文论演进作为题目，在中心骨干研究人员写出了一些具有前沿性的论文之后，我去与《文艺研究》同仁交流时，方宁主编非常感兴趣。方宁老哥为人忠厚但语言风趣，在他的幽默谈笑中，我们很快达到合作意向。后来中心研究人员一共在《文艺研究》陆陆续续发表了四篇高质量的论文。我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补遗》发表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上，随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7年第2期登出。因为得到《文艺研究》的学术认可，使得中外比较文化中心的研究团队信心大增，后来又在几个著名刊物和以书代刊的新锐刊物上发表了几组文章，最终有了四人合著的《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2010）的专著成果。
还记得我写得比较得意的关于艺术学起源和历史梳理的文章，《艺术学：复杂演进与术语纠缠》，发表在《文艺研究》2011年第3期，现在已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剑澜，当时是刊物的副主编，负责理论板，是他在电话中约我写的。剑澜小弟与我一样，出自北大美学专业，他与方宁一样谈吐幽默，但风格类型不同，方主编的幽默更多大度含蓄，陈副主编的幽默更显戏谑，有时在常语中突转尖刻，如相声的包袱 给人带来意外的快活。但这次他在电话里却讲得很正经，说是编了一组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好像有所阙如。知道我为教育部写过多年的艺术学学科年度报告，问我可否写一篇艺术学学科史一类的文章，使这组文章结构好看一点。我觉得主题很好，但对写成怎样不好保证。但按照这一主题去找资料写下去时，发现自己把以前一直朦朦约知大线，对细节却不甚了了的整个艺术学的来拢去脉，怎么由德国而整个西方而中国，重要术语如何演变，在西方，怎样与美学的悲欢离合，在中国，学科内容如何伸缩，如此等等的传奇史实，基本弄清楚了。写完之后，对整个艺术学的演进及其相关重要问题，真有云开日出之感。
我也有一些文章，是自己写完之后，较为得意，主动寄给《文艺研究》的。比如发表在2012年第5期的《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和发表在2013年第9期的《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定型》，前者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9期转摘，后者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2期转摘。这两篇文章是我对与艺术学、文艺学、美学紧密相关的两个关键词，文艺和文学，进行的学术梳理，写得非常艰苦，但结果甚为满意。这满意，主要有二：一是在写的过程中发现了不仅是在题域之中，更多是与题域相关或在题域之外的非常有趣的学术问题；二是寄到《文艺研究》之后，很快就发表出来了。
为写而今这篇短文，初步统计了一下，我在《文艺研究》共发了10篇文章。《文艺研究》是全国具有权威性的刊物上，作为这一个刊物名称的“文艺”，不是狭义的作为艺术的文学理论即所谓的“文艺学”去理解的“文艺”，而广义的把文学和艺术加在一起构成词义的“文艺”。从当今中国的教育制度中的“学科体系”来讲，它包括——文学门类中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门类中的艺术学理论、音乐和舞蹈学、戏剧和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工学门类中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农学门类中的园艺学。每当想到自己能在这样一个领域广阔而占位权威的刊物上，发表10文章，一种幸运之感，油然而生。
《文艺研究》能在如此领域广大的文艺领域中，一直占有权威地位，除了其他重要因素之外，如上面讲的，与其一直薪火相传的一流编辑团队紧密相关。在我认识的历代编辑中，有老一代的柏柳、廉静，新一代的方宁、陈剑澜、金宁，再新一代的张颖。前面讲到过方宁、陈剑澜，其实我与金宁也熟，只是他是美术栏编辑，没有稿子交流，但只要与他吃过饭、聊过天的人都会感到他那带着酒脱的大气、才气、和气。张颖也是北大美学专业出身，算是我的北大系友，每当看到她的著作、译作，以及常在数个朋友圈里转的文章，学理深邃又才华横溢，不认识的人恐多会以为是某大学里的教授。我想，一个好集体，任何一人进去，如进花好味香的庭院，都会在日出日落间变得更好。有这样的编辑团队，《文艺研究》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的权威地位，毫无悬念地会长期保持下去。其实更重要的，不是毫无悬念地保持这一权威的地位，而是以权威的地位，带动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界，并与之一道，在古今大变局和世界大变局的当今时代，书写波澜壮阔的历史美图和理论画卷。
精美地镶嵌在古今大变局和世界大变局的伟大时代之中的《文艺研究》，今年，迎来了创刊四十周年的大庆喜日。我，作为一个与之有学术之缘的作者，欢喜！感恩！祝贺！
我在《文艺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97年第5期的《谈谈后现代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1997年初我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回国，在哈佛期间，读了和买了一些书，包括哈维的《后现代状况：文化变化的起源研究》的1995年新版，在一些新想法中，包括对后现代的思考。那时王一川教授主持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研究会，《文艺研究》的廉静副主编和我都被网罗去做了研究会的副会长。和霭近人的廉大姐向我约稿，于是把当时想得较多的这一主题写成文章。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1997年12期转载。
