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故事（七二六）义园
2020-09-06 10:18阅读：
老北京的故事（七二六）义园
人生在世没有不死的，死了也要有归处，俗话说叶落归根，入土为安。可是老家路途遥远，运不回去，就只能安葬在义园了，义园就如同老家一样了。1968年我每个月回房山上班，在广安门里等候长途汽车，身后就是东北义园。券门上方赫然镌刻着“东北义园”。
作为数朝首都的北京，官宦往来，商贾云集，士子赴考、就读等等，各省各地人员混杂。生老病死，时所难免。当时病故北京的外地人有多种处理方式：一是当即运回原籍，路程近则容易办到，若归途遥遥，再加上战乱不断，要运回原籍非常困难，于是有第二种方式，即将死者棺柩停灵于寺庙或义园为浮厝或者浅葬，即“丘子”、“阴丘”，俗话说的“丘起来”：将棺柩放在平地上，四周切上砖，外面用灰一抹，再在丘头立块石头，写着死者生死年月、姓名、籍贯等，等机会运回原籍。寺庙停灵也要花不少钱。三是正式葬入义园义地，所以义园义地里丘子比较多。三十年代后出现了公墓，葬入公墓的也不少。义园义地大多是外地旅京人士的墓地。
但贫苦的百姓，无力置买家族墓地，有的随意葬在城外，大部分则葬入官方立的义地里，因为葬入义地，除给挖坟坑的一些劳务费外，不用另外花钱。
北京外省人的义园义地大多属于公益事业，一般隶属于本省或本县会馆。会馆是应科举或商业发展而兴起的，《重修浮山会馆碑记》说：“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地，商贾辐辏之区。不设公所，则观光贸易者，行旅甫至，不免有宿栈假馆之繁。即仕宦坐商，欲会同而联乡谊，亦未
免参商卯酉矣，此会馆之设所由来也。
”
旅京人士，联谊乡情，结识同好；或初来乍到，无处寄身；或生老病死，无地办理等等，均可由会馆来完成。北京会馆起源于明朝而盛行于清中叶，直到1949年尚有各省会馆391所之多。但是并不是每一会馆都有义园义地。
会馆最具亲情的义举，应该说就是义园义地了，因为死在它乡而又无葬身之处历来是最为悲惨的一件事。
清同治四年（1865）的《重修正乙祠碑记》中说：“其能敦桑梓之谊者，犹莫如建立义园一事，盖当时世会隆盛，乡先生贾于都者，率有士大夫风，每于店业之盈余，腋集而公存之，创作义事于永定门外，立土地祠旁有隙地为义冢，乡人殁而无归者，皆殡焉。其后愈恢愈广。凡二郎庙、回香亭、葛家庙皆是，前后相承已二百年。本年又在二郎庙西，置地三十亩，名为新口，五处义冢，以千万计。每岁又有祭孤、修茔诸善举，莫不井井有条。”
据1929年《北平指南》所载，北京的义园义地（含外国茔地），共计三十六处，从分布来看，义园主要分布在城南一代，如宣武、崇文诸区。各地会馆所属义园以山西、湖北、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为最多，都是距离北京比较远的省份。
另外，一些行业会馆也拥有义园，主要安葬同行业者，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绦行公所碑》载：“故，即作他乡之鬼，甚至棺木抛掷荒郊，不蔽风雨。经年累月，暴露堪怜。谁谓枯骨无知，而不侧然动念乎？兹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同议捐，出资京钱壹佰壹拾吊正，置得义地一段，坐落黑龙潭庙前，计肆亩零。嗣后吾行中，凡有客死京邸，棺木无力回里者，准其报明会中，杠抬入土安葬，庶死者入土为安，而夜当无零露之悲矣。”
许多义园都集中在一起，如浙江金华的天龙寺会馆，其义园与春台义园、广东义园、安庆义园等相临，而将天龙寺作为暂厝之处。再如西晋义馆，其北为官家义地，西为宜昌义园和广西义地，东、南两面为浙绍义园。
义园由所在会馆管理，一般义园都建有房间多所，这些房间，一是为乡人祭墓住宿之用；二是为灵柩暂停之处；三是乡人的丧事可在这里办理。如属于山西临襄会馆的平水义园（广安门外财神庵）有两座大四合院，其西院即为停灵之所，院后就是义园。属于西晋会馆的西晋义园，有两座三合院，十几间房屋，这些房间都是预备作晋人上坟、送葬者留宿用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5年，为解决客死北京的东北籍人士的安葬问题，在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拨款在海淀区圆明园西建立东北义园，这是当时北京最有名的义园。经数年扩展，到1949年有土地200余亩，设有义园管理委员会专门管理，张学良将军曾是第一任会长。解放后，东北义园继续存在，到1960年有土地150余亩。该义园分东、西公墓和洼边村三片。
