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9日（星期二）
下午政治学习，又要认购国库券了。我拿的基本工资是77.5元，加上工龄也只不过是78.5元，可那张登记表写成79元，我要认购28元国库券，四色五入就是30元，分6个月扣除。平时没有多拿一分钱，认购国库券却把我的工资提高了。看了日记才知道，以前的国库券是硬性摊派，后来国库券是要抢的，再后来是要预约，现在怎样没去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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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9日（星期二）
下午政治学习，又要认购国库券了。我拿的基本工资是77.5元，加上工龄也只不过是78.5元，可那张登记表写成79元，我要认购28元国库券，四色五入就是30元，分6个月扣除。平时没有多拿一分钱，认购国库券却把我的工资提高了。看了日记才知道，以前的国库券是硬性摊派，后来国库券是要抢的，再后来是要预约，现在怎样没去关心了。
5月12日（星期一）
这帮无耻小人，太卑鄙了！
有人告诉我，学校不少人在议论我，说我爸爸是高干，说我成天学英语，要去考电台，由此断定我在十中呆不长，不想当老师，不安心等等，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了。我真想把这些人臭骂一顿！我父亲是高干怎样，不是又怎样？跟你们有半点关系吗？我只是在政治学习时看了看英语，于是被说成我天天看英语，我只是去考过一次电台，这事我只讲给一个人听，结果就是这个王八D把这事传了出去。我咒她死！卑鄙无耻。这些王八羔子，吃完饭没事干就在那里嚼舌头，那舌头也许有一丈长，管三管四，甚至查到我父亲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就是典型的小市民！幸亏我长得还不算丑，如果我长得丑或者外貌有缺陷的话，我更会成为众矢之的，简直太欺负人了，我可咽不下这口气，找机会一定跟书记当面讲清楚，不离开10中誓不罢休！
其实，根本用不着理会这些人，又该用但丁的话聊以自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对我们自己要去做的事情所怀有的一种爱，这是一位名人说的。但用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偏颇之处。拿本人来说，我并不爱我的职业，但我又不得不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我的责任感并不来自于我对工作的爱，而来自我的良心。所以这话用在我身上就显得不那么正确。
实际上，我们这些普通人经过思考说出来的话，同样可以成为至理名言，只不过无人收集，只能把它们记在日记上自我欣赏。
一颗蒲公英秘密地
生长在某个角落
风带走了它的种子
一个人，除了有才能之外，还得有机遇，如果没有机遇，就是再有才能也是白搭——发挥不出来，得不到承认，这不就等于白搭吗？蒲公英的种子，假使不借助风的力量，它能开遍山野吗？我怎么就遇不到这股强劲的风？凭什么我该秘密地生长在某个角落？不得而知。我倒是准备了足够的实力，等待机遇的降临。一旦机遇来了，一定要牢牢抓住它，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点我能够做到，我坚信！
今天也不知哪来的力量，一种充分自信的力量，估计就是气愤产生的力量，其实，正是靠着这种力量，我才能在逆境中，在劣等环境中顽强地生活着。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10中了，有人问我最不舍得的是什么？我的回答一定让你吃惊。我最不舍得的就是传达室的老头，何故？因为友人的来信都是他交给我的，当我进、出校门时，他会说：张老师，今天没你的信，或者张老师，今天有你两封信。有我的电话时。也是他拖着瘦弱的身躯，爬上三楼说一声：“张某某老师，有你的电话。”如果有机会离开十中，我一定当面向他致谢，向他告别，感谢他两年来对我的关照。你们觉得我的回答可笑吗？
5月13日（星期二）
下午，全科组20多人挤在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学法律！其实就是自己阅读有关法律的书籍。
天气闷得很，是下大雨的前兆，加上停电，风扇无法启动。所有人都烦躁不安地摇着扇子，没有扇子的就用本子、书当扇子，谁有心机看下去？法律应保护公民的权利，不能为了节省能源而让我们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备受闷热的煎熬。
我实在忍不住了，对科头说：“田老师，开恩吧。”
科头有些犹豫：“这不关我的事，去问教务处。”
我又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回家学吧。
科头说：“好吧，天太热，今天到这里吧，大家回去一定要看。”
