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劳动分工，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国富论》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圣经”。
就原理上看，无论市场交易中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通过价格的自由浮动，促使投资撤出或加入，供求将自动趋于平衡，市场价格趋于稳定。上述这样运用商品“供-求”矛盾关系来描述市场交易的模型，显然既简单易懂，又言之有理。但是它和现实并不相符，而且越来越不能相符。
尽管与现实不符，但是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一个共识：这个市场模型在理想条件下可以是“正确”的，只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只要“买卖双方完全掌握市场信息”、只要“市场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供求可以自动平衡，资本循环就可以顺畅，市场经济就可以持续繁荣。
问题是今天在现实中想满足这三个“只要”越来越困难，随着工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的真实状态与三个假设之间，明显地相距越来越远，眼前的市场已不是亚当·斯密时代的市场，这些“只要”是越来越不靠谱。
1
2 买卖双方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信息”、信息不对称越来越严重、更有快鱼吃掉慢鱼；
3 市场价格不可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今天一些重要资源明显地不足，价格就可以暴涨。但是，人们对于市场“无形手”的尊敬却始终不减。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有效市场假设”不合于现实，但是人们找不到更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始终保持“圣经”的尊贵。
今天，这一本“圣经”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头顶的“天花板”。
二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活跃在现代市场经济快速野蛮发展时期。
在其代表作《人口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
1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即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贫穷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
2 让渡利润理论和第三者理论，即由于存在着由地主、官僚和牧师等组成的“第三者”，他们只买不卖，才支付了资本家的利润，才避免了社会消费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马尔萨斯理论的社会消极影响非常明显：
1 被用来宣传工人贫困和失业是人口法则作用的结果，曲解社会劳资矛盾。
2 被用来宣传财产私有制社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出自人口的自然法则产生的。人们想要建立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社会制度，不过是幻想。
3 宣传工人的工资同样受人口法则的支配，工资水平是受人口的增减而变动的，掩盖了事实真相。
4 宣扬市场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反对救济穷人，救济穷人是帮助穷人制造穷人。
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主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
由此，马尔萨斯理论被一些人用来美化19世纪资本主义的野蛮成长、20世纪帝国主义的罪恶战争。
对马尔萨斯最高调的反对声音是来自19世纪中叶的两本著作：马克思1867年的《资本论》和恩格斯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回看19世纪，因为不能克服社会矛盾的冲突、不能减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打击，随着劳方资方阶级矛盾激化，由此促生了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此时出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提出与传统立场完全相反的新的理论：为了避免社会陷入经济危机的一次次轮回，必须建立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没有自我调整，将要被无产阶级所颠覆。
之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冲突和社会动荡，先是有了列宁的“十月革命”，开始了人类对于公有制社会的探索实践；随后中国人又开始了人类对于国营民营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社会体制探索实践。
在二十世纪，人类沿着马克思“所有制革命”的方向探索创新，并没有局限于马克思提出的历史预测和逻辑推论，由此出现了中国奇迹。
四 邓小平（1904—199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者，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
今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两个“毫不动摇”的经济政策：
1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 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赢得很多赞誉，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有三项成就：
1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日本欧盟，西方经济学界对此忙于诠释创新，例如提出“金砖”说，似有意无意就模糊了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
2 中国造就了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是出现萎缩，西方经济学界对此有些茫然，至今语嫣不详。
西方知识精英也想着与时俱进，但是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却始终无能为力，因为经济学界受限于唯心史观，受限于“自由市场体制”至高无上，带上了“紧箍咒”。若是让他们扬弃亚当斯密的“圣经”非常困难，甚至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知识精英推出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体制将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他这里所述“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其中就包含有“自由市场经济至高无上”的经济学法则不可动摇。
于是他们坚持要把中国的国有经济视为眼中钉，也就无法读懂中国奇迹。
五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建人。
他在世界上最先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新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品，不但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文化产生出显著影响。在美国学者麦克·哈特所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书中，亨利·福特是唯一上榜的企业家。
20世纪初期，随着汽车工业规模扩大，亨利·福特提出要打造一辆福特员工都能买得起的平民车，让汽车不再只是富人消费的奢侈品。由此社会文化发生了关键性改变：福特员工的身份已经由一变二。他们既是“资本循环增值”中资方压缩成本要严管控制、取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对象，又是“资本循环增值”中通过消费产品来回收投资所需要劝购取悦的市场对象。就是这个福特，1926年在自己的汽车公司开始实行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理由就是增加市场消费，“如果工人天天工作的话，生产的东西就没人买”。有了连续两天休假，人们就会更多地开车出行。
19世纪早期，马尔萨斯曾经提出让渡利润理论和第三者理论，即由于存在着由地主、官僚和牧师等组成的“第三者”，他们只买不卖，才支付了资本家的利润，才避免了社会消费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亨利·福特在100年后开始推动“员工消费”，他提出口号是“让每一个福特员工都拥有自己的T型车”。
亨利·福特没有发表对第三者理论的批判，但是他的商业实践悄悄地调整了马尔萨斯的市场理论，明确把劳工大众作为市场消费者，由此带来社会文化的这一改变，标志着市场经济依旧在追求资本效率，但是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资本从一心盯着压缩成本转变为首先盯着扩大市场，于是劳方资方的矛盾冲突逐渐有所缓解。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对于“生产过剩”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在商业竞争中，“市场”重要性压过了“成本”重要性，由此在20世纪后期，新兴市场越来越成为资本眼里最青睐的要素。
