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88年《证券分析》第五版出版后,莱格·梅森公司的雷蒙德·德沃(Raymond De
Voe)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这个版本与第一版相比整整缺少了一个章节,这个章节就是第二十七章。为此他在1998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缺少一章的怪事》。德沃指出,这一章在后来的版本中逐渐被缩短,直到最近的版本中完全被省略了。
为什么后来的版本要省略这一章?这一章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幸运的是,我还能够直接查找到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证券分析》中译本,而这个版本刚好就是第一版(1934年)。原来这是格雷厄姆和多德在对1929年的股票市场状态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就在这一章中,作者回顾了1929-1933年市场崩盘的原因。
在其中最重要的一节“新时代理论”中,格雷厄姆分析道,在登峰造极的1929年大牛市后期,当时的公众对普通股投资的评判标准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个新理论或原则可以概括为:“普通股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未来获得的收益。”因此股息率和资产价值完全不重要。这样,根据以往记录和有形事实做出投资决策的模式,逐渐变得疏漏百出而被人们所抛弃。新思想赋予收益增长的趋势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过去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展示了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伴随着这种思想产生的一个理论就是,普通股是一种最为有利可图、从而也是长期投资最理想的手段。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构成了1927-1929年股票市场盛行的“投资理论”:
a、“普通股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未来收益”。
b、“好的普通股肯定是高品质、高利润的投资”。
c、“好的普通股是那些收益呈上升趋势的普通股”。
这些论断听起来大有道理,但却掩盖了两个理论上的误区,使得它们具有不为人所知的危害性。第一个缺陷是,它们抹煞了投资和投机之间的根本区别;第二个缺陷是,它们忽视了股票价格在决定其是否值得购买方面的作用。格雷厄姆说,这种新时代意义上的投资与投机简直没有区别。这种“投资”意味着以购买普通股的方式代替债券的购买,看中的是本金的增值而非投资收入,强调的是未来的机会而非过去的事实。充其量它只不过是着眼于具有满意的盈利预测的普通股的老套的投机行为。
这个理论最诱人的一个推论是,在股票市场赚钱是世上最简单的事情。只需要买“好”股票就可以了,不需要管它的价格,自然而然它的价格就会上升。于是在新时代中,人们不是用既定的价值标准
为什么后来的版本要省略这一章?这一章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幸运的是,我还能够直接查找到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证券分析》中译本,而这个版本刚好就是第一版(1934年)。原来这是格雷厄姆和多德在对1929年的股票市场状态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就在这一章中,作者回顾了1929-1933年市场崩盘的原因。
在其中最重要的一节“新时代理论”中,格雷厄姆分析道,在登峰造极的1929年大牛市后期,当时的公众对普通股投资的评判标准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个新理论或原则可以概括为:“普通股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未来获得的收益。”因此股息率和资产价值完全不重要。这样,根据以往记录和有形事实做出投资决策的模式,逐渐变得疏漏百出而被人们所抛弃。新思想赋予收益增长的趋势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过去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展示了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伴随着这种思想产生的一个理论就是,普通股是一种最为有利可图、从而也是长期投资最理想的手段。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构成了1927-1929年股票市场盛行的“投资理论”:
a、“普通股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未来收益”。
b、“好的普通股肯定是高品质、高利润的投资”。
c、“好的普通股是那些收益呈上升趋势的普通股”。
这些论断听起来大有道理,但却掩盖了两个理论上的误区,使得它们具有不为人所知的危害性。第一个缺陷是,它们抹煞了投资和投机之间的根本区别;第二个缺陷是,它们忽视了股票价格在决定其是否值得购买方面的作用。格雷厄姆说,这种新时代意义上的投资与投机简直没有区别。这种“投资”意味着以购买普通股的方式代替债券的购买,看中的是本金的增值而非投资收入,强调的是未来的机会而非过去的事实。充其量它只不过是着眼于具有满意的盈利预测的普通股的老套的投机行为。
这个理论最诱人的一个推论是,在股票市场赚钱是世上最简单的事情。只需要买“好”股票就可以了,不需要管它的价格,自然而然它的价格就会上升。于是在新时代中,人们不是用既定的价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