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回眸:我的十三岁
2026-03-10 13:27阅读:
2月6日晚,孙女小诗越的视频电话响起,忙不迭地打开。她是为了一项实践作业——家中三代十三岁时的受教育以及衣食住行情况的采访,以此映照社会变迁。她特意选择了爷爷、爸爸和她自己这三代同姓亲人,既熟悉又具代表性。我兴致勃勃地对着视频镜头滔滔不绝,不知我的一口道地芜湖话她能否听懂听清?不知所说内容契合她的作业要求?更不知她能否领会多少其中况味?
晨起回味,索性将这段尘封的记忆有选择地诉诸笔端。小诗越今年十三岁,恰是我升入中学的前一年。1969年(14岁)暑假后,我才进入中学。多年来,鲜少提笔记录那段时光。几年前,小学同学WSH几经辗转寻到我,将我拉入了小学同学群。五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分隔异地,昔日情谊早已淡如轻烟。群内一位商业气息浓厚的Z姓群主,让我兴味索然。如今只与WSH有联系,感念他这份不忘旧谊的赤诚。小学毕业前夕,我与WSH及另两位同学的一张青涩稚嫩的合影,历经岁月淘洗,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小学毕业时的留念照。由左至右:姚永培、韦石虎、郭麟、蒋国光)
我的十三岁,正值上世纪60年代中末期那
个特殊年代。学校停课,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声浪此起彼伏。我们这些小学生虽不谙世事,倒也落得几分自在,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和学校周边。常和伙伴们溜进无人看管的校园探险,最向往的便是曾几何时威严神秘的校长办公室。时任夏校长已不知去了何方,办公室门户大开,徒留一部电话架在隔间墙洞上。我们这些少年,对电话充满好奇。一位高度近视、眼球微凸的秦姓同学,率先拿起听筒,只闻“嘟嘟”忙音。他壮着胆子拨通119,听筒里传来询问声,吓得慌忙挂断。如此反复几次,电话竟再无声息。我们都跃跃欲试,生怕被同伴瞧不起。如今想来,若当时学校真有火警,电话被占,后果不堪设想。那个失控的年代,遇上懵懂无知的少年,至今思之仍心有余悸。
那时,最隆重的莫过于“最高指示”的传达。无论昼夜,一旦有消息,便自发涌向学校。老师组织我们举红旗、敲锣鼓,列队上街“报喜”,这在当时被视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同学们集合迅速,情绪高昂,队列整齐,秩序井然。一位年轻的Z姓老师尤为活跃,每次激昂演讲后一声令下,队伍便浩浩荡荡出发。街上早已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一派沸腾景象。亲历过那段群情激昂的岁月,如今回望,只觉那时的人们近乎狂热,被裹挟在盲目的洪流中,显得既可悲又可怜。
更有意思的是宣传“最高指示”,其方法定会令今人拍案叫绝。班上有位L姓同学,估计家长是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为表忠心,他天天在公交车上带领乘客读“最高指示”。他念一句,一群人跟着念一句。美其名“千遍万遍下功夫”。一次邀请我们跟随他上车,看到乘客那种厌恶而又不得不敷衍的表情,才感觉十分弄丑,可又不便说白。坐了几站同学们硬是将那位李姓同学拖下了车。这是那个年月才能看到的特有奇观。
(13岁时的留影)
校园里,文艺宣传队风靡一时,唱歌跳舞成了我们另一种“受教育”的方式。小学高年级各班、各年级都组建了像模像样的宣传队。如今风靡城乡乃至海外的广场舞,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未尝不是当年普及宣传队载歌载舞的一种重生。我们排练热情高涨,将无处安放的精力尽情挥洒。总有几位擅长的同学率先学会新曲新舞,再回来悉心传授,即便形式雷同,只要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便是最好的作品。能觅得一处演出场地,更是本事。运动初期,街头巷尾常有简易舞台,锣鼓一响便开演,路人或有驻足观赏者,或匆匆一瞥,总不乏愿意看完整个节目的热心观众。
我们班的宣传队有两位“王牌”。一位是男生CJ,住在学校隔壁的大杂院,与后来演唱《一无所有》的摇滚歌手同名。他嗓音清脆高亢,极具穿透力,每次演出都由他率先开唱,一曲罢,便能引来众人围观,我们随后登台歌舞,凑成一台完整的节目。小学毕业后,他便杳无音信,不知是否踏上了文艺之路。另一位是女生ZXH,自幼习武,常在体委训练,常带我们去玩耍。那时,有人为毛主席诗词谱曲,更有人将诗词与拳术巧妙结合,武术搭台,文艺唱戏,令人耳目一新。记得一次,我们去青弋江南岸的驻军营地演出,七八个节目轮番登场,均获热烈掌声。唯独ZXH表演拳术,配乐是《蝶恋花·答李淑一》,她招式娴熟,表演精彩,台下却是一片寂静,让我们大惑不解。回家问兄长,经他点拨才恍然大悟,终究是年少无知,不懂世事沧桑,更无政坛敏感性。
由孙女小诗越“三代受教育以及衣食住行情况”比对的作业切入,以十三岁为支点,撬开了我在半个多世纪前那段狂飙年代的年少记忆。从无人看管的校园、贸然拨火警的电话,到举校上街的“报喜”队伍,再到稚拙而热切的宣传队演出——笔墨所及,皆是少年眼中荒诞又寻常的日常。如今回望,天真与愚昧交织,热情与盲从并置,个体被时代裹挟而不自知。历史无言,幸有文字为证。三代回眸,隔屏对话,十三岁的孙女未必全懂,而纸上留存的,便是一代人交付给另一代人的、笨拙而诚恳的时代证词。
作于2026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