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
2021-02-22 10:21阅读：
成长性与均衡性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拥有不同的指标体系。成长性指标往往建立在规模、速度等绝对可比的指标基础上。成长性指标之间往往具备紧密的相关性和可预见性。相对于成长性而言，均衡性指标涉及的因素更多，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同的个体和系统之间的均衡性指标，并不具备绝对的可比性。与成长性相比，均衡性指标更适合于个体对自身的均衡性进行评估。
劳动力抚养比是一个人口发展的均衡性指标，也是一个长期被经济学家们忽略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社会发展均衡性指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妇女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增长，不仅从两个方面对人口增长产生影响，由此引起的劳动力抚养比变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正是由于缺乏对劳动力抚养比这种社会发展均衡性指标的研究，以成长性指标为参考的很多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结果之间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图 1
美国经济发展（1930-2019）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通货膨胀率（价格指数变化）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进入了经济大萧条时期，价格指数负向变化造成的通货紧缩，也让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的漩涡之中。凯恩斯是最早提出政府通过增加开支和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英国经济学家。作为美国第32任总统的罗斯福，通过实施一系列的
政府刺激措施，使得美国经济逐步回归到发展的轨道。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被戴上了美国摆脱经济衰退困境，并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最强国的神圣光环。
从1968年到198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都在4%以上，是战后美国通货膨胀率最高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凯恩斯主义没有展现出包治百病的功效，从而逐渐跌落了神坛。最终，依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和里根政府的经济策略调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才被控制在2%之内较低水平。
图 2 美国经济发展与国民收入净结余率（1930-2019）
战后通胀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虽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渐恢复到2%以下的较低水平。但是，从战后通胀期开始，美国国民收入净结余与美国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所呈现出的下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国民收入净结余率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均衡性指标，它反映的是经济内循环效率。国民收入净结余是新增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民收入净结余率下降，说明美国经济内循环效率在逐渐下降。
图 3 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与金融帐户交易（1960-2019）
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国际金融帐户交易，是美国经济外循环系统。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可以带来更低成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向外输出过剩产能。国际金融帐户交易提供了不同的资金需求。
战后通胀期，美国从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国变为了贸易逆差国，受此影响，美国也从债权国变为了债务国。美国经济内循环效率下降，不仅导致了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同时也导致美国对外循环的依赖性逐步扩大。战后通胀期后，虽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了较低水平，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规模却在逐步扩大，受此影响，美国对外债务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虽然通过页岩油气的开发，美国逐渐摆脱了对原油的进口依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规模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和债务规模在2015年后，又呈现增长的趋势。
从成长性的角度看，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是美国战后通胀期经济发展波动的主要原因，从均衡性的角度看，美国经济内循环效率的下降成为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虽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水平，但并没有有效解决内循环效率下降导致的均衡性问题，美国经济发展的成长性也逐渐下降。
图 4 美国人口发展（1960-2017）
美国作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城镇人口比例在1960年就已经达到了70%，人均寿命也达到了70岁。受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影响，美国劳动力抚养比从1963年到1985年处于下降的趋势。劳动者家庭子女数量的下降，使得劳动者不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收入，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收入进行消费。从时间周期的角度看，美国劳动力抚养比下降与战后通胀期基本吻合，劳动者快速增长的消费能力，也是造成价格指数上涨较快，通货膨胀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之一。
战后通胀期，
美国劳动力抚养比变化带来消费与需求平衡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然与上个世纪30年代通货紧缩引发的美国经济萧条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政府扩大支出与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只会加剧通货膨胀水平，自然无法解决由于劳动力抚养比变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均衡性问题。
1972年，美国妇女生育率已经低至2.1以下，
美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存量增长的模式。虽然移民政策带来了妇女生育率的小幅度上升，在较低的妇女生育率和人均寿命增长的双重影响下，2007年，美国劳动力抚养比再次进入了上升趋势。
从成长性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爆发与美国劳动力抚养比上升几乎同时发生，是一种时间点上的巧合。从均衡性的角度看，劳动力抚养比等社会发展均衡性指标被长期忽视导致的美国经济发展在劳动力抚养比发生方向性变化时，产生巨大的波动，则存在着很大的必然。
图 5 G7国家劳动力抚养比与经济增长（1960-2017）
劳动力抚养比作为社会发展均衡性的一种指标，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同的。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也是G7集团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作为G7集团中，妇女生育率最早跌破2.1这个维持人口自然增长最低水平的国家，日本也是G7集团中，劳动力抚养比最早进入下降趋势的国家。
图 6 日本人口与经济增长（1960-2017）
