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发明者是春秋齐国宰相管仲
2019-11-28 07:24阅读：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发明者是春秋齐国宰相管仲
——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为何至死不篡汉？（1）
（2019-11-28）
建安元年春，汉献帝逃出洛阳，暂住安邑。当时曹操派遣曹洪前往迎接，中途遭遇董承和袁术的联兵阻拦，没能成功。七月，献帝逃回长安，曹操亲自率兵进入洛阳，拜见献帝，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到了九月份，曹操把汉献帝迎回自己的老巢许昌。十月，上奏以袁绍为太尉，袁氏这下五世六公了。曹操自领大将军，封武平侯。如果把在汉献帝时，担任司空、丞相的履历也算上的话，曹操也是二世两公。当然，咱们没有义务给袁、曹两位修建家祠，不过咱们在这里插入一个话题，就是有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问题。
挟天子以令诸侯，原本只是尊王室以抑制诸侯的等级规则，把这项政治等级“规则”拿来当成一种争斗策略，据说最早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出师征讨不服的小诸侯国，因为名正言顺，经常会赢得其他一些诸侯国的协同参战。那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基本控制不住诸侯，可是诸侯还不敢公开反对他，他的习惯性的影响力还很大。管仲的做法，与后世的效法者也有极大的不同。管仲并没有把周天子“捆绑”在身边，威逼利诱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号施令，他只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而已。各位可能会问：周天子要是不同意呢？管仲和齐桓公没有征询周天子的意见，只是拿出了当年周武王把齐国分封给姜子牙时，授命他可以征讨四方“不臣”的信物——一封曾经的王命书，相当于后世家天下的圣旨。（《春秋左氏传?6
?1僖公四年》）同时，管仲和齐桓公没想灭掉其他诸侯国，更没想要废掉周天子，自立为王。只是想让各个诸侯国，承认自己“武林盟主”的地位。而且管仲还带领这些小诸侯，“尊王攘夷”，去驱逐那些进入中原地区抢掠的周边少数部族的武装势力。管仲在这一点上，是有重要的历史功绩的，所以，尽管孔子批评管仲，说他局量小，涵容不够（“管仲之器小哉！”）但还是在《论语》中表扬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是如果没有管仲，少数文化落后的部族，就可能统治华夏神州，中国的先进文化，就可能被彻底侵蚀掉。
踵接齐桓公之后，晋文公重耳，也曾上映过类似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影片。当年周襄王因为内讧，被迫逃离国都，晋文公赶紧前去“勤王”。把试图夺取王位的子带杀掉，帮助周襄王归国复辟，得到周王室的大力褒扬，同时也赢得了当时诸侯国的敬畏。晋文公后来又在城濮之战中，大败不可一世的楚国军队，践土会盟，暗示周襄王亲自前来祝贺。周天子无可奈何，只得前往，“见证”并“承认”了晋文公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但是晋文公也没想威胁周襄王，更没有想着窃夺“他”的“天下”。
三国时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春秋时期的做法，已经有了根本的差别。董卓和李傕、郭汜都曾控制过汉献帝，他们也是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布命令，这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当时的“诸侯”们，只听有利于自己的号令，比如给自己加官进爵的朝廷之命，他们就信从，对自己不利的命令，他们便不再听命于朝廷。他们的理由，就是皇帝在别人手上控制着，发出来的号令，并不出于皇帝本人的真实意图。
陶谦占据徐州时，也曾想过以尊重王命的形式，赢得天下诸侯的“拥戴”。所以，三国时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始作俑者，绝对不是曹操。
当汉献帝侥幸逃脱李傕、郭汜的魔爪之时，“天子蒙尘”，奔避流离，李傕、郭汜们想追回这只“病虎”，好拿着继续吓唬山林里的熊罴、财狼、狐兔等。韩暹、杨奉、董承等挟持汉献帝四处奔跑，也想利用这只“鱼鹰”，为自己捕捞点海鲜特产之类。韩暹、杨奉、董承等，既想自己控制汉献帝，又没有能力保障他的安全。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董承等才上奏献帝，说是要“请出”曹操，前来护驾。
正当汉献帝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随时可能被李傕、郭汜抓回去“枪毙”之际，曹操亲帅大军前来，搭救了汉献帝。曹操率兵进入洛阳救驾，献帝“授予”他司隶校尉、领尚书事。之后，曹操把汉献帝带回了许都。历史上就把曹操的这个行为称作“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8月以后的事情。当然，曹操于建安元年初，就已经想要把汉献帝接到自己身边。当时曹操曾派曹洪率兵前往，遭到董承和袁术的堵截，没有成功。
而早在兴平二年（195）七月，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经劝说袁绍，让他把天子接到自己身边，“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沮授已经先于曹操想到了这一点。可惜袁绍没有听从。袁绍没有听从的理由，是淳于琼和郭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的说法是：汉朝早就完蛋了，想要复兴它，难上加难不说，干嘛要复兴它？如今“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淳于琼又更加干脆地说：“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淳于琼认定，沮授所献，不是个好计策。
沮授坚持说：“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其实沮授也没让他奉迎天子，复兴汉室。所谓“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说得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但是袁绍衡量利害得失之后，采纳了淳于琼的说法。（《后汉书.袁绍传》）
