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的舞者与另一种栖居——评胡茗茗《爆破音》
2019-11-13 06:12阅读：
刀尖的舞者与另一种栖居
——评胡茗茗《爆破音》
李思尚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新世纪以来，女性诗歌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的激烈言说逐渐消隐，困居在后现代的无意义空间中，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一同停下来追问自身。胡茗茗出版的诗集《爆破音》书写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精神状态，诗歌在有限的文本空间中以一种向诗性、神性、天空敞开的姿态，用话语建构起一种处于平衡和失衡之间的、将天空压低以接近天空的生命姿态，提供一种“刀尖的舞者”式的存在方式。
关键词：胡茗茗；《爆破音》；女性诗歌；
从八十年代舒婷《致橡树》开始，到翟永明打开女性的“黑夜”空间，再到尹丽川的下半身书写，女性诗人群体就一直在以自身独有的话语言说方式建构独特的话语空间。新世纪以来，女性诗歌的政治性逐渐被悬置，女性与男性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的激烈言说逐渐消隐，困居在后现代的无意义空间中，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一同停下来追问自身。
正如诗集的名字一样，《爆破音》给我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仿佛一个灵魂在不断紧缩的、现代城市文明所框定的几何图形中冲破而出，恢复到原初状态的瞬间。就像在《风吹我》中那个变成了正方形的“梦中人”终于在某个瞬间从变形的现代性中突破而出，回归本真的自我。“
清楚记得，在梦中你成了正方形/不能朝我伸出手心，连辨认星空的目光/都是折的，我的爱人啊/他胆小、自律、接受再教育/被挤扁的他，不能动”。（《风吹我》）《爆破音》在物质膨胀的消费时代中挤压出了一个让灵魂停留的短暂却广阔的空间。“在刀尖上舞蹈”可以看作是《爆破音》诗歌内在的言说方式，也可以当成一种现代社会中个体人的存在方式。
一、 在平稳与倾斜之间——作为一种言说方式
胡茗茗诗歌的语言就像一个盛满液体的酒杯，在平稳与倾斜之间寻找一种支撑。生死相隔往往生发出世间最令人悲痛的情绪。在生与死的巨大悲痛之间，胡茗茗用语言端稳一个被情绪填满的酒杯，稍微倾斜一点，情绪就会溢出来，在平稳与倾斜之间，胡茗茗用话语支撑起了一种有力的收束。“这一夜我睡得深沉，生死的酒杯已然端稳/那簌簌而下的梨花、樱花、天堂鸟”。（《寻亲记》）这种平衡同样出现在《还没到时候》中。“父亲躺在刀刃上，我走在刀尖上”。当亲人的生命在呼吸机里面游走，病床外守候的人便在刀尖上行走。刀尖的锋利生发痛苦的、紧张的、焦虑的，可刀尖的行走也需要一种平衡感的支撑，对平衡的要求收束和制约这种痛苦。在《清明游园》中，“晴空下的诗人，花丛里小心穿行/不使体内的井水，漾出来”。诗人小心翼翼地在诗歌中建构一个平衡的精神空间，不极端，不粗粝，不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却在其中又填满强大而复杂的张力。
有时候这种言说方式又不得不使“酒杯”被迫地或者主动地向某个角度倾斜。“你用透明的指尖搅动我，把自己化进去/让我一口一口饮——你的停顿和绕纸柔/你风月的沙哑和暗夜无边/我的水塘已端不平稳/我的鱼儿它吃不到根”（《亲爱的歌者》）有时候这种倾斜是向外的，《母亲之循环》中“一颗为母的心啊，越老越徒劳、沉默/一盆接一盆，往外泼”，用一种“粗暴地倾斜”的处理方式，将子女疏离父母的成长逻辑言说出来，将女人作为母亲的孤独的生命状态外在地倾倒出来。有时这种倾斜是向内的，像“有备而来的狂徒”举杯啜饮。（《老白干》），像在国清寺夜宿时，诗人与老父亲共饮的茶禅。（《夜宿国清寺》）。
流泪也是一种倾斜的方式。在《忽想起》中，盛夏的结束带给诗人无限的情思，柔软的猫咪又将诗人拉回到现实中，“它搂紧我，暖和我/忽想起，很久没被人吻过/也没有好好爱过当下/——突然，哭了”。（《止不住》）“天上的星星，怎么那么拥挤/如果拆掉睡梦的堤坝/哦，你们、泪水，冲出来”。身体不得不以一种倾斜的姿态将情感倾倒出来以便恢复身体本身的轻盈。眼泪是非理性的言说方式。在被机械的理性统治的现代生活，诗人用眼泪的热度对抗理性的冰冷，建构诗歌言说的方式。
二、 “将天空压低”：想象飞翔的存在方式
在《爆破音》中，诗作经常有一种“压低的天空”的想象。在《星星们》中，“漆黑里的光亮，正透过头顶/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弯/多带劲啊！星星们/压下
来……”在《我知道》中，“乌云一步步/厚被子压下来/暴风雪命令我递上前额/在亲吻、刀子、弹奏里/有从上到下的歉疚，有我的男人/和他的荒凉”。《羊皮鼓》中，“低低的，低低的/苍鹰的翅膀低过疯长的燕麦芒/我的耳朵低过泥土”。在《以为是真的》中，“没有哪片云不是孤立无助/你看这雾霾压境，你看这欲盖弥彰”。在《一把口琴》中，“大黑暗，压迫我/星星们，走下来”。天空原本是空灵的，天空必须以承担重量的方式被压低。在胡茗茗的诗歌意象中，乌云、星星、苍鹰、雾霾，都在使天空增重下沉。