劳动力抚养比下降显然对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产生了一定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上个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逐渐成为了世界GDP总量第二大的国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劳动力抚养比呈现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
在很多经济学家眼中，日本过去二十多年经济的缓慢增长，多被归因于在美国金融霸权下签订的“广场协议”，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抚养比上升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严重影响，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与处于同等发达水平的G7其它国家相比，单一民族为主要国民构成的日本，并没有通过大量移民的方式，改变由于妇女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增长均衡性下降的问题。截止到2017年，日本的劳动力抚养比已经上升至66%，老龄人口比例也接近30%，无论是劳动力抚养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都是G7国家中最高的。虽然，日本不是G7国家中，第一个进入劳动力抚养比持续上升的国家，但是却是劳动力抚养比和老龄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人口增长均衡性下降最快的国家。与其它G7国家相比，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受劳动力抚养比增长影响最大的国家。
图 7 中国与印度劳动力抚养比与经济增长（1960-2017）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是两个最大的农业化国家。1960年，中国和印度城镇人口比例和人均GDP水平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和印度劳动力抚养比从1966年开始，也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1976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抚养比下降趋势明显下降，并在1978年下降至世界平均水平之下。2010年，中国劳动力抚养比达到了36.49%的最低水平，并先于全球平均水平进入劳动力抚养比上升趋势。与中国劳动力抚养比快速下降的趋势不同，直到2012年，印度劳动力抚养比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仍处于下降的趋势。
从1980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中国城镇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2020年，中国人均GDP为1.12万美元，已经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980年，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城镇人口比例，印度都在中国之上，而经过近40年的不同发展历程之后，印度的人均GDP和城镇人口比例仍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与G7集团成员国相比，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和印度工业化发展进程，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同样具有人口数量优势的两个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严格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劳动力抚养比大幅下降，从而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劳动力人口红利的优势，也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并逐渐成为了“世界的工厂”。
与中国相比，劳动力抚养比下降速度明显缓慢的印度，失去的是在世界劳动力抚养比上升之前，快速发展的机遇。
图 8 中国劳动力抚养比（1950-2100）
劳动力抚养比作为一个社会发展均衡性的动态变化指标，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过去40多年中，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抚养比快速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红利，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抓住了世界劳动力抚养比下降带来的机遇。受妇女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双重因素影响，中国劳动力抚养比也先于全球劳动力抚养比进入持续上升的状态。
从2015年开始，中国老龄抚养比就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联合国的预测数据，直到2060年，中国老龄抚养比增长速度都将高于世界水平。在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推动下，2035年，中国劳动力抚养比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劳动力红利期也将彻底终结。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过去40年，中国无疑比印度获得了更高的成长性。从均衡性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高速的发展，是以牺牲劳动力抚养比均衡性这个重要的社会发展均衡指标为代价的。就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与日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能否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影响经济发展均衡性的改善，也会受到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和劳动力抚养比上升带来的国际外部环境改变的影响。
劳动力抚养比是一个以人口数量为基数进行统计的社会均衡性指标，也是一个对经济发展长期产生作用的指标。作为一种均衡性指标，劳动力抚养比变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不一样的影响。从全球人口发展的角度看，未来几十年劳动力抚养比的变化趋势，主要由过去几十年妇女生育率和人均寿命增长的趋势所决定。即便从现在开始，大幅度提升妇女生育率，短时间内也无法改变老龄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抚养比上升的趋势，而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上升本身也会大幅度增加少儿抚养比从而加剧劳动力抚养比在短期内的上升趋势。
全球劳动力抚养比上升，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总体发展模式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均衡性的下降，应对意外风险的能力也随着劳动力抚养比上升而逐渐下降。既然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趋势，那么调整发展目标、提高风险意识，通过提升其它领域的均衡性，就成为对抗风险的最佳选择。
人口增长模式变化带来的劳动力抚养比上升，导致了人类社会发展宏观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构成要素，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和个人，都会受到这种宏观环境改变的影响。不同的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源支配能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受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也存在着个性化的差异。这也决定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去应对这种宏观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同影响。不同的个体，只有结合自身的能力，调整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提高个体的均衡性，才能提升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