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大融通理解叙事经济学
2021-02-08 20:19阅读：
文/姚斌
在我研读爱德华·威尔逊的《知识大融通》后，我又研读了罗伯特·希勒的《叙事经济学》。这又是一本运用“学科融通”的论著，展示了查理·芒格式的格栅思维、多学科运用。罗伯特·希勒是耶鲁大学经济系著名教授之一。2013年，他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查理·芒格先生倡导多学科思维。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一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并且贯穿在一个思维框架中，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查理·芒格的这种思想，在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那里就是“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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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中直言，思考叙事经济学就是一场知识融通的发现之旅。融通指的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统一，尤其是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知识统一。由于学科之间的壁垒很难打破，往往导致研究者过度专业化。经济学家在尝试弄清历史重大经济事件的时候很少会关注与事件相伴的重要叙事。
叙事就是对故事的描述。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讲述事件，把相关事件组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事件系列。历史学家通常最善于叙事。他们认为，要想深刻理解历史，就需要推断出那些历史创造者的想法。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兴趣来研究叙事，没能思考叙事在重大经济事件中的作用。他们很少记录叙事的受欢迎程度，讲述那些充满人文趣味的故事或考量其受欢迎程度对经济的影响。正因为基于这样的原因，希勒创建了叙事经济学。
希勒认为，叙事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化机制和关键预测变量，诸如市场下跌的恐慌、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技术替代的批判以及投资的情绪波动，这些长期的、变化的叙事载体，无论是对消费者、企业家、投资者，还是对决策者，都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有望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重大经济事件。所以，可以将《叙事经济学》作为一次知识融通的练习。因为它奠定了一个基础，人们可以基于此，对叙事展开更具想象力的思考。如果经济学家将他们对流行叙事的理解应用于经济事件的解释，那么他们在预测未来时就能够更为敏锐地察觉流行叙事的影响。经济学家莫顿·夏皮罗和文学家加利·默森在他们合作推出《金钱与情感》一书中指出，如果能够更好地欣赏伟大的小说作品，将有助于改进对经济生活的建模，因为这些作品能够带领我们贴近人生经历的本质。
叙事经济学向我们展示了流行故事如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而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这其中不仅包括衰退和萧条，还包括其他重要的经济现象。希勒在使用“叙事经济学”这个术语时，侧重点有二：以故事为载体的观点被人口口相传；人们努力生成新的可传播故事或是让故事更具传播力。但最重要的，是研究叙事传播如何影响经济事件。叙事传播意味着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专家之间的系统研究将有望革新经济学。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流行病学家的观点和见解，他们的模型成功地预测流行病的未来发展轨迹，并解释了如何抵御这些流行病。经济学家可以借鉴这些流行病学模型改进自己的模型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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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在20世纪取得最有成效的发展，它的最大贡献是有力地揭示观点的现行对经济事件的影响。现代数理流行病学由威廉·科马克和安德森·麦克肯德里克于1927年建立。这个模型被称为SIR模型，它表示一种传播模型，是传染病传播过程的抽象描述，其中S表示易感者，I表示感染者，R表示痊愈者。根据这个模型，流行病会遵循逻辑规律增长。每次传染都需要一个易感者和一个感染者的共同参与。因此，新感染取决于这两个群体的人数。在这个模型中，阻止一场流行病疫情，基本就是阻止它进入爆发阶段，所以应该关注感染增长速率，而不是初始疫情的大小。流行病疫情的关键评价标准是新感染速率，即感染者引发的平均新感染数。接触概率取决于传染病如何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
邓肯·瓦茨曾说SIR模型是他能想到的最简单的非线性动力学。因此，他将这个模型引入了金融市场中进行思考。罗伯特·希勒则在SIR模型看到了两个变体。其一是混沌。SIR模型的变体可能会产生混沌。这就是说，系统可以生成看似随机的变量，这些变量永远不会重复出现；即使系统是确定的，这些变量好像也在生成随机数。它与蝴蝶效应有关。蝴蝶效应指的是一场似乎不可预测的巨大风暴有可能是一件看起来遥不可及、无关紧要的事情引发的，比如很久以前一只蝴蝶在地球的另一侧扇动了翅膀。其二是“信息瀑布”。信息瀑布帮助解释蝴蝶效应。如果人们觉得通过观察有多少人做出某些选择，就可以收集到可靠的信息，那么均衡就会向随机的方向移动。信息瀑布可以解释投机泡沫为什么有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并且符合经济学原理，因为它描述了在人们相当理性的情况下，泡沫或萧条是怎样从完全随机的原因开始起步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似乎从不会跟着某辆领头车，但就像其他人一样，出租车司机在一些比较模糊的事实方面——比如本市的最佳餐厅——可能会效仿其他人。