就原理上看，无论市场交易中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通过价格的自由浮动，促使投资撤出或加入，供求将自动趋于平衡，市场价格趋于稳定。上述这样运用商品“供-求”矛盾关系来描述市场交易的模型，显然既简单易懂，又言之有理。但是它和现实并不相符，而且越来越不能相符。
尽管与现实不符，但是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一个共识：这个市场模型在理想条件下可以是“正确”的，只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只要“买卖双方完全掌握市场信息”、只要“市场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供求可以自动平衡，资本循环就可以顺畅，市场经济就可以持续繁荣。
问题是今天在现实中想满足这三个“只要”越来越困难，随着工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的真实状态与三个假设之间，明显地相距越来越远，眼前的市场已不是亚当·斯密时代的市场，这些“只要”是越来越不靠谱。
1
2 买卖双方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信息”、信息不对称越来越严重、更有快鱼吃掉慢鱼；
3 市场价格不可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今天一些重要资源明显地不足，价格就可以暴涨。但是，人们对于市场“无形手”的尊敬却始终不减。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有效市场假设”不合于现实，但是人们找不到更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始终保持“圣经”的尊贵。
今天，这一本“圣经”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头顶的“天花板”。
二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活跃在现代市场经济快速野蛮发展时期。
在其代表作《人口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
1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即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贫穷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
2 让渡利润理论和第三者理论，即由于存在着由地主、官僚和牧师等组成的“第三者”，他们只买不卖，才支付了资本家的利润，才避免了社会消费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马尔萨斯理论的社会消极影响非常明显：
1 被用来宣传工人贫困和失业是人口法则作用的结果，曲解社会劳资矛盾。
2 被用来宣传财产私有制社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出自人口的自然法则产生的。人们想要建立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社会制度，不过是幻想。
3 宣传工人的工资同样受人口法则的支配，工资水平是受人口的增减而变动的，掩盖了事实真相。
4 宣扬市场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反对救济穷人，救济穷人是帮助穷人制造穷人。
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主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
由此，马尔萨斯理论被一些人用来美化19世纪资本主义的野蛮成长、20世纪帝国主义的罪恶战争。
对马尔萨斯最高调的反对声音是来自19世纪中叶的两本著作：马克思1867年的《资本论》和恩格斯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回看19世纪，因为不能克服社会矛盾的冲突、不能减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打击，随着劳方资方阶级矛盾激化，由此促生了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此时出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提出与传统立场完全相反的新的理论：为了避免社会陷入经济危机的一次次轮回，必须建立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没有自我调整，将要被无产阶级所颠覆。
之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冲突和社会动荡，先是有了列宁的“十月革命”，开始了人类对于公有制社会的探索实践；随后中国人又开始了人类对于国营民营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社会体制探索实践。
在二十世纪，人类沿着马克思“所有制革命”的方向探索创新，并没有局限于马克思提出的历史预测和逻辑推论，由此出现了中国奇迹。
四 邓小平（1904—199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者，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
今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两个“毫不动摇”的经济政策：
1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 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赢得很多赞誉，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有三项成就：
1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日本欧盟，西方经济学界对此忙于诠释创新，例如提出“金砖”说，似有意无意就模糊了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
2 中国造就了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是出现萎缩，西方经济学界对此有些茫然，至今语嫣不详。
西方知识精英也想着与时俱进，但是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却始终无能为力，因为经济学界受限于唯心史观，受限于“自由市场体制”至高无上，带上了“紧箍咒”。若是让他们扬弃亚当斯密的“圣经”非常困难，甚至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知识精英推出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体制将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他这里所述“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其中就包含有“自由市场经济至高无上”的经济学法则不可动摇。
于是他们坚持要把中国的国有经济视为眼中钉，也就无法读懂中国奇迹。
五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建人。
他在世界上最先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新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品，不但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文化产生出显著影响。在美国学者麦克·哈特所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书中，亨利·福特是唯一上榜的企业家。
20世纪初期，随着汽车工业规模扩大，亨利·福特提出要打造一辆福特员工都能买得起的平民车，让汽车不再只是富人消费的奢侈品。由此社会文化发生了关键性改变：福特员工的身份已经由一变二。他们既是“资本循环增值”中资方压缩成本要严管控制、取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对象，又是“资本循环增值”中通过消费产品来回收投资所需要劝购取悦的市场对象。就是这个福特，1926年在自己的汽车公司开始实行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理由就是增加市场消费，“如果工人天天工作的话，生产的东西就没人买”。有了连续两天休假，人们就会更多地开车出行。
19世纪早期，马尔萨斯曾经提出让渡利润理论和第三者理论，即由于存在着由地主、官僚和牧师等组成的“第三者”，他们只买不卖，才支付了资本家的利润，才避免了社会消费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亨利·福特在100年后开始推动“员工消费”，他提出口号是“让每一个福特员工都拥有自己的T型车”。
亨利·福特没有发表对第三者理论的批判，但是他的商业实践悄悄地调整了马尔萨斯的市场理论，明确把劳工大众作为市场消费者，由此带来社会文化的这一改变，标志着市场经济依旧在追求资本效率，但是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资本从一心盯着压缩成本转变为首先盯着扩大市场，于是劳方资方的矛盾冲突逐渐有所缓解。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对于“生产过剩”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在商业竞争中，“市场”重要性压过了“成本”重要性，由此在20世纪后期，新兴市场越来越成为资本眼里最青睐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