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明宫的兴建与高宗的疾病
2016-06-30 10:15阅读：
唐建国时以太极宫为大内，整个长安城布局基本上是严整的长方体，但是到了贞观年间营建起了新宫大明宫，城市东北部明显凸出，高宗时期，大明宫得到大规模营建，统治中枢由太极宫迁移到了这里，宇文恺时期所确立的设计原则被打破：
贞观八年（634）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至龙朔二年（662），高宗染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莱宫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听政。百僚奉贺，新宫成也。
[1]
从这段记载来看，大明宫取代太极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高宗染风痹，故而迁居地势较高的大明宫。但是现代治史者似乎总是不相信原因有如此单纯，例如宿白先生认为，迁居大明宫除了高宗病风痹，嫌太极宫潮湿外，还有“太极宫地势低，不利防变，大明宫高据岗阜，……既适于警卫宫廷内部，又可以掌握京城全局。……总之，朝会移至大明宫，最值得重视的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求。”
[2]马正林《隋唐长安城》说：“唐代的皇宫所以转向城东，主要是大明宫突兀龙首原上，地势优越，而且从大明、兴庆顺着夹城去曲江池也比较安全便捷。同时大明宫距灞、浐较近，位于通往东方的大道上，皇帝多居这里，也可能和东出交通便利有一定关系。”
[3]宿白先生将大明宫取代太极宫的主要原因解释为安全原因，马正林先生则将此归结为“交通便利”。按，宫廷安全由宫墙和禁军保障，长安城总的来说是比较平坦的，地势因素在宫廷安全保卫方面似乎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大明宫虽然比太极宫略高，但绝无天壤之别，瞭望全城自可依靠角楼、瞭望塔等，不必非以迁宫为手段。至于交通问题，对銮舆而言，东出之路减少太极宫到大明宫这段短短的距离应该没什么意义。至于“从大明、兴庆顺着夹城去曲江池也比较安全便捷”更不可视为高宗迁居大明宫的原因，因为夹城建于开元二十年（732），
[4]与高宗无涉。
笔者寡陋，所见有关迁居大明宫原因的今人论述很多与此类似，基本都是在疾病之外为大明宫取代太极宫寻找更“深层”的原因，究其根本，这是现代史学研究者对于历史上疾病、医疗观念对历史进程影响不够重视的体现。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相信原始史料，相信迁居大明宫确实是出于对高宗健康的顾虑。通过后面的论述我们将看到，迁徙或者改造建筑个体是常见
的唐人避疫行为，这种改造的原则往往就是“居高避湿”，这种改造的成效虽然值得怀疑，但是它确实是唐人思维模式的产物，自不必以今人观点摒弃之。
那么高宗所患的“风痹”与迁居大明宫究竟有何关系？“当初宇文恺设计建造大兴城的时候，虽然对长安城附近的地势有过精心的选择，但由于过分强调都城结构的整齐划一，又局限于《周易》乾卦之象的影响，迁就自北而南的六条高坡，使得大兴殿的位置正位于龙首山南麓和第一条高坡之间的低洼之地，对照今天的等高线地图来看，它正位于大兴城的最低处。”
[5]地势的低洼使得大内成为“卑湿之地”。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有过建筑高阁以避卑湿的建议，《贞观政要》卷六《检约》：“贞观二年（628），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6]太宗所患乃是“气疾”，这在传统医学体系里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具体何指需要分析，《太平广记》卷二二一引《定命录》：“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荜拨而服，其疾便愈。”
[7]而《证类本草》卷九记载同一件事时病名更加具体：“按《唐太宗实录》云：贞观中，上以气痢久未痊，服它名医药不应，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曾有云：“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
[8]按《唐会要》卷二七《行幸》记载，此事发生在贞观七年（633），故可知太宗以乳煎荜茇方治愈气痢必在贞观七年之后，那么贞观二年群臣劝筑阁避湿时，太宗所患的常年不愈的“气疾”极可能就是指“气痢”，前揭《定命录》正是将太宗之气痢称为“气疾”，可资佐证。气痢有实证和虚证之分。实证为粪便如蟹沫稠粘，有里急后重感，腹胀，大便时排气多，其气臭秽。或兼肠鸣、小便不利等。是由于湿热郁滞，气机不得宣畅所致。虚证为腹胀排气时大便即随之而下，是由于中气下陷，肠虚不固所致。正因为此病出于“湿热郁滞”，故前揭《旧唐书·姚思廉传》中唐太宗云“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前揭《贞观政要》中太宗又云“朕有气疾，岂宜下湿”，湿、热两端均是太宗病因，故有建阁避病之议。
