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反事实思维的规则
2019-08-06 09:10阅读：
文/姚斌
后悔理论是指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常出现后悔的心理状态。由于人们在投资判断和决策上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而当出现这种失误操作时，通常感到非常难过和悲哀。所以，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为了避免后悔心态的出现，经常会表现出一种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投资者在决定是否卖出一只股票时，往往受到买入时的成本比现价高或是低的情绪影响，由于害怕后悔而想方设法尽量避免后悔的发生。
概率面前，人们是用情感而非理性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早在思考“后悔”这一问题时已经知道，在结局确定的赌局中，人们会为这种“确定”付出高昂的代价。后来他们又发现，当不确定的程度有所不同时，人们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当你提供两个选择，一是有90%的概率会胜，二是有10%的概率会胜，人们表现出的态度并不像是认为前者胜出的概率是后者的9倍，而是会在内心做出调试，从而最终采取行动时好像调低了90%这个概率，而提高了10%这个概率。在概率面前，人们是用情感而非理性在解决问题。
不管是何种情感，都会在概率变小时越发强烈起来。你如果告诉人们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那他们作出的反应就好像并不认为这个概率是十亿分之一，而是一万分之一。他们会过分担心十亿份之一的损失可能，也会对十亿分之一的收益可能抱有过多期待。人们对极小概率的情感反应会导致他们一改往日的风险观，在可能性极小的收益面前变成风险追求者，而在可能性同样很小的损失面前变成风险规避者。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既会去买彩票，又会去买保险。
人们对待小概率事件的态度，就好像这些事都有可能发生。要想创建一个理论来预测人们面对不确定状况时的反应，就必须得衡量这些概率在人们情感世界中的分量。一旦衡量准确，就有可能洞悉为何人们既买彩票又买保险，甚至还有可能对阿莱悖论作出解释。莫里斯·阿莱设计了一个悖论，以此证明预期效用理论，以及预期效用理论根据的
理性选择公理，本身存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确定性效应来解开阿莱悖论的难题。
这是他们第二次通过他们的新理论来化解阿莱悖论，第一次是通过后悔理论，但仍然无法圆满解释。
简化版悖论
以下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构想的简化版悖论。你有两个选择：
1、100%的概率赢得3万美元。
2、50%的概率赢得7万美元，50%的概率分文不得。
大部分人选择了1。这一选择体现出风险规避的特征。在冒险一赌和获得确定收益这两者之间，人们宁愿得到一份确定的收益，也不愿冒险去赢得更高的期望价值。这一点并不违背效用理论，只能说明选项2的效用不及选项1高。在这个赌局中，3万美元是确定收益。
再看以下情况：
1、有4%的概率赢得3万美元，96%的概率分文不得。
2、有2%的概率赢了7万美元，98%的概率分文不得。
大部分人选择了2，也就是说，选择以较低的胜算去争取更大的收益。但这意味着，以2%的概率去赢7万美元，这件事的效用超过了以4%的概率去赢3万美元的效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新理论就这样再次化解了阿莱悖论。这并不是说，人们在第一种情况下做决定时预见了后悔，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却没有。这只能说明，他们高估了50%这个概率，而低估了2%和4%之间的差距。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解释了期望效用理论解释不了的所有问题，但它也预示了效用理论从未预示过的东西：推动人们追逐风险和推动人们规避风险一样简单。你只需将有损失的选项摆在他们面前。但是，自从贝努利在200多年前引发的这场讨论后，知识界人士一直认为风险追逐行为是荒唐可笑的。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原因可能是研究人类决策的专家一直都把注意力放错了地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们对待经济收益的态度。大部分经济领域的决策主要涉及有利的前景，这是一个生态学事实。经济学家研究的风险决策主要是基于收益的决策，例如存款和投资。在收益面前，人们的确会规避风险。他们选择确定收益，不冒险去赌。若是经济学家少关心些经济问题，多去研究政治或战争问题，或许他们会对人性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模拟性
在卡尼曼那里，有四个启发式，它们分别是：可得性、代表性、锚定性和模拟性。其中的模拟性用于描述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对于人类思维的影响力。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在思维空间里模拟未来。这种假想出来的场景往往成了人们进行判断和决策时的部分依据，然而并不是所有场景都能如此轻易的被假想出来。有些场景是被阻隔在思维之外的，就像人们在面对悲剧时产生惋惜之情一样，都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通过解释这些规则，了解大脑在消解某些已经发生的事件是遵循着什么样的原则，你有可能洞悉人们是如何在事情发生前进行思维预演的。这种思维被卡尼曼称为“反事实思维”，由此造成的情绪被称为“反事实情绪”。