我差点没叫出一声“乌拉！”
然后有老师说，悄悄地走，一个个走。
我想起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第一个走出办公室。其实，老师们都想走，包括科头在内，但就是没人敢提这个要求。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
5月15日（星期四）
集备时我问科头什么时候放假？科头说大概7月15日。
我慨叹：“太久了，还有两个月。”
科长说：“小妹妹（我什么时候成了小妹妹，他是我的长辈）准备去哪呀？”
“出国！”我开了个玩笑。
“哇！”科长这样惊叹。
别的老师说：“出国就没那么快。”
“远走高飞吧！”
对第一种说法我不想理睬，因为不管多早多晚，我都不会有任何出国的机会。
对第二种说法，我不无讥讽地说道：“我连低飞都飞不走，还能高飞？”
我深深感到，就算放假待在家里哪也不去，也比对着这班学生强几百倍！
5月20日（星期二）
今天政治学习时，校长居然在总结期中考的情况时表扬了我。说我让学生摘抄好词好句，每星期收一次，并且认真批改；还说我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短文，这种做法很好。前者我做到了，但并没有认真批改；后者我根本没做到，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每星期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要多改两个班的作文？吹牛也不要太过分了。到底是谁写的总结？肯定是科头写的。由于我们科不能象地理科那样拿出几个硬指标上报学校，就把一些很平常的事写进总结里，上报学校。要为语文科增光也并不需要拿我来示范，为什么要表扬我？小时候很喜欢受表扬，现在我讨厌任何人表扬我，最好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现在有个奇妙的想法，我要去买奖券，如果我中了5万元头奖，我立刻辞去我的工作，重新寻找适合我干的、我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我的处境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是，中不了奖怎么办？一个人的命运是要通过自己努力才能改变的，可现在这样的客观条件，注定我没有心机努力下去！每当想写点东西时，拿起笔就想到调动，脑子里想得全是调动，除此之外空空如也，如果调动不成，我很可能会象现在这样混下去，我不愿意，真不愿意啊！
为了调动，我什么事都来不及也顾不上考虑，烦透了!这样的日子怎么过？我知道自己太清高了，不会入乡随俗，对那些人的做法实在看不惯，但又不能去改变别人。根深蒂固的小市民思想，怎么可能靠一两个人去改变？封建残余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到现在还存在。我很苦恼，很想有一个圣者给我指明一条光明的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可是这样的圣者在哪里？我很痛苦很失望，似乎连精神支柱也没有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希望调动的问题能突然有个转机。
1986年6月9日（星期一）
黄老师问我，校长有没有找你谈，要你下学期当班主任？我说没有，我不知道有这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卢企鹅说她下学期不当班主任了，她要上12节地理课。楼下的班主任们就瞎猜，谁接4班的班主任，最有可能的就是我。听到这个消息，联想到上个星期黄书记的态度，我明白了，怪不得他们不放我。我一定要力争不当班主任，尤其要力争不接卢企鹅这个4班，全校人都知道，谁接卢企鹅的班谁倒霉。
你说我惨不惨？第一年刚分来时让我接手初二最差的两个班，第二年又降级让我教初一，也是差班，今年又要中途接初二的班主任，所有倒霉的事都让我碰到了。我一定要据理力争，如果校长找我谈接手班主任的问题，我会甩出这样一句话：“我的脚太大，穿不了这么小的鞋。”
我明白，今年调不走的话，就意味着我下学期一定要当班主任，否则别的老师会有不满，会嫉妒你这么年轻却不用当班主任，会议论你，会说三道四，会怀疑你。另外还将意味着，将来的“小鞋”够我穿的，因为调动之事，已经和头头们闹僵，我即使干得再好，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我太苦了，红颜薄命啊！
1986年6月13日（星期五）
下午又听法律常识课。
去礼堂的路上，我和陈碧航都不由自主地朝后看了一眼。恰巧倪老师在后头。
“看什么呀？”她说。
“看你穿了新衣服。”我回答。
“我这衣服是没人穿的，哪能和你们年轻人相比哦，尤其是我们的张老师，亭亭玉立，一走过，谁不回头看一眼呀。”倪老师说。
真是越说越离谱，操场上有许多学生，还有同时走向礼堂的老师们。
于是我回敬道：“你看我们倪老师，虽然50多岁了，但风韵犹存，不减当年那。”
哈哈大笑一阵。
1986年6月26日（星期四）
