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物到上帝”之殇
2022-04-10 19:08阅读：
文/姚斌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在历史的道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历史正式启动；大约12,000年前“农业革命”让历史加速发展；而到了大约不过500年前“科学革命”让历史画下句号而另创新局。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讲述的是三大革命如何改变人类和其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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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7万年前，一些属于“智人”这一物种的生物，开始创造出复杂的构架，称为“文化”。那时，智人仿佛脱胎换骨，发明了船、油灯、弓箭，还有像缝制御寒衣物所不可缺少的针。第一件确实能称为艺术和珠宝的物品，正是出现在这几万年里。同时，也有了确切的证据证明已经出现宗教、商业和社会分层。
大多数研究者相信，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是因为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这些造成尼安德特人灭绝、移居澳大利亚、雕出施泰德狮人雕像的智人，已经和你我同样聪明，拥有创意、反应灵敏。那时出现的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我们今天无从得知认知革命爆发的原因。普遍的理论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发生基因突变，他们的社会行为就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应运而生。人类的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像圣经中的“创世纪”或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纪”那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他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只要把故事说得成功，就会让智人拥有巨大的力量，因为这能使数以百万计的陌生人合力行事，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智人发明出许许多多的想象现实，也因而发展出许许多多的行为模式，这正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主要成分。等到文化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这些无法阻挡的变化，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因此，认知革命正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而独立存在的起点。
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得到新的技术、组织能力甚至眼界，能够走出亚非大陆，前往外面的世界。他们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在大约45,000年前殖民澳大利亚。在历史上，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绝对算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不亚于哥伦布抵达美洲或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离开亚非大陆生态系统，也是第一次有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能够从亚非大陆
抵达澳大利亚。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类先驱究竟在这片新世界做了什么。狩猎采集者首次登上澳大利亚海滩的那一刻，就正式在这片大陆上登上食物链顶端，从此成为地球史上最致命的生物物种。
而在此之前，虽然人类有些创新的调整和行为，但他们对环境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虽然他们能够迁移到不同地点，而且成功适应当地环境，但并不会大幅改善新的栖地环境。而这些前往澳大利亚的移居者所做的不只是适应当地环境，而是让整个澳大利亚生态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那以后，澳大利亚所有巨型动物都被消灭殆尽。在澳大利亚当时24种体重50公斤以上的动物中，有23种都惨遭灭绝，许多比较小的物种也从此消失。整个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食物链重新洗牌，这也是澳大利亚生态系统数百万年来最重大的一次转型。澳大利亚巨型动物群的灭绝，可能正是智人留在地球上的第一个明显标志。而之后在美洲又有一场更大的生态灾难。在智人抵达美洲不过2000年的时间，那些独特的物种全部惨遭毒手。目前估计，北美原本有47属的各种大型哺乳动物，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其中34属已经消失；南美更是在60属之中失去了50属。这就是第一波灭绝浪潮，是由采集者的扩张引发的，认知革命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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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从日升到日落，人类忙着播种、浇水、除草、牧羊，一心想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为什么农业革命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而不是澳大利亚、阿拉斯加或南非？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的动植物其实无法驯化。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数几种，这几种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农业革命的起源地。
有人宣称农业革命是人类的大跃进，是人类脑力所推动的进步故事。但赫拉利认为，这个故事只是幻想，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得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了一群养尊处优的精英分子。因此，农业革命可谓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公元前8500年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的杰里科人过的生活，平均来说要比公元前9500年或公元前13,000年更为辛苦。那时人口密度增大，成员染病及营养不良的情形，要比过去严重得多。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进入农业时代的前夕，地球上采集者的人口大约有500万到800万，而到了公元1世纪，这个人数只剩下一两百万（主要在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这显然又形成了第二波灭绝浪潮，由农业革命所导致。但是，那时没有人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每一代人都只是继续着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一连串为了让生活更轻松的“进步”，最后却像是在这些农民的身上加了一道又一道沉重的枷锁。这样的结果没有任何人能够料想得到。
农业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这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现了统治者和精英阶层，他们不仅靠农民辛苦种出的食粮为生，还几乎全部征收抢光，只留给农民勉强可活的数量。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加上新的运输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住在一起，先形成村落，再形成村镇，最后成为都市，再由王国或商业网络把他们紧紧相连。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9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告诉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就是不停地挑水耕田。
历史从无正义。《汉谟拉比法典》就将社会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隶。美国《独立宣言》似乎高大上，但从未给女性、黑人和印第安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独立宣言》所奉行的是“财富的阶级”。但事实已经证明，大多数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有钱的家庭，而大多数穷人一辈子没钱，也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而已。印度的统治者早就主张，种姓制度反映的是永恒的宇宙现实，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于是，他们建立了阶级森严的社会，将所有人民依种姓分类。而在美洲的新兴社会也出现了另一种种姓阶级：欧洲白人的统治阶级，以及非洲黑人的奴隶阶级。随着时间流逝，不公不义的歧视常常只是加剧而不是改善，导致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
