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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另据北京公安部门统计，青少年犯罪76%的案例中都是网络成瘾者。
网瘾已经取代了早恋，成为中国父母们关心的头等问题。
可怜天下父母心。当我们对青少年迷恋网络采取种种措施时，不要忘记了给孩子保留一些幸福和尊严。
军区大院内的戒治所
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网瘾戒治中心，在北京市郊大兴区的卫戍军事培训基地内。像任何一个部队机关那样，门禁森严，要进去，需提前跟戒治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
《家人》记者进入戒治中心的时候，院子里正在进行下午的例行室外课程。十几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相对而站。他们要完成一个互相协助的拓展游戏，由父母或孩子蒙上双眼，通过另一方的协助，一起穿障碍到达终点。
没有笑声，气氛显得压得压抑。也许是因为陌生人的注视，好几个孩子都扭过头，脸上流露出十几岁孩子特有的不屑表情。
这里的生活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是学员的身份，他们往往是12岁~19岁之间的孩子，眉目还没有长开，却因为沉迷网络而辍学、自闭、冷漠、伤害亲人、家庭暴力、严重抑郁……
进入了这里，生活就变得异常简单。整个中心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要跟周围的部队一样作息，晚九点熄灯早六点起床，七点十五分吃早餐，然后是一天的课程，其中军训项目占了30%。此外，他们还需要接受集体的心理指导、信心重建，以及与父母关系的恢复课程，其中的一些孩子会视情况，接受药物和仪器治疗。
没有电脑，没有商场，没有都会里一切青少年乐趣用具。父母不是随时能够见到的，手机等通讯设备也是不被允许使用的。对于习惯了花花世界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二、三楼男女学员的宿舍楼梯处，有一扇令人印象深刻的铁门，上面挂着冰冷的大锁。走进去，狭长的走廊里分布着十几间宿舍，每个房间只有四张上下铺的木床和一个简单的储物箱，角落里整齐地码放着洗漱用品，被子也是军营式的豆腐块。
窗子外同样有围护的栏杆，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一些情绪失控的孩子，会不会在深夜纵身一跳。记者站在窗前，能看到后面部队正在出操，口号与军歌嘹亮。而院子里，几个教官正架着一个大哭的女学员返回宿舍。在刚刚的拓展训练中，这个16岁的短发女孩因为父亲的几句埋怨当场崩溃。
“他们这批学员刚刚来，情绪还不稳定，过段时间孩子们玩到一起，就会找到乐趣不想离开了。”
尖利的哭声萦绕了很久，那个父亲茫然地站在空地上。可以想象，他必然是怀着痛心与失望千里迢迢从某地赶来，把这里当成了拯救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3个月的治疗费用，约为人民币8000元。离开的时候，来接记者的司机指着镌刻着“网瘾戒治中心”的那块牌子茫然地问，“这里是不是跟戒毒所一样？”
网瘾=精神病？
2008年11月8日，由北京市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并报批卫生部。依据这个诊断标准：网络成瘾的病程标准为平均每日连续上网达到或超过6个小时，且符合症状标准已达到或超过3个月。按此标准，网络成瘾将被纳入精神疾病范畴。
舆论哗然。
把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会不会让这些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背负上更多的歧视与偏见？从此以后网瘾青少年犯罪还负不负法律责任？一旦划归精神疾病，医院是不是就有强行医治的权利……作为标准的发起人之一，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网瘾戒治中心主任陶然教授，被推上风口浪尖。
在此之外，陶然是著名的青少年行为障碍专家，由他主持的网瘾戒治中心已经成立了4年。这个中心到底治什么？短短三个月的封闭生活，能否重塑孩子的人生价值观？陶然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戒治中心门诊部里，接受了《家人》记者的采访。
“医疗并不是治本之策。3个月在行为上的强制戒除，只是一个开始，要想使孩子真正改变，家庭因素是最重要的。错的并不是孩子，会患上严重网瘾的青少年，100%是家庭关系的原因。”
4年里，他接触了超过3000名孩子，他们的年龄从12岁到25岁，其中大学生占了22% 。
“你不能想象，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头发1米多长，从来不洗也不剪，就因为沉溺网络游戏，3年都没有出过家门。还有一个男孩子，14岁，有一年偷了家里1万8千元钱去网吧，进去的时候是冬天，等他把一个游戏玩得满级后出来，外间已经春暖花开。”
患上网瘾的孩子，能够依靠家庭和心理指导的力量来控制吗？对记者的疑问，陶然坚定地回答：“绝对不行。他们需要专业的医疗单位。”
到戒治中心来的孩子，他会要求家长也一同入院治疗。“家长不能和孩子随便见面，但会一起上心理课程，通过一些针对性的活动，重塑他们与孩子的关系。”
至于药物治疗，他很坦然，“是一些控制人体内多巴胺兴奋度的普通药物。”这多少与戒除毒瘾的方法有些类似。
整个戒治中心4年来对学员的戒治成功率达到70~80%，这一直让陶然骄傲。这个成功率具体的表现为孩子回家后能把每天上网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能够继续上学，能够与父母沟通对话。
