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年退居镇江，乘舟至焦山脚下，寻探《瘗鹤铭》古碑，适逢当年雨雪稀少，江水退落，《瘗鹤铭》残碑断块显露滩头泥沙间，顿使其萌发打捞《瘗鹤铭》碑石之意，此后陈鹏年募集壮士，历时3个月将《瘗鹤铭》断碑残碣打捞上岸，对石刻存字进行清理剔土后，计得字86个，其中全字77个残字9个，并按前人考证的摩崖石刻行次排列复原，无字处用空石镶补，并在焦山定慧寺伽蓝殿南面建亭加以保护，于康熙五十二年春竣工。从此千年古碑《瘗鹤铭》摆脱了被江水淹没、泥沙冲击的厄运。但由于出土以后人们摆脱了仰卧拓《瘗鹤铭》的困难，这种便利也导致了碑的大量椎拓从而使铭文迅速损坏。然后不断的剜凿修正使文字变形，以至于《瘗鹤铭》的书法艺术价值大大降低。
《瘗鹤铭》全貌
一千多年来《瘗鹤铭》一直受到历代书法家的推崇和追慕。宋代黄庭坚说：“《瘗鹤铭》大字之祖也。”明代王世祯说：“此铭古朴奇峭，雄伟飞扬，固书家之雄。”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观赏《瘗鹤铭》后兴奋地说道：“从字体上看，既有真书的形又保留了隶书的基本笔法，反映了隶书向真书过渡的痕迹。
《瘗鹤铭》问世后由于石碎字残，补佚考证历代不乏，拓刻文本种类很多。水前本是在清康熙五十二年铭石出水前传世的拓本，以后则为出水后拓本。而真正的水前拓本宋代时已属凤毛麟角，拓得字数过少且不清楚的字也多，因为椎拓时在江滩上，十分困难，故流传极少，已知存世水前本唯故宫博物院及国家图书馆各藏29字本和陆宗润藏60字本三本而已，其他流行的均为铭石出水后的拓本与伪本。
除原石拓本外还有摩崖别刻本，明以前是全文拓本，明以后即为59字半截本。现在保存国内许多博物馆和流散在世上的《瘗鹤铭》拓本有数十种之多，真伪难辨。
《瘗鹤铭》水后整拓本
在镇江焦山定慧寺的有关《瘗鹤铭》碑拓版本中，“陈鹏年从水中舁出原石铭图”由5块遗石组成，共73字，不全9字，其无字处，以空石补之；“张弨考订瘗鹤铭图”共102字，不全3字；“汪士鋐原室定位行题图”由6块遗石组成。同时，还发现《瘗鹤铭》别字刻本6本，即“壮观亭遗址别刻本”、“程康庄重刻玉烟堂本”、“钱升重刻顾宸家藏本”、“陈鹏年重刻本”、“林企忠重摩本”和“小字摩本”以及前人考定的一些《瘗鹤铭》铭文诸本。这些碑拓本文字上为杜撰的内容。
在《瘗鹤铭》文本的诸多版本中以邵亢、张坣所订的文本最为后人所认可，北宋刁约曾在金山经庋得唐人写经背纸本，全文如下：
鹤寿不知其纪，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
裹以玄黄之巾，藏之兹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阴降，华表留名。真唯仿佛，事亦微冥。西竹法理，宰耳岁辰。鸣语化解，浮丘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前固重局。我欲无言，尔也何明？爰集真侣，瘗尔作铭。宜直示之，惟将进宁。
丹阳仙尉，江阴真宰立石。
徐用锡跋《瘗鹤铭》水前本局部 陆宗润藏
二、《瘗鹤铭》的变迁及从文字区分拓本版本
自《瘗鹤铭》铭石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上岸不久，著名金石学家徐用锡，在其所藏《曹仲经》手拓持赠本后题跋曰：“吾友嘉兴曹仲经，最为翰墨中好事，游于镇江陈守，乘江水冬涸自至崩石处在崖下有仰而拓者，墨汁洒面上，分赠此本，完字尚有神采，近为沧州先生移置岸上，构亭覆之，贪估俗僧复苦字划剌浅加以剜凿，沧州贻余者便视此不逮远矣。”此跋收入徐氏《圭美堂集》，据跋文所言，在陈鹏年从挽石上岸到谢世的八年里，文字的保存状态已经不如出水前了。
