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十周年特刊，今天推送第四部分，拍摄时间为2008年-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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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地震后的北川县城 （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北川中学如今这里废墟丛生再没有了鲜花》
本刊记者 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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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地震后的北川县城 （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北川中学如今这里废墟丛生再没有了鲜花》
本刊记者 杨潇
新浪博客
2008年年底做完地震半年回访后就没有回过北川。作为记者，特别是在中国的记者，多少都有点“对抗遗忘”的心愿，但记者这一工作本身却是健忘的，你不断地被卷入新的选题、新的旅行，而时间能消化掉所有突然涌现的宏愿、激情和誓言。
3月份的某天翻了下老照片，某个瞬间好像又接通了6年前的自己，走在北川老县城倒塌农贸市场的蓝色屋顶上，穿过刺破预制板的扭曲钢筋时，听到后面年轻士兵的提醒：小心余震！在微信（那时连微博都还没出现呢）上，有一个当年采访的孩子（现在她都大学毕业了）留言告诉我，同班几个同学都挺好的。
我们约好了，成都见。（杨潇）
2009年4月，北川，4个地震遗腹子和他们的母亲 （图/本刊记者大食）
《生于“5·12”》
本刊记者 卫毅
油菜是北川随处可见的作物，每到初夏，油菜便开始结籽。
2008年5月12日，4位年轻女子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当时她们的肚子里怀着孩子。2009年初夏，4个遗腹子已经出生好几个月。妈妈们抱着孩子站在油菜地里，大片的油菜由绿色开始变成黄色，在风中来回摇曳。
油菜地的远处，是她们曾经生活的北川。那里已经成为废墟。2008年之后，我们多次回到北川，回到那片废墟，记录下那里的变与不变。废墟冷清，长而缓慢的生活是震后的常态。震区的人们努力地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进行重建，试图从“失去”中挽回一些东西，但“失去”无往不在人生之中。地震让我们更集中地意识到了“失去”为何物，每一片飘走的时光都值得珍惜和留恋。（卫毅）
2008年12月12日，北京，冯小刚 （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冯小刚 用票房抽他们嘴巴》
本刊记者 易立竞
第一次采访冯小刚是在2009年，《非诚勿扰2》的宣传期。采访前，电影宣传告诉我，他最近接受的采访太多，尽量不要问重复的问题，他会没兴趣回答。可我怎么知道他感兴趣哪些问题，我只会问我该问的问题。
采访进行五十多分钟时，冯去了趟洗手间，他的助手说，“时间快到了。”
“问题还没问完。”
“那就要看冯导的决定了。”他说。
冯回来后，回答完了所有问题。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结束后，电影宣传说，“你的问题基本是我没听过的，冯导回答的很多内容我也没听过。”
第二次采访是在《1942》的宣传期。10月离开北京去印度采访时，基本穿着夏装，回来是11月中旬，北京已入冬。采访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下了飞机就直奔现场，家人把冬衣送到机场，我在洗手间快速换上。
事先已被告知，冯当天要飞往另一个地方。采访约了一个小时，40分钟时，他那边似乎临时安排了其他事情，工作人员开始催促，勉强拖到一个小时。我不满意采访，一直想约他再电话做个补充，那边似乎也在努力安排，可在截稿前，他一直抽不出时间。最后只能带着遗憾发了稿子。（易立竞）
2008年，北京，贾樟柯（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贾樟柯拿什么守护我们的梦想》
本刊记者 余楠
我们杂志创刊那年，贾樟柯执导的《世界》公映。在那之前，三十出头的他已经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在国内拥有了一群高端影迷，但官方，他依然只是一个“地下”导演。《世界》带他告别了这个身份。他告诉我，之所以后来多次携手上影合作，是对他们出品《世界》的感恩。
10年后，《天注定》在戛纳斩获最佳剧本奖。
说到底，电影还是需要和观众交流才有意义，所以他用多年努力从地下堡垒冲出来。但是好像有另一个堡垒，横亘在中国影人面前。就让新作告诉我们他如何突围吧，我相信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对贾樟柯要多点想象力。（余楠）