转正会就像开批斗会。
下午，科组开会谈论陈、李两位老师的转正问题，气氛热烈，发言的人很多，回想去年谈论我的转正问题，只有一两个老师发言，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觉得这个讨论会是在放烟幕弹。好几位老师都在说年轻人要当班主任，当班主任对培养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好处，当班主任怎么怎么好，无非是暗示我们几个年轻的，下学期一定要当班主任。
发言者都抓住她们俩上次校友日没回去这事大做文章，说她们组织纪律性不够，大谈特谈，抓住这一点不放。我知道这是拿她们开刀问斩，杀鸡给猴看，我那天也没回去，所以他们也是在批评我。
这些老师对人也苛刻了些，还翻出了很多老帐，什么安排了值班也不回来，安排多一次监考又到教务主任那里去告状。更有甚者，科头还说她们一上完课就走，上三四节课时，只提前五分钟回来，很准时，下午没课就不来。虽说学校没要求坐班，但下午不来上班也实在不太好。这就是我们科头，很正统的，巴不得你每天下午都回来陪着他坐在办公室……没课为什么要回去，在家备课效率不是更高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路上？真是岂有此理！
1986年7月1日（星期二）
今天闷极了，温度高达34度，觉也睡不好。
上午晓湘来了，我们又谈到与学校老师有隔阂的问题，观点不同，有很多问题与他们谈不拢，干脆就不谈了。晓湘的看法和我的相同。我想学校的老师一定认为我很高傲，很怪，看不惯我的所作所为，我也看不惯他们，没办法。我在这里干得很不舒畅，没什么前途，受人排挤，只要一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就会被别人抓住不放，你的任何行动影响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势力大，传统观念强大。而你如果和他们打成一片，就非得被他们同化不可。我是宁愿受各种气，也绝不被他们同化的，我要保持我的独立人格，绝不顺从那些小市民。
我们还谈到外国的某些做法，比如大学生不包分配，自己经过努力，凭着真才实学，完全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个性的、而自己又喜欢的工作。今后如果你不想干了，还可以换个地方，根本不用担心头头们怎么看你。而我们就不行了，国家统一分配，没有后门的只有倒霉。到了工作岗位要时时约束自己的言行，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不能和头头闹僵，否则你的日子就很难过，“小鞋”有的是，反正你是领导的“工具”，即使你再有才能，他不让你走你就毫无办法。比如我想换工作，让自己的能力得到多方面地发展和提高，但在中国，我这样的想法就行不通，因为国家提倡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真令人后怕。怪不得不少年轻人出国后就不回来了呢！因为在国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大干一场，出一份力就有一分收获，不必被那么多事务性的东西困扰，不必担心人言的可畏，也不必为别人压制年轻人而烦恼。外国并非什么都好，但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借鉴。问题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的条件，整个社会风气就是强调集体主义，而不强调个人奋斗，这是很可悲的。
1986年7月4日（星期五）
今天监考了两科，数学和政治，站了将近四个小时，累死了。
考完后我们五个老师又碰头，谈论作文的评分标准，这都是流水作业带来的好处。
我们三人站在一起，李永洁就问陈碧航，校长找她谈了什么？陈碧航回答，还不是要当班主任的事。校长还没有找我和李永洁，想必是放过我们了，正想着，校长却让我们明天监考完后去找他，我心里大叫倒霉。
从碧航嘴里得知，校长与她谈话时说到我。
碧航问：“张某某要不要当班主任？”
校长说：“还没看到对她的安排，她老是说要走，唉！总得找她谈谈啊。”
听这位校长的口气好像无可奈何。
等他们找我谈话时，我一定要坚定信心。绝不动摇，再恳求他们放我走。
第二天监考完后去找校长，他却出外开会了。
7月11日（星期五）
回校看到值班表，排我8月8日值班，那时我旅游还没回来呢。我决计不理它。听少慧说，他们学校排值班变时，事先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只要写张条子，告诉排值班的人自己何时到何时不能值班就行了，那你在这段时间就不会排你值班，还是他们学校有人性。我们学校倒好，等排定了，你有什么要求才去提，那时已经晚了，已经决定的东西很难更改，这是中国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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