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反直觉
2021-12-18 19:45阅读：
文/姚斌
“越安全越危险”是典型的反直觉，而《越安全越危险》确实就是在反直觉。身为致力于运用风险思维帮助公司进行转型的乔纳·萨克斯在《越安全越危险》这本书中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挑战传统，打破现状，并解锁创意方案的路线图。萨克斯认为，当我们进入未知领域需要新方法时，运用安全思维的欲望反而会变得更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安全思维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危险，甚至导致失败。
在现实世界中，即使风险很低，人们依然会寻找安全感，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然而，当采用旧方法应对新挑战时，只会让我们面临更多的危险。我们总想追求安全边际，从而奔向安全地带，可是商业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地带。在萨克斯展示的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时游走在规则边缘，甚至直接挑战规则，反而是通向成功的最佳途径。如果仅仅是把自己当个某个问题的专家，更可能容易犯下基本的常识性错误。
1
“只有那些足够疯狂、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萨克斯发现，创造性突破是属于一小部分精英群体的专属区域，他们天生就有打破规则，无视社会压力的倾向。要想在创意工作上取得成功，就需要开和关这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开”的模式是放松、开放、目的性较强的状态。比如，达·芬奇漫步威尼斯街头，观察漆面剥落的形态，将各种信息吸收进大脑，这能帮助他创造出新的绘画技巧。在这种状态下思考能力会更强，能创作出世界观更为宏大的作品。而在“关”的模式中，会变得紧张，会很注重结果，感到巨大压力，甚至变得疯狂，却没有任何创造力。持续的困难与挑战并不是动力杀手，而是让动力维持在高水平状态和保持风险思维的关键因素。
如果不想在某个领域成为专家，我们就很难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测定基因组序列、修理飞机这样的高科技工作，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艺术家、商业领袖和发明家。人工智能的先驱赫伯特·西蒙曾经表示，没有专业技能作为指引，我们无法有效探索未知世界。在西蒙看来，发明新事物的基础是理解现有事物，随后在对已知事物进行解构和重组。
决策行为研究者加里·克莱因发现，象棋大师眼中的棋盘和普通人眼中棋盘截然不同。大师可以从普通人眼中的干扰因素中看到模式和意义。事实上，大师只要瞥上一眼，就能清楚记得棋子的准确位置。有意思的是，如果棋子只是杂乱无序地摆在棋盘上的话，大师对位置的记忆能力可能就不如新手。当阅读棋盘
时，大师甚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经根据存在于大脑中的模式放弃了数千种次优选择。只考虑最优解，就能让大师保持精力专注，而新手面对数不清的可能性，很容易犯下错误。面对大师，新手没有任何机会。
然而，虽然成为专家可以让我们在既定游戏中极大的提高效率，但也会导致我们不容易发现游戏出现的改变，并导致我们应对改变的能力不足。举例说，当重大规则发生改变时，比如谁先出牌，专家级玩家的反应通常会落后于新手。已经习惯了高效、快速运转的专家思维，试图将新信息放入旧框架，以便发挥自己快速处理的能力。专家的大脑可能会说“那不过是老问题的新形式”，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此时，拥有大量优质信息的专家也会犯下可怕的错误。如果让专家年复一年地预测不久后世界范围会发生什么重大改变，比如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那么，让他们蒙上眼睛随便扔飞镖，命中的概率可能都比他们预测的准确率高。专家们的研究、推理与分析不但没能帮助他们，反而降低了他们作出正确预测的概率。
2
建筑师米克·皮尔斯喜欢沉浸在对白蚁的古怪研究中。他观察到，这些没有中枢策划及控制系统、大脑与针头大小相当的小生物却能创造出摩天大楼。尽管沙漠温度每天都会出现巨大变动，最高可达40摄氏度，但白蚁总能保持完美而稳定的温度，秘诀就在于适当的通风。皮尔斯将白蚁策略复制到人类环境中。他设计的建筑具有复杂且相互依存的通风系统，所耗能源减少了10%，不需要安装空调系统，在能源及维护上节省了巨大开支。