又分收费区和免费区两种，洼边村为免费区，主要安葬东北籍旅京贫民；收费区可自由选择墓地，也可埋外省人，东北籍人士安葬收费26元（当时币值，下同），外省人则130元。1960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改名为西苑公墓，现名为西静园公墓。义园规模如东北义园的并不多见。
值得一谈的是历史比较久远的广东义地，隶属于广东会馆，曾有三处：广渠门内佘家馆的老义园，左安门内龙潭湖畔的新义园和广渠门外的三义园（同乡称为“三庄”）。老义园原是安葬抗清名将袁崇焕头胪的地方。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累官至总兵，督师关外，后来明帝崇祯中了清军反奸计，将袁崇焕诛杀。袁死后，一个姓佘的亲随晚上将他的人头偷出来，葬在广渠门外，并嘱后代永守此墓。此地后来成为广东会馆。清人关后，广东人将会馆迁到打磨厂，遂将此地辟为广东义园，由佘姓后代继续看管。清乾隆时，为缓和民族矛盾，将一些死节的抗清名臣列为忠良，袁崇焕也得到很高的评价，广东人引以为光荣，即将袁的人头从新安葬，立碑石，将佘姓亲随墓迁到袁墓侧，立“佘义士之墓”，每年春秋社日，广东同乡均前往致祭。到清末时，这个义园已无地可葬，遂在左安门内龙潭湖当年袁崇焕驻兵的地方购置土地，建新义园，并于民国五、六年间，在新义园建袁督师庙。日伪时期，广东籍京剧名演员潘艳梅为再建一处义园义演，用所得收入置广渠门外第三义园，第三义园地处偏远，埋入此地的人很少。
梨园义园义地可能是各义园义地中构成最复杂的一种，一则它带有行业特点，再则有地域特点，最后还有戏剧分类特点。1949年民政局核查时，梨园行会馆尚有义园九处，有65.379亩。梨园行最早的义地位在宣武区西南侧的松柏庵附近，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
义园义地的重要功能就在“死而有托”。梨园义地在清乾隆、嘉庆时期有安徽籍艺人在崇文门外置“三庆徽班义园”、“安庆合郡义园”，这两个义园在清道光七年（1827）合并为安庆义园，即后来俗称的“戏子坟”（位在今龙潭湖东侧）；道光十五年（1835）有徽班在左安门外设立“春台班义地”；清咸丰七年（1857）有宣武门“潜山义园”（徽班程长庚、湖北汉调余三胜创办）；清同治九年（1870）宣武门外南下洼建有“安苏义园”（昆曲演员徐蝶仙、朱莲芬和徽班程长庚共同建立），这个义园南面就是松柏庵，专门安葬苏州籍昆曲艺人。义园义地的管理多请当地贫民看守。如广东义园，只老义园仍由佘姓后代看管之外，其他两处均雇人看管。看管人虽然工资不多，但收入却不少。一是义园义地中空地可种农作物；二是一般义园义地均植树木，也有果树；三是乡人前来祭奠亲友或安葬时，往往给他们一些赏钱，并将祭品送给他们；四是冬天巡夜，看墓人可以到各会馆和墓主那里去收一些“皮袄钱”。象广东老义园种有很多枣树，佘姓子孙每年将义园里得的枣收下来，把枣分送广东各会馆的头面人物，所得的枣钱比卖掉枣子所得还多得多。广东其他两个义园也有大批的枣树，这是看守人比较可观的一笔收入。
从上列各义园义地可以看出，老北京的义园义地主要集中在左安门、右安门、广安门等地。
官立义地主要收葬贫困无依或倒毙街头者，尤其倒毙街头者，大都由官方出面予以收埋。这些义地到解放初大部都还存在。一些富人从事福利事业，也买地开义地，葬本族贫民，即私人义地。如1949年还存在的于建恒义地等。
老北京还有不少乱葬岗子，均为贫民随意安葬所致。荒郊野外，杂草丛生，无人看管。如《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提到的两处：隆安寺，在卧佛寺街，亦东南部之大刹，专以造佛香著名，今变为丛葬之所。”
这些乱葬岗子大都分布在外城或城外。北京解放以后，政府从城市卫生和环境建设方面考虑，曾由五十年代初进行过一次大清理，将城内乱葬岗子、义园义地、寺庙停灵、家族墓地等迁出城外，葬入新设的四郊公墓里，这些乱葬岗子才基本消灭，代之而起的就是现代的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