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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优先

2020-05-01 17:01阅读:
文/姚斌
当我阅读湛庐文化为我寄来《牛奶可乐经济学4》时,我才知道“博物经济学”这门学科。博物经济学的创立者是罗伯特·弗兰克,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所谓的博物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概念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经济学的简单常识上,试图通过基本的推理去理解并解释事物的本质。
弗兰克教授喜欢给学生布置“博物经济学作业”,让学生写小短文,提生活中的问题,并以经济学的视角做出回答。经过几年的积累,这些问题被收集成册,于是就成为《牛奶可乐经济学》的蓝本。为什么弗兰克教授致力于博物经济学研究?因为“你只需掌握五六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如同生物进化论,只要你理解了它,什么物种、组织、结构,都会变得简单起来。这也会使你对这门学科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弗兰克教授的观点与传统经济学大相径庭。他曾经这样说:“请不要急于去书中找寻答案。这些生活中的问题不是公式和概念,它们并没有标准确切的答案,每个人都有可能给出更多更合理的解释。虽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学家,但至少我们可以更积极地去思考,并把思考用于生活。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博物经济学家。”
实际上,博物经济学属于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行为经济学致力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人们的判断和决策以及潜在的系统性认知偏差。当弗兰克教授给学生讲课时,将这门课程称为“对理性的背离”,它的两大主题是“带有悔意地背离理性选择和毫无悔意地背离理性选择”。这两大主题最早源自阿莫斯·特沃斯基。特沃斯基曾经这样说,我的同行都在研究人工智能,而我却研究人们与生俱来的愚蠢。
弗兰克教授极其推崇达尔文,并认定达尔文才是真正的“经济学之父”,而并非经济学界早已认定的亚当·斯密。因此,在书中有大量解释达尔文进化论的篇章,读起来兴味盎然。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弗兰克也坦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一个非凡的洞见。“看不见的手”认为,客观的市场力量可以引导贪婪的个人行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市场失灵是由于缺乏有效竞争。
但是,达尔文关于竞争过程的观点则与其截然不同。达尔文相信个体动物的利益与其族群更广泛的利益存在深刻的冲突。达尔文认为竞争机制存在缺陷,并非由于竞争不充分,而恰恰是源自竞争本身的逻辑。他的理论
的核心前提是,自然选择只对能促进繁衍的个体性状变异有利。如果一种性状使个体可以更好地生存和繁衍,这种现状就会被选择,否则就会逐渐消失。在许多情况下,对个体有利的变异同样也会有利于种群的利益。但是,许多增进个体利益的特性却会对种群造成损害。
瞪羚之所以跑得快,是因为在其进化环境中,跑得快是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跑得慢,就意味着更容易被捕食。在一定程度上,跑得快对所有个体和种群都是有利的。而雄性麋鹿如果鹿角变大,就更容易击败竞争对手。但庞大的鹿角也使得雄性麋鹿在繁密的树林中行动受限,更容易被狼捕杀。因此,更大的鹿角给个体带来的收益远超过种群,但如果每只雄性麋鹿的鹿角都变小一些,那么整个种群将会获益。这就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冲突。
达尔文清楚地看到,一种有益基因突变不仅有助于个体繁殖大量后代,而且必须使该个体比不具有这种基因突变的竞争对手能产生更多后代。因此,繁殖适度是一种典型的相对概念。能够生存和繁荣的,不必是宇宙中最强壮的、跑得最快的或者最聪明的个体,它们可能很脆弱、行动迟缓、头脑愚笨,但真正关键的是,它能够在种群内争夺资源的斗争中胜出。“成为更好的,而不是最好的”。