如果不借鉴叙事经济学，我们很有可能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出租车司机的举动，也无法理解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变化以及其他经济现象。经济叙事遵循的模式，与传染病传播的模式是一样的，先是越来越多的感染者向外传播叙事，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是遗忘叙事以及失去谈论的兴趣。大规模经济叙事通常是由一系列较小规模的叙事组成的。每则小叙事都有可能代表着大故事的一部分，但我们需要看到完整的组合才能识别完整的主题。
在《非理性繁荣》中，罗伯特·希勒就列出了十几个促成“繁荣”的因素，它们恰好出现在2000年左右，使美国股市指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位，但崩盘随之而来。这份清单包括万维网、资本主义的胜利、商业成功故事、共和党统治、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商业媒体的扩张、乐观的分析师、新的退休计划、共同基金的繁荣、通胀率的下降、贸易量的增加和赌博文化的兴起。如果我们想知道异常重大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就需要列出看似无关的叙事。这些叙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像病毒一样传播，并往同一个方向影响着经济。其中有一点很重要，重大经济事件通常并不是由单一的叙事造成的。重大经济事件不太可能这般令人满意地得到解释。相反，要想解释这些事件，就需要列出一份经济叙事清单，这份清单并不能被描述为一则简单的故事或一则传播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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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般传播的流行叙事能够产生经济影响。罗伯特·希勒由此形成了经济叙事的基本构想，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些构想解析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叙事，并在新的叙事酝酿过程中识别它们。
构想1 流行趋势可快可慢、可大可小
有些叙事持续时长可能会超出经济学家赖以评估叙事影响的所有数据序列，因此不能急于判断叙事的影响。历史上的某一次长期繁荣是一次持续时间比之还要长上很久的叙事流行的结果。高传播率和低遗忘率的叙事意味着最终几乎会传播至整个人群，而且有时速度非常快。如果传播率较低但遗忘率更低的话，同样的叙事也可以相当缓慢地传播至大多数人。
构想2 重要的经济叙事可能只包含一小部分热门话题
在判断经济叙事流行的重要性时，我们的结论都应该基于这样的假设：经济上最重要的叙事就是那些常被人们谈论的叙事。非常重要的叙事流行有可能并不产生什么话题。此外，人们总在交谈，因此总会有叙事在传播。在研究经济叙事时，我们不能被闲谈分心，因为它们解释不了经济变化。
构想3 叙事星座比单一叙事更具影响力
出现在同一“星座”的叙事可能有不同的起源，但在我们想象中，它们似乎与某个基本概念组合在一起，并且能够加强彼此的传播力。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一些流于表面的故事。大多数叙事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因此也就永远失传了。我们很难在叙事和行动之间建立起联系。
构想4 叙事的经济影响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经济叙事对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叙事的当前版本及其他相关叙事的繁枝细节。我们很容易记忆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的情景，但如果认为目前的情况与当年并不具有可比性，那么有关1987年崩盘的叙事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构想5 真相不足以阻止虚假叙事
有的时候经济叙事会没有明显理由的突然盛行起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2008年次贷危机后，接近于零的利率被解读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即将出现的征兆。但日本失去的十年只是个例，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然而，它的全球传播力强大到足以重新激活大萧条叙事，并引发人们对“长期经济停滞”的严重担忧。
构想6 经济叙事的传播力取决于重复概率
传播力取决于叙事被带入谈话的概率。新颖的想法和概念可能会提高传播的概率。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当公众开始关注股票价格指数时，股市叙事的传播力就大为提高。这是因为新闻媒体撰稿人都在查找新的事实以撰写吸人眼球的故事。
构想7 叙事大行其道依赖附属元素：人情味、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怀
经济叙事通常依靠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得以传播，因为人类深受这些这类故事的吸引。成功的经济叙事有时是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能够感知什么具有传播力、什么不具有传播力，并巧妙地将相关元素组合在一起，从而生成具有传播力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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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叙事的要素会像病毒般传播并风行一时，从而影响经济和政治事件。而罗伯特·希勒归纳出的9个最重要的“叙事星座”会以多种变异形式突然表现出来。“星座”是罗伯特·希勒对叙事的一个比喻，相当于叙事的集合体或组合。这些叙事触及了当前流行的一些重要议题：机器将取代所有工人并导致大规模失业；回归金本位制将带来更强的货币稳定性；房地产和股市具有特殊价值；企业和工会都是邪恶的。这些与时俱变的叙事会改变大众对经济的认识、对经济现实的看法，并创造出新的观点来阐述什么是有意义的、重要的、道德的，或者提出新的个人行为脚本，从而影响经济行为。
