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国史要义》读书分享——史原第一
2022-04-06 19:58阅读：
柳诒徵《国史要义》读书分享——史原第一
一、中国史学来源于史官
作为全书的第一部分，柳先生主要为我们讲清中国史学的本原。和其他传统解释一样，柳先生仍主张中国史学起源于史官制度，且此一制度由来已久：
史之初兴，由文字以记载，故世称初造文字之仓颉、沮诵为黄帝之史。
纪述事迹，宣明时序，推迁之久，历数以兴，故世称羲和、大挠之伦为黄帝之史。
但柳先生也特别指出，史官制度并非“先有创作”，而是“后人追溯而锡之职名”，且其职能在于“记事”，作用在于“施政教民”。古史繁多，唐虞时已有五典，夏商时有终古、向挚为史官，《周官·春官宗伯》亦载有五史之职，是以“典册相承，历世滋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官履行职能必有一核心主导，那就是“礼”，这是柳先生作为坚守传统的史学家的核心史观。
二、礼是史学的核心
古制既明，史原乃有可考。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而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所出，即礼是也。传称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此《春秋》者，鲁史官相传之书，尚非孔子所修者。然已非泛泛记事之书。其所书与不书，皆有以示礼之得失。故韩起从而叹之。使为普通书记所掌档案，他国皆有，韩起何必赞美？故世谓古者止有书记官之史，而无著作家之史。必至汉魏以来始有著作家之史者，正坐不知此义也。古史浩繁，人难尽阅，掌档案者，既有全文，必为提要。苟无提要，何以诏人？故史官提要之书，必有定法，是曰礼经。《左传》隐公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杜预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周公所制，虽无明文，要以五史属于礼官推之，史官所书
早有礼经意谓载笔之标准，可断言也。
此段所论以礼论史，可谓言之凿凿，振振有声！随着时间的无限推移和空间的无限伸展，作为记事功能的史官必定有所章法，人事无尽，记亦是否无尽？时空无尽，又从何而记？又将以何方为畛域？此必有其节，必有所约。故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史官必有记有不记，皆指向礼之得失，故古止有书记官之史，而无著作家之史。盖书记官之史，其记事必以礼为约，以施政教民为本，而著作家之史与之不同，盖以著作家个人喜好故也。是故礼是古代史官的大纲大法，亦必为史学之核心。
三、鲁之《春秋》，最重人事，惟礼为归，是为治史楷范
鲁国史书是最中正谨严且具有教化意义的史书，故周礼尽在鲁。
鲁之《春秋》何以能见周礼，而他国之《春秋》不能见乎？此一疑问也。学者但取《墨子·明鬼篇》所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所载神鬼之事，与孔子所修之鲁之《春秋》相较，即知鲁之《春秋》最重人事，不载一切神话，其体最为纯洁，其书最有关于政治。故韩愈以“谨严”二字目之。古史起于神话，吾国何独不然。惟礼官兼通天人，而又总摄国政，知神话之无裨人事，乃有史例以定范围。以至左丘明之所传，《山海经》之所载，搜神述异，往往而有。而鲁之《春秋》，不此之务，惟礼为归。此韩起所以云然。
吾国历史与古希腊等一样，皆起源于神话，但吾国史官知神话于人事无甚意义，故不务此事，惟礼为归。无怪乎韩宣子见鲁之《春秋》而言“周礼尽在鲁”。
三传之释《春秋》也，各有家法，不必尽通过，而其注重礼与非礼则一也。
其他言礼与非礼者，不可胜举。后史承之，褒讥贬抑，不必即周之典法，要必本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礼，以定其是非。其饰辞曲笔无当于礼者，后史必从而正之。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伯夷所典，五史所掌，本以施于有政，范畴当时。久之社会变迁，人事舛牾，史官所持之礼，仅能为事外之评论，不能如周官之逆辨考赞矣。而赖此一脉之传，维系世教，使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虽社会多晖盲否塞之时，而史书自有其正大光明之域。
可见，鲁史一禀于礼，礼的意义大于史料本身，以至于为了礼的教化意义，可以改定属辞。可见礼是评判是非最重要的标准，更是我国全史之核心。全史之纵横经纬伸展，皆以礼为核心。鲁《春秋》一一礼为准则，开辟了中国史学之典范，自此中国史学一脉承传，维系世教，使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所以礼不惟是古史之大纲大法，以将惩恶扬善，施于世教，光明人心，大有裨益于将来也。柳先生之史学信念，鼓舞振奋，颇具力量！