而就在曹操准备迎接汉献帝的时候，曹操身边也有很多人表示不同意见，与淳于琼和郭图对袁绍的说法相差不多：“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意思是说：山东还没平定，天子来了也居住不安稳，而且韩暹、杨奉劫持天子到了洛阳，又联合北面的河内太守张杨，力量不小，恐怕最后治不服这些人。荀彧说了一番话，希望曹操坚定迎接汉献帝的信心。荀彧的说法跟袁绍的谋士沮授的想法不谋而合。
荀彧说：从前晋文公收留周襄王，诸侯都去拥护他。项羽杀了“义帝”，而汉高祖刘邦却打着给“义帝”发丧的旗号讨伐项羽，天下势力一时间都来支持刘邦。现如今天子蒙尘，将军首倡义兵，救助君王，这正是将军一贯的心思。抓住这个时机，“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岂敢阻拦！要是错过这个机会，四方之人都生出这份心思，再去谋划，就来不及了。
曹操听了荀彧的话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终于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自己的身边。
当曹操和袁绍的时代，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时代不同，“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多，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
两边谋士的说法，比如沮授认为迎接汉献帝“于义为得。”荀彧说的“奉主上”、“秉至公”、“扶弘义”，至少还都把“义”字放在前面，袁绍不听沮授的建议，是因为在他心里没有义，只有利。算来算去，把汉献帝搁在身边“弊大于利”，于是就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曹操不同于袁绍，曹操虽然也重视利，但却能被“义”所打动，说明曹公心中不仅有“利”，而且还有“义”，并且将“义”字看得很重。曹操懂得最长远的大“利”，都是从“义”中流出来的。为了维护“义”，眼前亏损点“利”，是值得的，也是划算的。袁绍只会算简单的加减法，曹操却善于进行综合运算。如果大家都在小学一年级，袁绍的成绩未必比曹操差。但是到了高年级，袁本初就越来越看不到曹孟德的项背了。人生的账目，比经济的账目，甚至数学的账目更难算。人生比经济和数学，高难得多得多。
“挟天子以令诸侯”，形式上要的只是一个“名”，或者名分，目的却是为了获利。是直接去抢夺从而获利，还是打出一个旗号去抢夺从而获利，或者更明白一点说，就是单纯求利还是先要名义，然后借助名义以求利？这需要选择，选择的前提是判断，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利益判断。
其实仅就名和利而论，已经够令人感到头痛的了。
在名和利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仅从纯粹的效益角度来考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常听到有人说：名也是利，甚至名就是利。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只是模糊的说法。名，虽然也是利，但却不是直接的利。名要想变成利，要有一个曲折、迂回的过程。经不起迂回，受不得曲折，名既换不来利，更变不成利。因为后来“名利”两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使得很多人一眼看花了，就认定名和利是一回事了，这是个很大的错觉。
名有正，有不正。名正才能聚拢人心；名不正，就会惹人厌憎，甚至遭人讥讽、排斥。如果B是A的嫡长子，他就有正当的理由和资格，继承A的爵位和遗产。C只是庶子，或者连庶子也不是，只是个私生子，那就没有资格去承袭A留下的爵禄和田产之类。这种资格和理由，就是由“嫡长子”这个“名”带来的特权，一种源自遗传的原始特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法律和道德都保护这种特权——由名所带来的利。私生子虽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但那只是基本生存权的保护，而不是继承权的保障。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和现代都一样，私生子基本没有继承权，而且还要倍受冷眼，饱尝恶语的中伤。
因此孔子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强调一定要先正名，就是因为名有正，有不正。名正了才方便去做事；名不正，就没有办法去做事。比如你是任课老师，你就可以给听课的学生布置作业；你不是任课老师，你就没有资格给学生布置作业。这就是名的重要性。只有学校才可以招收学生，不是学校不能随便招收学生。道理跟上面的是一样的。
这是简单层面上的名和利的关系，再往深了说一点，名有实，有虚。虚名虽然能够侥幸于一时，蒙骗愚众，得到一些当前的利益，但是终归不能长久。虚名被识破了以后，利益也就跟着终结了。实名虽然一时不能炫人眼目，短近之间，也未必能够获得很大的利益。但从长久看来，越发被人信重，利益也就滚滚不断，滔滔不绝了。
回到名本身就是利的话题，这个说法其实没有错，只是不像上面那样理解。真正合理的理解，应该是：最大的利益，其实就是经得住考验的长久的实名。只有正大的实名，才是长久的利益。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利益，已经超越了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而是“可信性”。人们的真正信赖，那才是真正长盛不衰的威望，才是长增不减的利益。不懂这一点，只知道名就是利，不仅靠不住，而且没有更深远的意义。人生最大的利益，在于生命本身的信实与成长，大利是内在的充实与满足，不是外在的占有和挥霍。
虽然名就是利，但利却不是名。对于仅仅把物质资料当成活命“本钱”的普通生灵来讲，名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们甚至可以不要名，只要利，用来活命就行了。但对于成就事业、展现力量、施展才华、实现抱负、体现生命价值的“大人物”而言，名比利实在重要的太多、太多。利，是一种获得；名，却是一种成就。获利，并不能增加生命的色彩；成就，却能使生命发出璀璨的光辉。不懂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孔子的“必也正名乎！”当然，孔子的正名，保障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天下国家之大利，民族文化之久利，这更是那些只知个人眼前利益的功利之徒们所无法理解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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