长久以来，人们对创造性天才的研究，都强调他们能将不同领域整合在一起的能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热爱古典音乐，他用业余水平的演奏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因此，督促自己少做专家、多做探险者可以松动僵化的知识网络，让作为思考者和创造者的我们多出一个优势。但是，自我感觉良好，会让人变得愚蠢。93%的美国司机会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就连因为自己的过错导致车祸住进医院的司机也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斯坦福大学87%的MBA学生认为自己的能力强于大多数同行。这就是通常被称为“优于平均思维”的现象。事实一再证明“优于平均思维”对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技能过度自信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的情况好得不能再好，”吉米·凯恩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时采访这样表示，“所以你必须问自己，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5年后，凯恩损失了95%的个人财富，还被《时代周刊》列为应该对2008年金融危机负责的25人之一。身为贝尔斯登的CEO，他亲眼见证了这家华尔街老牌投资银行的倒闭。
当苹果推出iPhone时，诺基亚在手机行业占据了47%的市场份额。诺基亚的工程师看不起IPhone。2010年，斯蒂芬·埃隆接任诺基亚CEO时，公司已经举步维艰，他给公司传达的第一个信息是：丢掉曾经的傲慢。可是埃隆出现得太晚了，已经无法拯救诺基亚这个曾经的市场领头羊，公司最终以极低的价格被微软收购。
3
突破通常来自追求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想法的人，而这些人也因此被视作怪人，他们的很多想法最初与直觉相反。十年前，没有人会自愿坐上陌生人的车，或者住进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家，或者将最重要、最敏感的文件传到“云”。虽然有人尝试改变这些现状，但成功率很低，因为这是一种反直觉。直到有一小部分人相信了他们，并动手实践，公众的观点才开始出现逆转。没过多久，就有了出租车、租房子、分享数据时的本能反应。现在这些服务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变得不可或缺。
从本质上说，反直觉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其他人没有兴趣的多种可能性，这也是反直觉能够带来众多创造性突破的关键原因。知名创造力研究者罗伯特·斯滕伯格以出色的投资者类比富有创造力的人，这样的投资者愿意把时间和金钱投给“被外界视为新奇或者略微荒谬”的想法。斯滕伯格表示，富有创造力的人总是善于发现“在创意世界低买高卖”的机会。他们不断投资低价创意，在这些创意得到普遍认同后收获回报。当反直觉观点出现时，需要仔细检测。爱彼迎强调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提供床位和早餐开办的家庭旅馆，向陌生人敞开一下家门。它的早期房东一点也不像传统的家庭旅馆经营者，但这种类比让新模式给人更安全的感觉，更易于租房人理解。直到爱彼迎重新定义酒店业的文化直觉后，人们才逐渐忘记这个类比。
很多违反直觉的想法确实是错的。那些看起来错误的事，通常存在错误的理由。当走上全新道路时，我们很难找到足够的数据进行扎实分析，做为反直觉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但由于仅靠分析无法证明不同寻常的想法是否正确，能否继续前进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直觉。有意思的是，我们取得反直觉的突破并不是因为我们忽视了自己的直觉，而是因为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听从了内心的声音。这大概就是大型企业的高管经常将自己认定为个人最重要的资本的原因。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曾说，好的决策“直接源自本能反应”。但是，直觉变化无常，并不可靠。有些我们以为是直觉或本能反应，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直觉。这样的直觉可能存在偏差，它们只是我们将主流观点内化后的反应，充满了错误的模式化认知。
所谓的直觉，实际上指的是感受相似但实际区别很大的一系列心理历程。直觉让我们得以接触平时无法接触到内心中的天才。当建立在错误假设基础上的自大且过时的传统观念横行于世时，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直觉。想要发现其他人错过的模式，想在创意世界“低买高卖”，面对拒绝与嘲讽还能坚持自我，我们需要直觉这个极其重要的思维能力。
4
如果提到卓越的直觉能力，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硅谷投资者。即使处在一个凡事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模棱两可的世界，风险投资面临的挑战也仍然显得极为突出。天使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需要在拥有过多或过少信息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判断。他们做出投资和希望解决的问题通常都会存在定义偏差和没有先例的情况。识别出其他人看不到的模式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声誉就是建立在能够发现新颖独特但违反直觉的、能够颠覆世界的商业模式之上。
