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支
2021-02-24 14:06阅读：
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社保和税收制度的改革，财政收入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也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得以通过增加公共开支和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将美国经济从通货紧缩带来的经济萧条中解脱出来，并在二战期间获得了得以支撑战争需求的国防开支。从收入与GDP的比例看，随着社保和税收制度的改革，无论是收入与GDP的比例，还是收入规模总量，美国联邦政府都已经不是一个“小政府”了，超过GDP规模15%的收入，使得美国联邦政府收入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GDP的总量。
在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笔下，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的一次成功实践。然而，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凯恩斯，显然都没有预见到工业化发展对人口增长模式变化产生影响。受妇女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寿命增长带来的劳动力抚养比变化，不仅使社保支出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最主要的支出，社保基金的运营赤字也逐渐成为了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在生产过程中的税收比例较低，也被自由经济学家们标榜为“小政府”、“大市场”的典范。但是，从罗斯福时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实际收入上的“大政府”。在此基础上，从战后通胀期开始，逐渐增加的财政赤字，和逐渐恶化的财政赤字率，也逐渐成为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
图 1 美国经济发展（1930-1967）
上个世纪30年代，在通货紧缩的影响下，美国经济也进入了“大萧条”时期。在价格指数负增长的影响下，消费与投资的萎缩，也造成了美国GDP的负增长。美国的经济萧条只是当时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的一个缩影。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为后人称之为“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为刺激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凯恩斯主张政府采取扩大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
1933年就任的第32届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和投资的方式，刺激经济发展，将美国带出了通货紧缩引发的经济发展困境。罗斯福新政也被看作是凯恩斯主义的一次成功实践。
作为二战的最大受益国，战争需求的高速增长，又成为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推进剂。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美国本土在免受战火破坏的同时，又成为支撑战争需求的重要生产基地。二战爆发后，美国GDP
年增长率一度超过了20%。作为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也被后人看作是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总统。
凭借在二战过程中获得的巨大收益，美国逐渐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军事、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全球性主导地位，成为二战之后，全球政治和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以及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也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而成为世界发展效仿的对象。
图 2 美国联邦政府收入（1930-1967）
从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30年到1942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占美国GDP的比重，从3%上升到18%。联邦政府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是罗斯福新政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来自个人税收收入和社保收入的增长，是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战结束后的10多年中，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与GDP的比例基本都在15%以上，个税收入占税收的比重也都在50%以上，说明联邦政府收入增长是系统性改革的结果，而非经济萧条和二战期间实行的特殊政策结果。
图 3 美国联邦政府收入（1930-2019）
从罗斯福时代开始的税收和社保制度改革，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中，以税收和社保收入主要收入来源的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占美国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5%到20%之间。其中，个人税收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的比例已经从50%上升到80%以上。收入与GDP的比例看，从罗斯福时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口中的“小政府”了。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为3.6万亿美元，放眼世界，恐怕除了中国、日本、德国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的GDP规模能超过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规模。
图 4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1930-2019）
随着二战结束，美国联邦政府国防开支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美国联邦政府个人社保支出快速增长。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以国防支出为主的美国联邦政府消费支出占当期支出的比例就下降到50%以下，以社保支出为主的转移支付逐渐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最主要的支出领域。2019年，个人社保支出占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比例已经接近50%，而消费支出占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3%。
图 5 美国政府收支（1930-2019）
罗斯福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税收和社保制度改革，带来了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大幅度提升，也使得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率在二战结束后大幅度下降，并基本恢复到财政收支平衡的状态。
美国联邦政府社保改革始于1938年，以当时的人口数据和经济发展趋势，社保制度改革的设计者，显然无法预见到工业化发展对人口增长模式带来的影响。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受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影响，美国进入了劳动力抚养比下降期。美国联邦政府显然忽视了劳动力抚养比这个社会发展均衡性指标变化带来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而是重新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原则，通过增加开支和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其结果，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水平，
同时，也失去了对社保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最佳时机。
战后通胀期作是美国经济的转折点，在此期间，美国国民收入净结余率开始下降、出口贸易从顺差转为逆差、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率也在战后通胀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随着人均寿命增长带来的老龄人口快速增长，2007年，美国劳动力抚养比重新进入了上升的轨道，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社保基金也进入到了运营亏损的状态。持续增长的社保基金亏损由此也成为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 6 美国联邦政府收支（1930-2019）
罗斯福也许做梦也想不到，当初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的社保制度改革，会成为70年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负担和财政赤字的一部分。
美国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移民国家，在社保制度的设计中，并没有种族主义的成分在里面。不过，与其它族裔相比，当时的白人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在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职位的占比较高，人均寿命相对更长，不仅获得了更高的退休和养老金收入，也获得了更长的社保收入领取时间，无疑成为了这种社保制度下，受益最大的群体。
在社保基金已经进入运营亏损的“寅吃卯粮”的状态后，美国新增年轻劳动力人口无疑成为了最大受害者，而其中，零售、餐饮等低端服务业领域占比更高的非洲裔、西班牙裔年轻就业人口，利益损失也相对更大。
以“美国利益优先”为竞选口号的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采取了对美国富人和企业降税的政策，非但没有改善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反而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率逐年上升。
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为3.6万亿美元，支出为4.8万亿美元，财政赤字1.19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率达到了33%。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共批准了3万亿左右的抗疫纾困资金。如果按照2019年财政收入不变计算，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水平率将很有可能超过1931年。
对于刚刚上任的拜登来说，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政策性调整，老龄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抚养比上升趋势都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在此基础上，如此巨大的财政赤字规模和如此高的财政赤字率，都将会是美国联邦政府从未遇到过的挑战。从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规模和收入水平看，拜登已经没有了当年罗斯福的改革空间，唯一可以让拜登欣慰的是，在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下，美国死去的几十万老龄人口，会大大缓解联邦政府社保支出的压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困境，不仅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也同样会产生负面作用。作为一种均衡性指标，逐渐恶化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率，与劳动力抚养比上升一样，同样是均衡性下降的一种表现。这也不仅预示着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增强，同样也预示着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险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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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抚养比上升，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将逐渐下降，应对风险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面对充满风险的未来，通过数据对过往的发展进行更客观的分析，找到过往的认知误区，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特别是在成长性思维模式下，对均衡性认知不足所造成的问题。才有可能通过提升其它的均衡性指标，有效地提升对抗风险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