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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民国官窑、民窑瓷器款识一览表》1

2014-11-02 19:13阅读:
1.郭葆昌介绍:
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曾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于瓷器之道尤为擅长。特别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他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余件“洪宪御瓷”,以备袁世凯登基之用,并作为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这些御瓷极为精美,并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郭葆昌为了烧制“洪宪御瓷”,仅烧制费就用去了140万大洋。但可惜随着袁世凯的“驾崩”,“御瓷”也风云流散,终成稀世珍宝,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追逐的宝物。 郭葆昌不仅是烧制瓷器的名家,也是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的青铜觯(古时酒器)。郭葆昌在烧制“洪宪御瓷”时,也 连带烧制了一批自用瓷器,署“觯斋”款,另仿制了一批康、雍、乾三朝“官窑”,均为难得精品,今天亦是凤毛麟角。他出过《觯斋瓷器图谱》,收有毕生珍藏名 贵瓷器三百余件。他不仅收藏、制作瓷器,也收藏字画碑帖。当年故宫大内的“三希贴”中王献之的《中秋贴》、王殉的《伯远贴》,竟归郭葆昌所收。 郭保昌曾任故博瓷器鉴定委员,中外宾客请其额定、购买古玩者车水马龙于其寓所之前。世人多以其为袁氏宠臣,殊不知此人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 1946年郭氏后人遵从遗愿,将瓷器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当时“郭瓷”与“杨铜”(天津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为故宫所购重要文物。“郭瓷”中不仅有罕见的宋瓷,也有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移栖耳尊”,后均运抵台湾。 郭葆昌逝于1942年,著述甚多,应是中国瓷器史上的领军人物。尤以“洪宪”、“觯斋”瓷,于今更为举世珍品。据郭氏外孙马常先生见告,国内真正的“洪宪”、“觯斋”瓷极为罕见。

2.民国瓷器鉴定之民国瓷器款识--堂名款:
堂名款系指瓷器上书写或刻划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作为私家用瓷或收藏标志的款识,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室名、书房名、楼名,阁名等。堂名款最早出现 于宋代,明
代后期形成风尚,清代则更为流行,民国时期继续出现,但已不及清代丰富。民国堂名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一些达官贵人用瓷多有堂名,如袁世 凯的“居仁堂制”、徐世昌的“静远堂制”、曹锟的“延庆楼制”等。这些瓷器均为当时名家所造,史载,1923年军阀曹锟曾出重金聘潘旬宇彩绘文具,但是否 所有署“廷庆楼制”款识的皆为曹锟用瓷,或皆为潘氏所绘尚需考证。这部分堂名款均以印章形式出现在作品的底部。其次是文人雅士多有堂名,尤其是彩瓷名家, 如潘甸宇之“古欢”、王琦之“甸甸斋”、程意亭之“佩古斋”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款识应称为艺人画室款识为妥。这部分款识见有印章形式,书写在器物的 外底,亦有与书法款识相结合书在器物的外壁,而以后者居多。更为常见的是以书法形式的综合性堂名款识,如张志汤的“星江张志汤写于珠山亦陶斋西窗”。既有 籍贯、姓名,也有斋名。由于这类款识已在人名款中加以介绍,故不再赘述。民国时期瓷器上署以堂名的器物较为多见,情况亦较为复杂,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以款识 中是否有“斋”、“轩”等字样便定性为堂名款。因民国时期瓷器生产厂商号之名亦多见“轩”、“堂”、“斋”等字样。貌似堂名,实则为商号,与主人的关系不 大。如活跃于1920-1937年的彩瓷名家梁兑石,民国初年毕业于饶州窑业学堂,回南昌后开丽泽轩瓷店,请艺人按顾客要求绘制瓷器,由于忙于经营,无暇 自己彩绘。当时的南昌名家刘希任作品多被丽泽轩购买,而邹文侯、万云岩均曾受聘于丽泽轩瓷店彩绘。
民国时期的堂名款见有大德堂、古松斋,古月轩、乐陶斋、乐古堂、乐善堂、如意馆、竹清山房、竹萧山房、怀仁堂、廷庆楼、居仁堂、昭德堂、退思堂、惟一斋、 慎德堂、静远堂、碧云山房、澄怀园、觯斋、藏经山房等。除居仁堂为袁世凯所用堂号、静远堂为徐世昌所用堂号、延庆楼为曹锟所用堂号、觯斋为郭葆昌所用堂号 外多不可考。常见的艺人斋堂画室之名有甸甸斋(王琦)、希平草庐(王大凡)、愿闻吾过之斋(王步)、古石斋(田鹤仙)、平山草堂(汪野亭)、彤云山房(汪 晓棠)、晴窗读书楼(邓碧珊)、饮冰斋、觉庵(刘雨岑)、再思轩、永华堂(刘希任)、石庐(梁兑石)、栖碧山馆(徐仲南)等。为使读者查阅方便,将目前所 见私人堂名及艺人斋室名款识,按笔画加以介绍,由于艺人的书法款已在人名款中加以介绍,故此仅为印章款。
大德堂制 大德堂款识最早见于清康熙时期,其意取《管子·立政》:“君之所慎者四,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谓品德高尚。民国时期署此款的器物较为常见,多为高档的陈设用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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