弗兰克教授认为,想要阐明市场的运作机制,就需要“以环境会对主观评价产生显著影响”的假设作为出发点。然而荒谬的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却假定环境不构成任何影响。因为不“以环境会对主观评价产生显著影响”进行思考,所以即使是在消费者拥有充分信息、企业处于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看不见的手”仍然会失效。这就是说,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情境是具有决定性的。美国企业的高管薪酬爆炸式增长,豪宅越建越大。其背后的原因是收入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催生了一种被弗兰克教授称之为“支出瀑布”的现象。富人建造的更大的豪宅改变了其他接近富人阶层的人的住房标准,因为他们出入的许多社交圈是相同的。可能在这个圈子里早已约定俗成,要举办36人的晚宴,而不是24人的;或者要在家中举办婚礼,而不是在酒店或俱乐部举办婚礼。所以,这些接近富人阶层的人的住房也越建越大,从而改变了其他仅次于他们的人的相对参考框架,由此向收入越来越低的人依次传递。
情境对军备的影响更甚。在军备竞赛中,一个国家的军备是否充足,几乎完全取决于另一个国家的军备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的军备更充足,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就会面临危险,那么前者就是安全的。因此,在许多国家看来,把维持与敌对国家同等的军备力量放在优先位置,是完全合理的。能否维持主权取决于一个国家自我保卫的能力,军备不足则会削弱这一能力。军备竞赛也并非源自竞争的缺失。相反,一直以来军备竞赛反而使各国因强调重要资源而引发最直接的竞争。竞争越激烈,就越容易引发军备竞赛。
成功也是一样的。努力工作、一心一意的人当然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天赋与努力工作,既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促成比尔·盖茨成功的偶然事件在事后看来极为重要。如果盖茨的高中没有电脑俱乐部,如果基尔代尔CP/M系统愿意签署IBM的保密协议,如果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更加慎重地对待与微软的协议,如果以上事情中的任何一件没有发生,那么比尔·盖茨几乎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比尔·盖茨似乎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他说:“我在很小的年纪就接触到软件开发,当时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条件,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幸运事件。”
巴菲特是当代最成功的投资者。同样的,如果你要复制成功巴菲特,你必须大致具备巴菲特生活的那个时代,你必须像巴菲特出生在类似美国的那样环境,你必须大致具备巴菲特成长的家庭背景,你必须大致具备巴菲特的秉性和智商。具备勤勉、天赋和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极佳的运气。就算你大致具备了巴菲特的这些要素,你还必须遇到像格雷厄姆那样的明师。就算有了像格雷厄姆那样的明师,你还必须遇上像查理·芒格那样的良友。这其中无论缺了那一环,都会使得复制成功变得无比艰难。并且,成功显然需要伴随着“幸运因素”。即使你拥有像巴菲特那样的各种因素,但是假如没有像他那样的运气,同样难以复制成功。
美国大企业CEO的薪资比普通工人高500倍,而在20世纪80年代只高42倍。许多人对此总是愤愤不平。但是,他们未曾考虑到两个原因:技术力量能将绩效上的一点小进步急剧放大;公司对绩效最优的高管的争夺日趋激烈。在赢家通吃的市场,最优秀的企业高管能获得高额的报酬,他们除了必须创造出非凡的价值外,还必须参加有效的竞争。公司的表现是由一小部分最优秀的员工决定的。今天,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的领导者所发挥的作用更要比之前的同职位的人大得多。因此,顶级高管的经济价值正在不断增长。竞争性市场将个体在天赋和努力程度上的差异,放大为前所未有的收入差距。最终,使得成功与运气之间的关联,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要强。
正如弗兰克教授在前言里所指出的,“学习经济学和学说一门新语言一样,重要的是慢慢开始,看看每个概念在不同环境下如何应用。”以博物经济学的眼光看待我们身边的各种现象,除了能帮助我们辨明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还能帮助我们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然后,借此我们就能在日常生活经验里发现许多相关的结构和模式进行思考。事实上,弗兰克教授开设的经济学入门教程每年都会吸引6000多名学生前来聆听,他们通过这门课程已经体会到了学习经济学的乐趣。因此,弗兰克教授也被称为“全美最有趣的经济学课堂主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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