以故他族史籍，注重英雄宗教物质社会，第依时代演变，而各有其史官，不必有纚纚相承之中心思想。而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
这里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一个巨大区别。其他族域讲求英雄主义，各时代各有其英雄，亦各有其史观，史观是个性独立的，体现出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中国历史即一以礼为准则，褒贬讽喻，皆准此不迁，是故有一脉相承之思想，且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人文理性。例如一朝之建立，皆承认自己为中华民族，总结前朝经验，担荷国统，以开来新。
四、中国史书亦必本于礼经而撰写
《史通·书志篇》：“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章学诚《礼教篇》亦曰：“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史记》之《天官》《平准》等书，犹以官职名篇，惜他篇未尽然也。”两君皆以史之书志本于官礼，盖仅就著述之形式言之，而不知史家全书之根本皆系于礼。何其视礼之隘也！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列传之述外戚、宦官、佞幸，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儿，何以定名？由礼定之也。名臣、卓行、孝友、忠义，何以定名？以礼定之也。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
说得一针见血，真是无礼不成史书。刘知几、章学诚二君已阐发，但仅就著述之形式而言，如风土山川来源于礼书典籍，《史记》之“八书”，多以官职名之。柳先生认为，国史全书皆根本系于礼。礼者，理也。礼不局限于典章制度、风土人情、山川流域而已，而根本则在于人文理性，或者就是道德属性。故谓刘、章二君视礼太过狭隘。乐以道和同，礼以道别异，是故史书之别异者，皆分于礼，此礼之等差也。所以，没有礼，就无法操笔属辞。
五、史之原在于礼，礼之原在于伦理
以史言史者之未识史原，坐以仪为礼也。仅知仪之为礼，故限于史志之纪载典章制度，而若纪表列传之类不必根于礼经。不知典章制度节文等威繁变之原，皆本子天然之秩叙。故《皋陶谟》之言典礼，曰：天叙天秩，天不可见，则征之于民。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文章至此不惟揭示史学之本在礼，更点明礼之本质在伦理。所谓伦理，则是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人文理性，《皐陶谟》云：“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五典即五种伦理关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是自然而有的秩序，是以有五伦，则有五教，以施政治、敦教化。而典章制度、繁缛节文，皆本于此天然之秩序。
五典由惇史所传，条举人类之伦理，而爵赏刑章由之而渐行制定。此五种伦理思想，必非一王一圣所创垂，实由民族之聪明所表现。于何征之？《尧典》曰：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可见唐虞以前，吾民族早有孝念考妣之风尚，故史臣举此以形容其思君之哀。使其时民众但知?其妻孥，不知有考妣，则状况哀痛，当曰：如丧艳妻爱子。胡为举考妣乎？民俗之兴，发源天性，圣哲叙之，遂曰天叙。推之天子、诸侯、大夫、士庶，宜有秩次，亦出于天。而礼之等威差别，随以演进矣。从民俗而知天，原天理以定礼。故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观秩叙之发明，而古史能述此要义。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者，盖莫大乎此。徒执书志以言礼，不惟隘于礼，抑亦隘于史矣。
翼谋先生揭示出礼之真相，礼非一人一时而创，而发于自然天性，起于天理之节文，化而为人事之仪则。天理之节文，必沟通天人之关系，所谓天人之际，而由此推延至人事。所以人伦之理性，是礼之核心，是为秩序之发明，是故司马迁必是深于礼者。
六、本天叙以定伦常，法天时以行政事