当然，陶然的理想状态是，孩子们的思想能够自由，情绪能够正常发泄。“但是，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与中国父母对于孩子的认识，教育体系，以及社会环境有太大的关系。”
他反复强调着一个词，“快乐！中国的孩子大多不快乐，才会出现认知问题。” 对于外间的质疑，他觉是好笑，“医学界的标准，不应该由外行人来评价。”
另一种声音
美籍华人陶宏开退休后，已经为“救治网瘾少年”在国内巡讲了多年，最后因成功说服武汉17岁网瘾少女曲倩而声名大噪。他与这个曾经的名校尖子生交流了整整11个小时，最后曲倩终于为她沉溺网吧、长期逃课而失声痛哭，同意不再上网。
陶宏开对《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出台，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我坚决反对给患网瘾的孩子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这会毁了孩子的一生。”
“网瘾不是孩子的错，他们是受害者。”
“好多人都依赖手机，这也是精神病吗？假如把网瘾定成精神病，那么满大街跑的都是精神病！”
为此，他与陶然在济南的一个电视节目上展开了对面的PK，最终，却谁也没能说服谁。陶宏开始终反对将网瘾妖魔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问题，不应该划归医学范畴。
他采取的方法仍然是“沟通”，怎么与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对话，时机、角度、语气、表情，都大有学问。
沉醉在网络世界里的孩子普通孤独，而寻找美好的东西，却是人类的天性。在很多孩子心里，只有网络世界是可以自己控制的，是洁净自由的，他们离不开的不是游戏，而是游戏中他们能自己创造的归属感与成就感。
这注定了网瘾戒治不会如此简单。孩子们套上一身迷彩服被送进戒治中心，过上几月锻炼身体、交换心得的生活，就能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从此返回正常的生活？
我们是在拯救他们的心灵？还是在摧残他们的身心？
关于戒除网瘾的方法，也许医学界和教育界还可以有很长的时间来探讨，但让陶宏开忧心的是，如果不久的将来，卫生部通过了《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并在全国各大三甲医院开始医疗试点，那么当我们的孩子沉弱到网络中时，父母们是会自责反省？还是把一切归结于疾病，相信的确存在一种叫“网瘾”的精神疾病？
失控的孩子，还是失控的父母？
路非（化名）躺在那里。他在这个房间已经两个月，不愿意出门，吃饭、喝水之前，他都要先用鼻子嗅一嗅，小心地检查里面是不是放有药物，“免得你这个坏女人又来害我。”
“坏女人”是指路非妈妈，一个为儿子流尽了眼泪的可怜母亲。在此之前，路非因为网络上瘾给家里带来的动荡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实在没有办法了，在路非被骗服了安眠药后，父母将他抬去了北京的网瘾戒治中心。
3个月后从北京回家第一件事路非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他对吓坏的母亲恶狠狠地说，“知道我为什么会在那里表现得那么好吗？因为我知道表现得不好我就没办法出来，现在你们别想再把送去那。”
这是青少年心理咨询师蒋华经手的案例之一，她接待了这个失魂落魄的母亲。至今那个15岁的男孩也拒绝与她当面交谈。“我能够做的，只能是影响这个母亲。让她亲口向孩子承认她的错误，要让她说，‘以前是妈妈做错了，希望你能原谅。孩子你要相信，妈妈对你的爱。’”
蒋华眼里看到的是更多心理不健康的父母，“其实孩子都是受害者，几乎每一个网络成瘾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有些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太高，有些则完全不懂得跟孩子沟通，有些是父母关系不好或单亲，但往往一出问题，他们只认为是孩子病了。”
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网瘾戒治中心，工作人员王小姐告诉记者：“90%的孩子都不是自愿来的，父母也很可怜，多数是哄着孩子来北京旅游，然后再强行带过来。还有个别孩子行为已经不受控制，由家长绑着来的。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认为，是孩子病了。”
蒋华称那些将孩子强行送去或骗去戒治中心的家长，为“失控的父母”。她一直记得一个男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双手的指甲都被啃得只剩下半只，基本失去语言交谈的能力。他的父母给予他物质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他觉得父母从来不爱他。
蒋华每晚上都给他打电话，每个星期都上门，跟他聊天。从对话中，她看到了一个孩子极度恐惧的内心。因为成绩差，老师为表示惩罚不允许其他孩子跟他说话，一个女生跟他说了话，被罚站整整一节课；他对母亲的评价是唠叨，而父亲，他基本没有印象，甚至每次父亲每次一开口，他会就出现幻听，听见父亲一直吼，“你去死吧……”
蒋华与他的父母沟通，她惊异地发现在两小时里，这个父亲一直不肯开口说话。最后由他妻子说，“他不说话，就代表他认可了。”这是一个多么典型的中国式父亲，沉默，尊严，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们会拼尽全力为儿子打起座遮风蔽雨的大伞，甚至在灾难来临的一刻用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伟大的父爱。然而他们不沟通，不交流，一旦开口，多半只事关三年事：吃饭、睡觉、成绩。