如果要衡量某种物种演化成功与否，评断标准就在于世界上其DNA螺旋的拷贝数的多寡。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某种的DNA拷贝，就代表该物种已经绝种。而如果某个物种还有许多个体带着它的DNA拷贝存在于这个世上，就代表这个物种演化成功、欣欣向荣。从这个角度看来，1000份DNA拷贝永远都强过100份。这正是农业革命的真正本质：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演化观点并不是唯一判断物种成功与否的标准，它一切只考虑到生存和繁殖，而不顾个体的痛苦或幸福。我们从农业革命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很可能就是物种演化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而且，每当人类整体的能力大幅增加、看来似乎大获成功的时候，个人的苦痛也总是随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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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带到阿拉莫戈多导弹研究中心、带上月球的这段历史进程，称为“科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类因为将资源投入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新力量。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a）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b）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c）取得新能力。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对于像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这些前现代知识体系来说，它们假设世上所有的重要事情都已经为人或为神所知。
1620年，弗兰西斯·培根发表了《新工具》的科学宣言，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对“知识”的考验不在于究竟是否真实，而在于是否能让人类得到力量或权力。科学家一般公认，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百分百正确。因此，用“真实”与否来为知识评分并不妥当。真正的考验就是实用性。能让我们做出新东西来的，就是知识。现代科学没有严格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并以数学工具整理。1687年，艾萨克·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只要用三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够解释宇宙中苹果或者流星掉落的规律。牛顿告诉我们，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某些章节可以总结成某个明确的方程式。
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在过去500年间取得如同奇迹般的成果，有很大程度必须归功于政府、企业、基金会和私人捐助者愿意为此投入数10亿美元的经费。这数10亿美元对于绘制世界地图、宇宙星图，以及将整个动物界编目的贡献，其实远超过哥伦布、伽利略和达尔文个人。就算这几位天才大师从未出生，迟早也会有人得到与他们相同的见解。但如果没有适当的资金，就算再怎么天纵英才，也是有力难施。举例来说，如果达尔文从未出生，演化论的荣耀就会落到阿尔弗莱德·华莱士头上，他在不知道达尔文理论的情况下，不过几年之后也想出了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
然而，科学革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关系密不可分，以詹姆斯·库克船长为例。对于库克船长来说，科学和帝国根本就是一家。库克船长发现了许多岛屿，他都一概声称从此归大英帝国所有。库克船长采用了詹姆斯·林德医生的坏血病研究成果——吃柑橘类水果——进行远航，征服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让数百万的欧洲人殖民新土地，所到之处都造成了许多本土文化灭绝，原住民几近灭种。
在库克船长远征后的一世纪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肥沃的土地都被欧洲移民掠夺强占，原住民不仅人数锐减90%，幸存者也严重受到种族歧视迫害。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新西兰毛利人来说，库克船长带来的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至今尚未复原。而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原住民，遭遇甚至更加悲惨。他们原本遗世独立，生存繁衍长达上万年，但在库克船长抵达后短短一世纪间，就几乎被灭族。这就形成了第三波灭绝浪潮，由所谓的科学革命带来的。欧洲帝国远征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原本一些独立的民族和文化各自发展，现在成了单一的人类社会进程。欧洲帝国的罪行罄竹难书，随便把他们的恶行列出来，就足以编成一部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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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像中国或波斯东方诸国未能出现工业革命？因为他们缺少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故事、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这些在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才形成及成熟，就算想要照抄，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内化。之所以法国和美国能够很快跟上英国的脚步，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英国共享一套最重要的故事和社会结构。而中国和波斯总是追赶不及，则是因为整个关于社会的想法和组织就是不同。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从而让它能在现代晚期称霸全球。而在如今21世纪这个“后欧洲世界”，科学和资本主义依然是欧洲帝国主义最重要的遗产。
于是，科学常常被帝国主义用于某些邪恶的用途。不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语言学家都提出了某些科学证据，证明欧洲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而有权力统治他人。科学家为欧洲帝国提供了各种实用知识、思想基础和科技工具，要是没有他们，欧洲人能否征服世界，实在仍是未定之数。而如果没有欧洲帝国的支持，科学能否发展得如此蓬勃，也仍在未定之数。
绝大多数的科学学科一开始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欧洲帝国继续发展，而许多发现、收集、建筑和学术也都多亏了有帝国陆海军及其统治者的慷慨协助。欧洲帝国能够蓬勃兴盛，原因不仅仅只是科学而已。不论是科学还是帝国，帝国能够迅速崛起，背后还隐藏着一股特别重要的力量：资本主义。要不是因为商人想赚钱，哥伦布就不会抵达美洲，库克船长也不会抵达澳大利亚。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性的概念，而且还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也包括道德和政治角度。他其实告诉我们：贪婪是好的，而且我们自己过得好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得利，还能让他人受益。“利己”就是“利他”。斯密让我们认为经济是种双赢的局面。以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增长就是至善(或至少十分接近)。因为正义、自由甚至快乐都必须依赖于经济增长。最终，成就欧洲帝国的，是一群商人，而不是官方。举例来说，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了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个又一个岛屿，统治印度尼西亚近200年。直到1800年，印度尼西亚才改由荷兰政府统治，在接下来的150年间成为荷兰这个国家的殖民地。
赫拉利指出，仅仅在7万年前，智人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地生活。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生态系统的梦魇。三大革命引发了三大灭绝浪潮。而今，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但若果真拥有神的能力，却德不配位，那么天下危险，莫过于此了。这就是《人类简史》副标题“从动物到上帝”所彰显的深刻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