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戴逸先生
2024-02-09 16:02阅读：
送别戴逸先生
2024年1月24日，戴逸先生走了。收到噩耗，久久哀伤无语。往事历历，心绪难宁，却不能命笔。
第一次见到戴逸先生，是在1982年9月，那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近代史进修班开学的一天。戴先生和许多老师站在铁狮子胡同清史所门口的台阶上迎接全班学生，笑容满面地一一握手，那隆重而亲切的场面，虽已过四十年，仍能在我眼前浮现。当时令我最惊讶的是戴先生竟那么年轻！我在大学时代，即通读了他在五六年代完成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为其才识、文笔和气势所折服。我本以为他著书时的年纪当在五六十岁，经过十年动乱的沧桑，应该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没想到他看上去才四十多岁，比他的实际年龄还年轻。
为期一年的中国近代史进修班是戴先生提议开办的。戴先生认为，“文革”之后经过高考的77级、78级历史系学生毕业，有不少毕业生将留在高校历史系担任教师，通过办这个进修班，可以提高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戴先生的提议被纳入到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的
教师进修班计划。于是所里派林克光等老师到全国许多高校的历史系，详细通报了进修班的设想、课程和计划。原定计划包括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三门课程，再配以若干讲座和学术考察，但实际执行远远超出了原定计划。除了三门课程之外，讲座数量不断增加，两个学期里竟达
39次之多，除了本所和历史系的教师以外，还请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的许多名家，如王庆成、苏双璧、龚书铎、陈庆华、李侃、李宗一、贾熟村、丁守和、林言椒等等。有些讲座因限于课时未完成专题内容，还不得不一再增加课时，学术考察也由一次增加到三四次，近的去雍和宫、故宫、中南海、颐和园、清东陵，远的去承德、威海卫和大连。其间，还根据李文海先生的提议，组织同学结合中国近代史事，进行北京史迹的调查，由王道成、林克光、孔祥吉负责。当时各大学历史系的经费都很紧张，每名进修生的学费不过千元，二十多名进修生的学费根本不敷开支。张宽老师有次和我私下说，办这个进修班，所里是下了血本的。所里花了多少钱，张宽没有告诉我，但我切身感受到，戴先生和清史所的老师们为这个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精力和财力，折射出他们对于历史学事业的忠诚之光。
中国近代史的课程由戴逸、林敦奎、李文海和胡绳武分别担任。戴先生上的是绪论、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三章。戴先生每次上课，总是带着一个尺寸较大的黑色手提包，里面放着他写的讲义。他走进教室，站到讲台，拿出讲义，我们便起立致敬。接着，戴先生便不紧不慢地开始讲起课来。他语速舒缓，使学生的思维能够跟上他的节奏，并且笔记要点。历史过程，头绪繁多，戴先生总能抓住其中的关节点，删繁就简、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地展现近代史的主脉。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已的学术观点、学术研究的新成果融入其中，使其教学内容具有个性特色和学术深度。这样的教学处理，既不同于专著和教科书，也不同于专题学术讲座，而切合通史课堂教学的实际。因此，戴先生能够在预定的课时范围内，从容不迫地讲完三章，没有宕课，也没有赶课。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大家，如此尊重课堂教学的规则、重视课堂教学的技巧，同时不失专家讲学的水准与风范，令我印象深刻，这对我之后走上大学讲台产生了很大影响。
转眼到了1983年元旦。那个年代，绝大部分同学未出过远门，加上通讯不便，难免思乡思亲。那天晚上，同学们正在宿室解愁闲聊之时，戴逸、李文海、林克光等先生突然莅临，令大家喜不自胜。宿舍不大，请老师们坐下后，同学们坐在床边、挤在屋里、站在门口，顿时欢声笑语一片。戴先生、李先生表达了他们节日的祝贺和慰问。戴先生住在铁狮子胡同，冒着严寒，特地从东城赶到西郊看望学生，使我们十分感动。此情此景，也令其他进修班的学生羡慕不已。
四十年过去，与戴先生在许多学术会议期间、在铁狮子胡同他的家里，还有多次见面和交谈，但时间最长、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他主持的这期中国近代史进修班。在他主持的纂修清史工程中，我承担了《厘金篇》的纂修工作。与戴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7年春天。那年，我是与当年进修班的同学佟洵一起去的。他已搬到了铁狮子胡同一楼的平房里居住，我们进屋时，只见他满头白发，正在伏案工作。他站起身来迎接，行动已明显不便，不见了当年站在清史所台阶前的英姿。师生欢颜笑谈，谈到了那个元旦之夜，也谈到了他的清史工程。告别之时，戴先生起身相送，我们相扶着一直走到门口，照顾他生活的保姆为我们按下了手机的快门。离开铁狮子胡同时，我心中不免有点担忧和伤感。
戴先生辞世的噩耗传来，我却迟迟难以命笔，因为有这六年前师生相扶相送相别，相知此生难再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