“上网成瘾也不能全看成是坏事，至少，它提醒了家庭和孩子人格的问题。哪怕现在孩子的学业为此停滞了一两年，也应该把这看成一个调整。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强行戒掉网瘾，更多的，是疏导，让他们发现生活中的兴趣，重新树立目标。”
其实，网瘾在很多时候只是个结果，隐藏着的，是中国家庭教育的失败。
如著名作家郑渊洁所言，“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将玩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病诊断的国家。在这件事上，我们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但愿这种走在前面不会导致我们在其他领域永远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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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网瘾戒治中心，在北京市郊大兴区的卫戍军事培训基地内。像任何一个部队机关那样，门禁森严，要进去，需提前跟戒治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
《家人》记者进入戒治中心的时候，院子里正在进行下午的例行室外课程。十几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相对而站。他们要完成一个互相协助的拓展游戏，由父母或孩子蒙上双眼，通过另一方的协助，一起穿障碍到达终点。
没有笑声，气氛显得压得压抑。也许是因为陌生人的注视，好几个孩子都扭过头，脸上流露出十几岁孩子特有的不屑表情。
这里的生活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是学员的身份，他们往往是12岁~19岁之间的孩子，眉目还没有长开，却因为沉迷网络而辍学、自闭、冷漠、伤害亲人、家庭暴力、严重抑郁……
进入了这里，生活就变得异常简单。整个中心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要跟周围的部队一样作息，晚九点熄灯早六点起床，七点十五分吃早餐，然后是一天的课程，其中军训项目占了30%。此外，他们还需要接受集体的心理指导、信心重建，以及与父母关系的恢复课程，其中的一些孩子会视情况，接受药物和仪器治疗。
没有电脑，没有商场，没有都会里一切青少年乐趣用具。父母不是随时能够见到的，手机等通讯设备也是不被允许使用的。对于习惯了花花世界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二、三楼男女学员的宿舍楼梯处，有一扇令人印象深刻的铁门，上面挂着冰冷的大锁。走进去，狭长的走廊里分布着十几间宿舍，每个房间只有四张上下铺的木床和一个简单的储物箱，角落里整齐地码放着洗漱用品，被子也是军营式的豆腐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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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批学员刚刚来，情绪还不稳定，过段时间孩子们玩到一起，就会找到乐趣不想离开了。”
尖利的哭声萦绕了很久，那个父亲茫然地站在空地上。可以想象，他必然是怀着痛心与失望千里迢迢从某地赶来，把这里当成了拯救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3个月的治疗费用，约为人民币8000元。离开的时候，来接记者的司机指着镌刻着“网瘾戒治中心”的那块牌子茫然地问，“这里是不是跟戒毒所一样？”
网瘾=精神病？
2008年11月8日，由北京市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并报批卫生部。依据这个诊断标准：网络成瘾的病程标准为平均每日连续上网达到或超过6个小时，且符合症状标准已达到或超过3个月。按此标准，网络成瘾将被纳入精神疾病范畴。
舆论哗然。
把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会不会让这些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背负上更多的歧视与偏见？从此以后网瘾青少年犯罪还负不负法律责任？一旦划归精神疾病，医院是不是就有强行医治的权利……作为标准的发起人之一，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网瘾戒治中心主任陶然教授，被推上风口浪尖。
在此之外，陶然是著名的青少年行为障碍专家，由他主持的网瘾戒治中心已经成立了4年。这个中心到底治什么？短短三个月的封闭生活，能否重塑孩子的人生价值观？陶然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戒治中心门诊部里，接受了《家人》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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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里，他接触了超过3000名孩子，他们的年龄从12岁到25岁，其中大学生占了22% 。
“你不能想象，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头发1米多长，从来不洗也不剪，就因为沉溺网络游戏，3年都没有出过家门。还有一个男孩子，14岁，有一年偷了家里1万8千元钱去网吧，进去的时候是冬天，等他把一个游戏玩得满级后出来，外间已经春暖花开。”