天人之际，所包者广。本天叙以定伦常，亦法天时以行政事。故古者太史之职，在顺时觑土，以帅阳官，守典奉法，以行月令。《周官》太史之职，赅之曰正岁年以叙事。此叙事二字，固广指行政。……古史授时，重在行政。记言记事，孳乳相因，其体制必多复杂。……知《春秋》者，莫若庄周，揭其要旨，曰：《春秋》以道名分。名分者何？礼也。礼者，史之所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国际友朋之礼，胥有典法，示人遵守。故《春秋》依其名分，辨其是非，以求治人之道。《记》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春秋》操之，故长于治人。
礼者，天理之节文，是沟通天人关系的人文理性。是故人伦常理，必本天叙；政治人事，必法天时。所以古史帅阳官，行月令，重在行政，而体制必多复杂，如《吕氏春秋》，则守陈时令，而又以纪治乱存亡，体例则在孔子《春秋》之外独树一帜，刘知几撰泥形式，以《吕氏春秋》异于孔子《春秋》之例，不当谓之“春秋”。故翼谋先生讥之，谓刘氏专泥形式，未观其通。依翼谋先生言，是否名之为“春秋”，并不一定局限于“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之体例，盖记言记事，孳乳相因，体例必定复杂。真正《春秋》之传统，必定是以礼为史——本天叙以定伦常，法天时以行政事。所以庄周最知史——《春秋》以道名分，名分即是礼。
七、史道名分，是为名教
名之为用，明民广教，为政治统一之工具，初非为礼家表彣彰，史家立义法也。然世变相沿，文质递变，为礼者乃详为区别，以表彣彰。如同一祭祀也，别之以祠、礿、尝、烝；同一田猎也，别之以苗、搜、狩、狝。名号凡目，樊然各殊，在今人视之，若甚无谓；而深察其意者，且以之言天人之际焉。
推之人之命名，以昭彼己之别。生之有死，初无贵贱之殊。男女之有匹偶，公务之有主从，由质而言，均可表示。而尚文之世，必广为之礼，以寓其教民淑世之旨。如《记》称周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一人之身,自氏族外，复有若干称谓。……原礼之初意，由幼而冠，由冠而艾,勖以成人，昭其进德。要之没身加以考核，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其律人若是之严也。故孟子曰：“名之日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楚共王之效，自请为灵若厉。(《左传·襄公十三年》)躬之不淑，则受谴人天。元首之尊，莫逃公议，此所以为名教。
此言史学名教，义法谨严。史之道名分，必以天人之际而言。虽从质而言无有差别，然尚文之世，必以繁称而为礼，以广教民淑世，是为名之为用。
义法之严，至一字必争其出入。由此可知名者人治之大。古人运之于礼，礼失而赖史以助其治。而名教之用，以之为约束联系人群也柄者，亘数千年而未替。以他族之政术本不基于礼义名教，而惟崇功利之史籍较之，宜其凿枘而不相入矣。夫人群至涣也，各民族之先哲，固皆有其约束联系其群之枢纽。或以武功，或以宗教，或以法律，或以物资，亦皆擅有其功效。吾民族之兴，非无武功,非无宗教,非无法律,亦非匮于物资，顾独不偏重于他民族史迹所趋，而兢兢然持空名以致力于人伦日用，吾人治史，得不极其源流而熟衡其利弊得失之所在乎！
老庄之学,最深于史,病儒者及史家之持空名,而为奸宄所盗也，则以礼教名义为不足恃。如曰:田成子一旦杀其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其言若甚激切矣，然老庄所持以斥奸宄者，犹必用大盗之一辞，则是仍以名教也。《榖梁》曰:《春秋》有三盗。微杀大夫谓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辟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盜。故老庄之恶大盗,无以异于《春秋》也。往有新闻记者,以史学相质，谓治史于今日，不必本之《春秋》矣。应之曰：君日从事于新闻，日操《春秋》之法，胡为有此言?使不操《春秋》之法,何必日日斥侵略国、书伪组织乎?此君闻之，恍然若失。由此可以知吾史之原，迄今日未失其功用也。
是篇最后，作者深明吾国历史之功用，以结吾史之原。中国史学源于史官，史官制度在中国古代发挥了极具特色的作用。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史官又与礼具有一定的天然联系，故重在施政教民，故史官具有天然的道德属性。是而史的核心就是礼。古人用礼来教化，用礼来纂修史书，使史学本身就具有一种经世致用的取向，这是作者翼谋先生的敏锐把握。
如愚隐者
2022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