以下是卡尼曼构想的一个实验场景。
A先生和B先生乘坐的两趟航班原定于同一时刻起飞。他们从市区搭乘同一辆大巴前往机场，路遇交通堵塞，等抵达机场时已经比起飞晚了30分钟。
A先生得知，他的那趟航班已于半小时前准点起飞。
B先生得知，他的航班略有延误，5分钟前才起飞。
谁的心情更糟糕？
实际上，两个人的处境并无两样，他们都预料到会误机也都没能及时赶上飞机，然而，有96%的受访者认为B先生的心情会更糟糕。看来他们认同一点：现实情况并非是导致沮丧情绪的唯一根源。眼前的现实和另一个现实之间的接近程度同样会影响人的情绪。在这个场景中，接近程度就是指B先生还差多少时间能赶上飞机。B先生之所以会更沮丧，是因为他“更有可能”赶上飞机。“同类事例都呈现出一种爱丽丝漫游仙境般的特质，想象和现实被毫无理由地糅合在一起。”卡尼曼如此评论道。
反事实情绪
在反事实情绪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后悔”，其基本特征也适用于沮丧和嫉妒这两种情感。这些情感可借由简单的数学公式加以描述，其强度系数受两个变量的控制，一是“对另一种现实的渴望程度”，二是“另一种现实出现的可能性”。很多时候，令人后悔和懊恼的事情是不太容易被消解的。感到沮丧时，人们需要对环境中的某种特质进行消解；而感到后悔时，人们则需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消解。但是，对沮丧和后悔的消解过程却遵循着基本相同的原则。人们都需要经由一条或多或少合理的路径来通往想象出的那个空间。嫉妒则有所不同，人们无需费力去构建一个想象出的情景来体验嫉妒。“能否想象出不同的情景，这似乎取决于个体与所嫉妒对象之间的相似性。要想体验嫉妒，你只需来一番换位思考就足够了，没有必要非得构想出一个合理的场景。”说来奇怪，嫉妒并不需要借助想象之力。
“想象”会遵循一套规律：消解的规律。其中之一就是，用于消解现状构想另一种现实的东西越多，消解就越不容易发生。在大地震所造成的丧生和因雷击而导致死亡之间，人们似乎更容易对后者做出更多的思维假设，因为要对地震作出消解式思维，人们就得将所有发生过的地震都思考一遍。“一件事导致的后果越多，要消解这件事所需的努力就越大。”当我们把事件情景退回到从前时，该事件会逐渐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一件事的后果都会累积起来，从而导致更多的东西有待被消解。待消解的东西越多，思维就越不可能去尝试消解。这也许是用时间来治愈伤痛的一种方式。
卡尼曼认为，“我们常常会为某个场景构想出一个男主角，不管是何种场景，我们都会想象它是恒定不变的，只有那个男主角在动。我们不可能设想在肯尼迪被刺事件时，奥斯瓦尔德射来的那颗子弹会被一阵风吹走。”但是，当进行思维消解的主体就是场景的主人公时，这条规则就无法成立了，因为一个人不太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消解。“改变或取代自己远比改变或取代别人更困难，构想出来的新世界一定和自己当下所处的世界千差万别。我可能拥有一定的想象自由，但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成为其他人。”
反事实思维
人们最常在那些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后进行反事实思维。比如，一个人每天都沿着同一条路线开车上班。但是有一天他选择了另一条路，结果一个人开车闯红灯撞上他的车并导致了死亡。当问及人们对此事件的看法时，他们的思维会停留在这个人当天选择的那条路线上。假如他走的是平时的路线，那么似乎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假设当天他走的还是常规路线，依然有人开车闯红灯撞他的车而丢了性命，却没人会想：要是他当时没走这条路就好了！对于常规形式导致的结果和非常规形式导致的结果，人们的态度好像大相径庭。
在消解某些意料之外的事件时，思维极易将概率因素隔绝在外。能让那个人幸免于难的最好办法，就是更改当时的时机。假如他早到了几秒钟或晚到了几秒钟，那两辆车就不会相撞。但是，人们在消解这场悲剧时并没有这样想。对他们而言，消解整个事件中的不寻常之处要容易得多。“你不妨自娱自乐地对希特勒作一番假想。”希特勒实现了最初梦想，如愿以偿地成为维也纳一名画家。现在，请从相反的角度进行设想（反事实的）。在形成受精卵的那一刻，阿道夫·希特勒也同样可能是一个女婴。他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也许不会高过他出生时就是个女性的可能性。但为什么我们在对希特勒做反事实假想时，会认为前者可以接受，后者却不合逻辑呢？
如果有一个人在空难中丧生。以下哪一种反事实思维更易发生：
1、如果飞机没有坠毁。
2、如果他搭乘的是另一架飞机。
这样的问题如同在股市中经常遭遇的问题。有一个买了一只股票，结果当天这家公司暴雷下跌了90%。那么以下哪一种反事实思维更易发生：
1、如果这只股票没有暴雷。
2、如果他买的是另一只股票。
对于这样的问题，特沃斯基做如下思考。对于这种想象，我们可以按照以下两个原则来排序：第一，合理性；第二，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现实世界往往出人意料，它并不像我们想象出的世界那样合情合理。特沃斯基把他的理论称之为“阴影理论”。根据阴影理论，备选状况或可能出现的场景决定了我们对现实的预期，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回顾现实、如何对现实作出解释。同时，也决定着我们会因此陷入何种情感状态。何谓现实？现实就是一团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云彩。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就是这样进行深度思考，终于一步步地向“智慧”的高峰登顶，从而创立了行为金融学这门博大精深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