很有一些时候，我想，《文艺研究》之所以一直保持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的权威地位，与刊物编辑团队的个人魅力大有关系。记得2005年我到四川外国语大学主持重庆市的重点社科基地：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把学校内英法德俄日各语种的学科强人集中在一起，进行语种互动中的学术攻关，首先以中国现代文论演进作为题目，在中心骨干研究人员写出了一些具有前沿性的论文之后，我去与《文艺研究》同仁交流时，方宁主编非常感兴趣。方宁老哥为人忠厚但语言风趣，在他的幽默谈笑中，我们很快达到合作意向。后来中心研究人员一共在《文艺研究》陆陆续续发表了四篇高质量的论文。我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补遗》发表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上，随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7年第2期登出。因为得到《文艺研究》的学术认可，使得中外比较文化中心的研究团队信心大增，后来又在几个著名刊物和以书代刊的新锐刊物上发表了几组文章，最终有了四人合著的《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2010）的专著成果。
还记得我写得比较得意的关于艺术学起源和历史梳理的文章，《艺术学：复杂演进与术语纠缠》，发表在《文艺研究》2011年第3期，现在已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剑澜，当时是刊物的副主编，负责理论板，是他在电话中约我写的。剑澜小弟与我一样，出自北大美学专业，他与方宁一样谈吐幽默，但风格类型不同，方主编的幽默更多大度含蓄，陈副主编的幽默更显戏谑，有时在常语中突转尖刻，如相声的包袱 给人带来意外的快活。但这次他在电话里却讲得很正经，说是编了一组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好像有所阙如。知道我为教育部写过多年的艺术学学科年度报告，问我可否写一篇艺术学学科史一类的文章，使这组文章结构好看一点。我觉得主题很好，但对写成怎样不好保证。但按照这一主题去找资料写下去时，发现自己把以前一直朦朦约知大线，对细节却不甚了了的整个艺术学的来拢去脉，怎么由德国而整个西方而中国，重要术语如何演变，在西方，怎样与美学的悲欢离合，在中国，学科内容如何伸缩，如此等等的传奇史实，基本弄清楚了。写完之后，对整个艺术学的演进及其相关重要问题，真有云开日出之感。
我也有一些文章，是自己写完之后，较为得意，主动寄给《文艺研究》的。比如发表在2012年第5期的《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和发表在2013年第9期的《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定型》，前者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9期转摘，后者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2期转摘。这两篇文章是我对与艺术学、文艺学、美学紧密相关的两个关键词，文艺和文学，进行的学术梳理，写得非常艰苦，但结果甚为满意。这满意，主要有二：一是在写的过程中发现了不仅是在题域之中，更多是与题域相关或在题域之外的非常有趣的学术问题；二是寄到《文艺研究》之后，很快就发表出来了。
为写而今这篇短文，初步统计了一下，我在《文艺研究》共发了10篇文章。《文艺研究》是全国具有权威性的刊物上，作为这一个刊物名称的“文艺”，不是狭义的作为艺术的文学理论即所谓的“文艺学”去理解的“文艺”，而广义的把文学和艺术加在一起构成词义的“文艺”。从当今中国的教育制度中的“学科体系”来讲，它包括——文学门类中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门类中的艺术学理论、音乐和舞蹈学、戏剧和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工学门类中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农学门类中的园艺学。每当想到自己能在这样一个领域广阔而占位权威的刊物上，发表10文章，一种幸运之感，油然而生。
《文艺研究》能在如此领域广大的文艺领域中，一直占有权威地位，除了其他重要因素之外，如上面讲的，与其一直薪火相传的一流编辑团队紧密相关。在我认识的历代编辑中，有老一代的柏柳、廉静，新一代的方宁、陈剑澜、金宁，再新一代的张颖。前面讲到过方宁、陈剑澜，其实我与金宁也熟，只是他是美术栏编辑，没有稿子交流，但只要与他吃过饭、聊过天的人都会感到他那带着酒脱的大气、才气、和气。张颖也是北大美学专业出身，算是我的北大系友，每当看到她的著作、译作，以及常在数个朋友圈里转的文章，学理深邃又才华横溢，不认识的人恐多会以为是某大学里的教授。我想，一个好集体，任何一人进去，如进花好味香的庭院，都会在日出日落间变得更好。有这样的编辑团队，《文艺研究》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的权威地位，毫无悬念地会长期保持下去。其实更重要的，不是毫无悬念地保持这一权威的地位，而是以权威的地位，带动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界，并与之一道，在古今大变局和世界大变局的当今时代，书写波澜壮阔的历史美图和理论画卷。
精美地镶嵌在古今大变局和世界大变局的伟大时代之中的《文艺研究》，今年，迎来了创刊四十周年的大庆喜日。我，作为一个与之有学术之缘的作者，欢喜！感恩！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