2008年，北京，李亚鹏 （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李亚鹏我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
本刊记者 易立竞
2009年采访李亚鹏，缘起是他为自己公司投资的第一部电视剧《我们俩的婚姻》做宣传。当时李亚鹏在广东顺德、肇庆一带拍戏，采访只能在他收工后开始，进行了三四天。
最后一次对话，是在他拍完戏后的晚上，一个酒店花园的露天餐厅里。
那天下雨，除了我们外，没有其他客人，服务员把餐桌挪到了花园长廊，桌上几瓶啤酒、几碟小菜，几只野猫在脚下穿梭；长廊外，雨不急不缓地下着。这样的场景，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我问地直接，他亦不躲闪。若干年后，回忆那次的采访，内容已有些模糊，清楚记得的就是这个场景。（易立竞）
2009年5月24日，北京，孙红雷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孙红雷 “潜伏”影帝》
本刊记者 易立竞
这是2009年采访孙红雷时拍的照。采访是在一个露天咖啡厅进行的，聊得正起劲，他突然停下来，礼貌但坚决地冲对面说，“对不起，能不拍了吗？我们在工作呢。”对面的人似乎吓了一跳，赶快收起相机。
那时，他刚演完电影《梅兰芳》里的知识分子邱如白，人们甚感意外，因为这与他靠黑社会老大树立的演艺界江湖地位的形象相去甚远。有人说，看着孙红雷的脸，似乎就看到了一个颇为凶险的江湖。“有的影迷在街上看见我，跟了大半条街也不敢上来要签名，可能之前的角色给大家留下了很凶的印象。”他自己也知道，“我不说话、不笑时看起来有点狠，所以周围人都不让我留寸头，还必须得戴眼镜。生活中我其实挺细腻、挺居家的。”孙红雷有点委屈地解释。（易立竞）
2009年2月23日，郭建梅（中）与同事们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呀》
本刊记者 卫毅
2009年，郭建梅因为一则电视广告而被大多数人所知。她普及了一个词：公益律师。
1995年，作为记者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 论坛。为NGO 着迷的郭建梅在会后辞去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后改名为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成为替别人维权打官司不要钱的公益律师。
郭建梅和她的伙伴们为人维权办案数千例，而伴随其间的有法官的嘲笑、同行的挖苦、恶人的围攻……愤懑、委屈、困惑、压力积于心中，让她一度患上抑郁症。她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趋名趋利的，她是趋理想的。
“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这是郭建梅对她的团队在将近20年里的经历所做的描述。（卫毅）
2009年2月，香港，罗大佑在家里 （图/本刊记者大食）
《罗大佑所有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
本刊记者 郑廷鑫
见到罗大佑后，刚打了招呼，他就先发问：你们南方报社那个叫程益中的，现在干嘛？接着又问了好几个问题，然后说：你看，我对你们报社非常了解吧。采访中，他又屡次跟我说：你们年轻人，在当下做记者是非常好的，可以深入了解这个社会，要创作，就得先了解现实。
第一天没聊尽兴，我提出第二天去他家里采访，同意了。到他家时，他正在看《信报》，一份以严肃性在香港娱乐八卦的媒体气氛中独树一帜的财经报纸。家里的书架放着各类别的书：音乐、政治、历史、文化……奖杯则随意地摆在角落里。
这张照片就在他家里拍的。“这是古董啊，”他指着摄影师大食手里的禄来相机说，“我也有一个，我父亲送的。”（郑廷鑫）
2009年5月11日，北京，姚晨 （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公民姚晨》
本刊记者 易立竞
这张照片是2009年第一次采访姚晨时拍摄的。她当时的助理说，“她特别不喜欢拍时尚大片，因为身体被使劲扭曲，现在拍照自然多了，可她还是不愿摆一些明星特有的pose。”
2011年7月27日，第二次采访姚晨前，她的微博粉丝已过千万。当时，包括她在内，全世界微博粉丝过千万的只有3个人。微博女王的名头就此叫响。网友在新浪微博发求助信息时，都习惯性地@姚晨，希望借助她的影响力获得帮助。
2013年7月，微博粉丝第一的名头旁落他人，可在公众眼里，她依然是微博女王。北京时间4月17日晚，姚晨作为见证微博成长的历史性人物，受邀出席了新浪微博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的敲钟仪式。（易立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