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数额高达数百亿美元。沃顿商学院的劳拉·黄认为，了解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究竟在想什么，会是一个很有用的研究课题。劳拉·黄发现，投资者在早期投资阶段会有意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个类别上：第1类是数据，他们从财务报表、创业者对未来战略的展示、对市场环境更广泛的研究以及从其他各类报表中获得的信息。在此，他们使用的是纯粹的数据分析。投资者关注的第2个类别是他们对创业者本人的看法。
劳拉·黄研究的投资者寻找的主要是数据与直觉相匹配的投资机会。她认为理想的状态如下：
企业生存能力+对创业者的感觉＝投资决定
不过这个简单的公式存在一个问题：投资者寻找的是所谓的“本垒打”，也就是其他人没有发现的廉价的投资机会，这就是他们能够做到低买高卖的原因。如果一个企业的生存能力极强，创业者很有魅力，任何人都愿意投资这样的机会。可在这种情况下想完成本垒打已经为时过晚。想要抓住隐藏的机会，投资者需要做一些违反直觉的事，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亮点。当上述公式不成立时，当数据与创业者让人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存在小小矛盾时，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愿意做出投资。而当两种因素不吻合时，投资者可能会严重依赖对一个人的直观感受，而远离数据分析。
“依靠直觉的投资者可以发现出色的机会。”劳拉·黄在她的研究中总结道。但她也说，投资者也会迷茫。“你可以说自己靠直觉，但你也有可能把这当作偏见的借口。”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错误直觉，这样的错误直觉会导致我们以自身永远无法意识到的偏见为基础，做出错误的决定。比如，熟悉度偏差会导致我们倾向于投资已知领域。即便数据不支持，我们也不愿意向未知领域投资。
5
由于直觉会沿着“情感高速”一路抵达注意力这个终点，所以它也经常受到我们自身情绪的无用的甚至负面的影响。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王安。自传作家悉尼·芬克尔斯坦曾在他的《成功之母》一书中对此进行描述。他把王安的失败比为“希腊式悲剧”。
王安于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4年后，他发明了磁芯存储器。王安知道自己的发明具有重大的价值，提出将自己即将获得的专利授权给IBM公司。那时的王安非常推崇IBM公司，认为他们是电子产业界的标杆。可双方的谈判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最终直接转为敌对。接着，另一名发明家突然对王安申请专利权提出诉讼。王安怀疑这个诉讼是由IBM在背后操纵的，但他无法证明。由于谈判地位受到打击，但最终只能以40万美元的价格将专利授权给IBM，远低于双方最初讨论的数字。王安后来赢得了专利权诉讼，但他在那时就发誓要让IBM付出代价。
此后，王安将注意力转移到计算器上，这是又一个由IBM统治的行业。在他看来，这个行业未来会依赖电子元件而非机械零件。他迅速采取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受直觉驱动的领导者。没多久，他又做出了一个出色的判断。当王安公司的计算器市场达到顶峰时，他突然宣称这个市场即将饱和，决定向新市场进军，转而研发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文字处理器。这个运作正好踩到了IBM的痛脚，后者的很大一部分营收恰好来自打字机。
到1983年，王安实验室已经成为一家超大型公司。20世纪80年代初，公司每年的增长率都高于60%，他们的文字处理器业务看上去无懈可击。然而，那时新出现的一个竞品，彻底颠覆了计算器产业，那就是个人计算机。在这项业务上，IBM走到了前面。那一年，《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机器”，而王安痛斥个人计算机为“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东西”。受强烈的个人感情影响，他对自己的直觉无比自信，可这一次，他没能看到正确的模式。
王安放弃繁荣发展的计算机业务，专攻新型的文字处理器，这是追逐在其他人眼中极度反直觉的直觉的经典案例，这种具有深度缺陷的直觉反而带来了创造性突破。但王安后来的故事同样告诉我们，我们也许自认为凭借出色的直觉做出了优秀的判断，而实际上那只是情绪误导的产物。世事无绝对。这个结果表明，越是重视自身情感，我们依靠直觉行动的信心就会越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是毫无缺陷的向导。
只有在经过质疑、检验直觉并排除了认知与情感偏差后，才能相信直觉。寻找更优秀的解决方案，有时需要我们违背现有规则甚至是去歪曲或者违反规则，向现状发起攻击。然而，研究显示，具有高度创造力与时刻遵守规则，这两者不可兼得。狭义相对论自己表明，宇宙本质就是极度违反直觉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花了几十年时间以一个又一个的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并最终说服了这个世界接受他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