胡茗茗笔下的天空，已然不是西川在八十年代在哈尔盖仰望的星空，那片诗人用着朝圣者的心态仰望的“河汉无声，鸟翼稀薄的天空”。西川的精神向度是一种垂直向上的升华，是一种主动的飞翔。胡茗茗的天空是压下来的。下沉往往给人一种压迫感。随着时代的变化，那双主动飞翔的翅膀被削弱、被折断，“再快一些”的精神向度取代了“再高一些”，现代人不得不跌入日常生活经验中，与生活的琐碎相互纠缠：“她用一晚上拧螺丝/拧出木头的泪，拧情绪/随木屑应声而落的都是好女人”“好女人，给家中的物品找到对的位置/对家外的事物，长情以待”（《拧生活》）。现代交通和城市建筑使我们离天空越来越近，可精神却被粘滞在柏油马路上、写字楼、门诊室这些琐碎的空间中。但同时，将天空压低的方式与飞翔的方式造成的结果是相似的，都是更加靠近天空。
将天空压低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想象飞翔的一种方式。消费主义时代是一个资本玩弄美学也玩弄科学的时代。当商品拜物教穿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外衣，在消费主义时代对日常生活美学的近距离审视也变得危险，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到商品、欲望和娱乐至死的旋涡之中。胡茗茗对表现日常经验的诗歌语言处理上用了一种极为巧妙地方式——站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处，将天空压低，来接续对飞翔的想象，完成齐奥朗所言的“从至高处的偏见中解放出来”。1
三、 朝里挪一挪，再朝外挪一挪
石家庄，北京，西雅图，胡茗茗对现代都市的书写同样是引人注目的。胡茗茗用写牧歌的方式写城市：在城市之中又与城市保持着某种距离。
都市是机械的、冰冷的，在塞纳特的界定中，“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再次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十点一刻的北京是不同的。食指的
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火车站”去远方下乡的知青带着离别之痛、茫然和热泪向亲人、家乡告别，而胡茗茗的“十点一刻的北京/广厦千万，按部就班/面无表情的人群/有着毫无悬念的剧情”。十点是现代都市人涌向办公楼的时间，在城市规定的框架下，人被缩减为一个理性的工具，默然承受生活的重负。
情感的压抑是催生疾病的。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认为癌症与被压抑的情感有关。在胡茗茗的诗歌中，乳腺科、放疗室也是经常出现的空间。“每一次，每一次，她低着头/像罪犯走进审讯室，五分钟后/像修女逃离她的墓园”桑塔格言癌症患者是一个带有负罪感的群体“表面上看，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一样”2。在《爆破音》中，诗人对于病症的书写不是浮于表层的描述，而是深入于病症的隐喻结构中，并以一种诗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诗人在诗歌中找寻一种能够连通城市和自然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有“有一些鸟鸣流出来”的自然景观，又有“金属的歌子和砍伐声”，包孕自然事物也包孕现代文明。《树之窄门》可以看作是诗人对存在的可能性的哲学化思索，也可以看作是一首“元诗”。胡茗茗的诗歌表现人的此在的瞬间的生命状态以及这种存在状态的合理性。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人并不是在他的发展中达到某一终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朝向常新的命运的进步中不断改变，这是他的存在的基本内容。……每一形态的内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3在胡茗茗的处理方式中，以“朝里挪一挪，又朝外挪一挪。”的诗歌语言来完成“常新”的生存经验。
在工具理性的时代，在庞大、无序、充满偶然和不可知的日常生活碎片中，灵魂需要以诗歌的方式得到救赎。胡茗茗以女性的视角关照个体生命在日常平均状态下被异化、被挤压的状态，也在以诗歌的言说方式建构起一种存在的姿态——在刀尖上舞蹈。在此我不想对《爆破音》做出具体的阐释，任何一种具体的阐释都是以牺牲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和个体生命经验的多样性为代价的，因此桑塔格才提及“反对阐释”。胡茗茗言说现代城市中的个体精神状态，诗歌没有停留在世俗生活流的表达中，而是在有限的文本空间中以一种向诗性、神性、天空敞开的姿态，用话语建构起一种处于平衡和失衡之间的、将天空压低以接近天空的生命姿态，提供一种“刀尖的舞者”式的存在方式。
参考文献：
[1]胡茗茗，《爆破音》，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
[2][德]齐奥朗著、沙湄译，《眼泪的圣徒》，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3][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4][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