流感、麻疹和腮腺炎等流行疾病，可能会出现变异或改变传染性，重新流行起来。在变异克服了获得性免疫之后，疾病往往会重新爆发，不过变异有时是因为环境状况发生的变化，增强了疾病的传染力。1918年的流感通常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夺去的生命总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流行病学中的西班牙流感映射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轨迹，只不过传播大萧条这一“疾病”的是叙事，而不是病毒。这两者的致病力都格外强劲、出人意料。
经济的衰退和萧条就是叙事，都能够积极地促成了后续事件。因此，只要想起经济衰退，人们往往都会重点强调上一次严重衰退，同时也会对纪录保持者投以关注。在美国和全球大部分地区，纪录保持者非“大萧条”莫属。
1929年股市崩盘后出现了大萧条，此后萧条演变为全球性萧条。在美国，这次萧条从1930年一直持续到1941年，期间失业率一直高于8%。“大萧条”得名于莱昂内尔·罗宾斯1934年的同名著作。这次萧条包含两次收缩，分别发生在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这次全球范围的萧条之后，马上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著名的衰退是1973~1975年，与这次衰退相关的事件是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经济学家奥托·埃克斯坦在1978年的同名著作中将这一时期称为“大衰退”，这个名字可与“大萧条”相提并论。1980~1982年严重衰退在当时也被称为“大衰退”，也可与大萧条相提并论。2007~2008年的严重衰退又一次被人拿来与大萧条相提并论。这一次，这个名字真正出现了病毒式传播并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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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经济学的目标是从重要叙事和叙事星座的角度考量这些衰退和萧条的，因为这些叙事和叙事星座有可能促成了衰退和萧条加剧的程度。不过，因为这些事件非常复杂，叙事经济学无法给出最终的因果关系证据。但是，在这些极为严重的经济事件酝酿发酵的过程中，叙事产生的累积影响绝非间接影响那么简单。
于是，罗伯特·希勒提出了9个叙事星座：恐慌与信息；节俭与炫耀性消费；金本位制与金银本位制；劳动节约型机器取代多种工作岗位；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几乎所有工作；房地产繁荣与萧条；股市泡沫；杯葛(即抵制)、奸商和邪恶企业；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和邪恶工会。这些星座反映了经济行为和道德判断。在某些时候，一个星座可能造成另一个星座的覆灭，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争议，结果加强了另一个星座的影响力。
其中的“恐慌与信息”叙事星座里的金融恐慌叙事带有强烈的心理成分，涉及群体心理这个关键概念。1841年，查尔斯·麦基的畅销书《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开始引起公众对群体心理的关注。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的畅销书《乌合之众》中推动了“群体”这个词的流行。群体心理在那个时候开始初具影响力，并呈现出类似流行病的发展趋势，其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群体心理”被越来越多提及的趋势与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的上涨似乎是并行的。
而“股市泡沫”叙事星座讲述的是刺激和冒险的故事，以及比较富有的人买卖证券的故事。股票市场不同于整体经济，因此造成并维持股市泡沫的叙事具有不同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源。1929年10月28日和29日股市狂跌之后，人们马上用“崩盘”一词来形容。“崩盘”一词原意为撞击、碰撞。崩盘叙事通常意指崩盘之前那一段异常繁荣、盲目乐观乃至无所顾忌、道德败坏的时期。时至今日，这种通过股市繁荣之后的股市大崩盘讲述人类愚蠢的叙事仍在我们周边传播。而在1929年之前，“崩盘”一词与股市并没有太大关联。因此，这个词的新用法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经济观点，即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股市的表现。所以，股票价格指数被视为风向标。
能够与1929年“崩盘”相提并论的是1987的股市狂跌。而其他的剧烈波动都没有被大多数人称为崩盘。由此可见，股市叙事在1929年出现了极强的传播力。我们知道，在1987年10月19日之前的日子里，它的传播力也很强。涉及新闻媒体和投资者的故事令人回想起1929年的崩盘并起到了放大作用。然而，1987年的股市崩盘似乎是一道闪光灯记忆事件。数10年之后，它的故事似乎再无法融入那个活跃的叙事星座，因此也就不再具备病毒般的传播力。
由此可见，叙事更容易形成病毒式传播，成为社会认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叙事的力量会造成某种事物的繁荣或萧条、证券市场的暴涨或暴跌，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叙事经济学的框架打破了学科之间的边界，从人类社会对信息的认知和阐释出发，研究社会大众关注的投资决策、经济政策和市场价格等经济现象的前因后果。《叙事经济学》显然是一本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知识大融通”的力作，给我们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