患上网瘾的孩子，能够依靠家庭和心理指导的力量来控制吗？对记者的疑问，陶然坚定地回答：“绝对不行。他们需要专业的医疗单位。”
到戒治中心来的孩子，他会要求家长也一同入院治疗。“家长不能和孩子随便见面，但会一起上心理课程，通过一些针对性的活动，重塑他们与孩子的关系。”
至于药物治疗，他很坦然，“是一些控制人体内多巴胺兴奋度的普通药物。”这多少与戒除毒瘾的方法有些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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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陶然的理想状态是，孩子们的思想能够自由，情绪能够正常发泄。“但是，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与中国父母对于孩子的认识，教育体系，以及社会环境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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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与陶然在济南的一个电视节目上展开了对面的PK，最终，却谁也没能说服谁。陶宏开始终反对将网瘾妖魔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问题，不应该划归医学范畴。
他采取的方法仍然是“沟通”，怎么与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对话，时机、角度、语气、表情，都大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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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孩子，还是失控的父母？
路非（化名）躺在那里。他在这个房间已经两个月，不愿意出门，吃饭、喝水之前，他都要先用鼻子嗅一嗅，小心地检查里面是不是放有药物，“免得你这个坏女人又来害我。”
“坏女人”是指路非妈妈，一个为儿子流尽了眼泪的可怜母亲。在此之前，路非因为网络上瘾给家里带来的动荡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实在没有办法了，在路非被骗服了安眠药后，父母将他抬去了北京的网瘾戒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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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华眼里看到的是更多心理不健康的父母，“其实孩子都是受害者，几乎每一个网络成瘾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有些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太高，有些则完全不懂得跟孩子沟通，有些是父母关系不好或单亲，但往往一出问题，他们只认为是孩子病了。”
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网瘾戒治中心，工作人员王小姐告诉记者：“90%的孩子都不是自愿来的，父母也很可怜，多数是哄着孩子来北京旅游，然后再强行带过来。还有个别孩子行为已经不受控制，由家长绑着来的。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认为，是孩子病了。”
蒋华称那些将孩子强行送去或骗去戒治中心的家长，为“失控的父母”。她一直记得一个男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双手的指甲都被啃得只剩下半只，基本失去语言交谈的能力。他的父母给予他物质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他觉得父母从来不爱他。
蒋华每晚上都给他打电话，每个星期都上门，跟他聊天。从对话中，她看到了一个孩子极度恐惧的内心。因为成绩差，老师为表示惩罚不允许其他孩子跟他说话，一个女生跟他说了话，被罚站整整一节课；他对母亲的评价是唠叨，而父亲，他基本没有印象，甚至每次父亲每次一开口，他会就出现幻听，听见父亲一直吼，“你去死吧……”
蒋华与他的父母沟通，她惊异地发现在两小时里，这个父亲一直不肯开口说话。最后由他妻子说，“他不说话，就代表他认可了。”这是一个多么典型的中国式父亲，沉默，尊严，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们会拼尽全力为儿子打起座遮风蔽雨的大伞，甚至在灾难来临的一刻用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伟大的父爱。然而他们不沟通，不交流，一旦开口，多半只事关三年事：吃饭、睡觉、成绩。
“上网成瘾也不能全看成是坏事，至少，它提醒了家庭和孩子人格的问题。哪怕现在孩子的学业为此停滞了一两年，也应该把这看成一个调整。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强行戒掉网瘾，更多的，是疏导，让他们发现生活中的兴趣，重新树立目标。”
其实，网瘾在很多时候只是个结果，隐藏着的，是中国家庭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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