自从太宗气痢被“乳煎荜茇方”治愈之后，终贞观一朝未再见建阁之议。而高宗时期由于皇帝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所以终于有了更大手笔的动作。高宗所患乃是“风痹”，《灵枢·厥病》：“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请注意，《灵枢》把风痹列为“厥病”，而在前揭《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就有“厥”类疾病的描述：“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此处已经将风痹与“湿”挂钩了。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一《风痹》：“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明言“风痹”致病原因中包含有“风”、“寒”、“湿”，按，以大内建筑水平和皇帝起居之高标准，“风”、“寒”二邪均可有效规避，唯独“湿”难以避免，惟有迁居高爽之地，方可起釜底抽薪之作用。
以现代观点来看，无论是唐太宗的“气疾”还是高宗的“风痹”都与潮湿环境没有必然的关系，故太宗治愈“气疾”靠的是“乳煎荜茇方”，高宗搬离太极宫也没有遏制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唐人医学观念中这些病恰恰与“卑湿”有直接关系，故才有了迁居大明宫之举，这是时代思维模式使然。
龙朔年间正是武则天逐步开始掌权的时期，武氏好大兴土木，而高宗的疾病和大内的卑湿又给她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故能完成太宗时期不敢实施之举措。不过迁居之举对长安城礼制功能产生了破坏——天子不再居于首都中轴线上，那么宫廷会不会丧失顺天应人之象征？资料缺乏，我们不知道高宗和武则天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扩建大明宫时东台侍郎张文瓘曾经有过劝谏，不过重点在于奉劝高宗珍惜民力，没有关于礼制布局的议论。
[9]武则天去世后，中宗于神龙二年（706）十月自洛阳返回长安，居住在太极宫内。唐玄宗即位后则再次迁居大明宫，“（开元二年，714）六月……甲子，以太上皇避暑，徙御大明宫。”
[10]此时国家多难，朝廷上下体验了对中宗的失望、经历了韦后乱政，又目睹了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人心不稳，李隆基欲向天下显示除旧布新的决心，改“先天”年号为“开元”，将中枢迁至大明宫也应该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移居大明宫之后发布的《居大明宫德音》里，我们可以看到玄宗试图糅合长安城新布局适居功能与礼制功能的良苦用心：
朕闻养人者谓之司牧，非逸于人上；事天者谓之帝皇，盖御乎天下。故作为栋宇以避燥湿，居于台榭以顺高明。斯乃奉时令、布政教也。朕以不德，祗膺睿图，宝十家之产，爱兆人之力，未尝兴功于土木，役思于池御。冀之休乂，以致雍熙，自律应长赢。时方大暑，溽云屡起，温风且至，伏以太上皇宴居珍卫，涤虑清闲，迹不往于甘泉，心每期于汾水。朕侍于左右，以奉晨夕，助玄默之化，则亏于听理；当炎蒸之序，又渎以嚣烦。惕焉在怀，敢忘顺色。然大明创兆，先圣所营，即旧不加，因时而往。千门万户外虽谓于别宫，一日三朝中自连于复道。下所以宁问安之恳，上所以资习静之娱，实获我心，禆康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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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迁居之举破坏了长安城的礼制布局，所以这份诏书高度强调迁宫在礼制方面的“依据”，所援引的经文包括《左传》中的“阖庐以辟燥湿寒暑”、《礼记·月令》中的“（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强调迁居大明宫是为了孝道与君道之结合，是为了太上皇的健康考虑。这份诏书的意义在于标志唐代已经正式摒弃了隋代初建大兴城时对于城市礼制布局的整体规划，更加注重城市适居功能，并为此构建了新的礼法依据。
[12]
[1] 《唐会要》卷三○《大明宫》。
[2]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6期， 415页。
[3] 马正林《隋唐长安城》，《城市规划》1978年第1期，第39页。
[4]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5]
王社教《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及其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原因》，《中国古都研究》第1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6] 《贞观政要》卷六《检约》。
[7] 《太平广记》卷二二一《张冏藏》。
[8] 《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9] 《唐会要》卷三○《大明宫》。
[10]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11] 《文苑英华》卷四四○。又名《大明宫成放免囚徒制》，载《唐大诏令集》卷一○八。
[12]
开元十四年（726）兴庆宫朝堂落成，十六年（728）正月以后唐玄宗正式在此听政，兴庆宫成为唐朝实际上的政治中枢，与太极宫、大明宫并称“三内”。安史之乱中，唐肃宗收复长安之后还居大明宫，此后直至唐末昭宗被迫迁居汴梁之前，大明宫地位未有大的变动。有关兴庆宫的问题，请参看任士英《长安宫城布局的变化与玄宗朝中枢政局》，《唐研究》第九卷，第169-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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