徐用锡跋《瘗鹤铭》水前本
陆宗润藏
后来又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著名金石家谢蕴山已经“颇感其失真”；乾隆四十二年（1777），著名金石学家黄易亦云：“碑为后人剜刻非一，直谓之碑毁可矣”。对铭石的剜凿使文字肥大，石面凸处被凿平，凹面被填补，更是铭石迅速毁坏的主要原因。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幔亭所作《焦山记》曰：“鹤铭凹凸难凑处，一味以油石灰补之，字划浅漫处，匠石时时开洗之。……闻官署每搨毕即付搨者，填描三五日始赴官交纳。其描填者乃醉僧，僧醒时兴味索然，醉后兴发乃把帚描字，殆百描而千态出焉，绝无雷同，粗细任意，增减随时，直谓之鬼画符可耳”。
可见从出水到乾隆四十一年，这六十余年间，铭石文字已与出水前大相径庭了。于是从乾嘉时期的金石家，开始对铭石从江中挽出前后的拓本版本深入研究。以康熙五十二年（1713）铭石出水为界，前者称为“水前本”，后者称为“水后本”。翁氏曾在《瘗鹤铭考补·见存字》中说藏有“一百有八字”本；实际上其中混有崖上宋人摹刻的《壮观亭别刻本》文字。由此可见乾嘉金石学家已经对水前、水后本文字的区别开始混淆了。
左为宋代仿刻二号石，中为仿刻石拓本，右为二号石原刻本
《瘗鹤铭》为摩崖刻石，石面高低凹凸不平，字口参差不齐。所见诸多拓本，难有一致者，特别是出水后，更因铭石不断被剜凿，字形不断被改变，更变得难见真貌。醉僧的“鬼画符”更加让人感到《瘗鹤铭》的扑朔迷离。直至今日，金石学家们对水前、水后拓本的界分尚无准确定论。
《瘗鹤铭》坠江以前的完本铭文尚未发现。北宋庆历八年（1048）丹阳郡守钱彦字子高寻得铭石一块，筑“宝墨亭”并搁置其中。随着残石的不断发现，宋人在崖上重新做了摹刻，后称《壮观亭别刻本》，后被明人凿灭下半故亦无全文版流传。至清初《瘗鹤铭》残存四周的四块铭石而独缺中腹之石，所以明清文人对中腹文字的增补很大程度上是考证加猜测，也不排除有其借题发挥之意。现存相对可信的文本是北宋邵亢与张子厚的《补完本》。两个《补完本》文字基本相同，很可能被钱子高发现的中腹之石成了他们整理《瘗鹤铭》全文时承上启下的桥梁。后来宝墨亭之中腹残石下落不明。
欧阳修在集石录中说：“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往往只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纪’而已”。黄庭坚得到六十字已是很了不得了。存文与存字是有区别的，所以邵、张二人的《补完本》中的字，应该是结合了宋人摩崖的内容。而两人《补完本》中没有的字，在清初被另一位研究家张弨发现了。
张弨考《瘗鹤铭》见存字之图
张弨于康熙六年（1667）十月十八日，携仆去焦山实地椎拓《瘗鹤铭》后撰《瘗鹤铭辨》。当时主仆二人置墨水洒面不顾。“周旋于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宁上下如猿懈状，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纸……详其文字皆历历可观，所少者无几”。日后张弨将拓本“粘置壁间宛转揣摩累日累夜，象其形式累其文理，而得其中仆石之上的‘厥土爽垲势掩岳君’八字”。张弨的研究弄清了《瘗鹤铭》出水前的存字数，并且绘图注字存于后世。由图可见江中铭石共四块：侧立石（下文简称1号石）八字、仰卧石（下文简称3号石）三十字、仆卧石（下文简称4号、5号石）三十一字，合计六十九字，加上不完整的“岳”、“侣”二字，共七十一字。图左下一石（后简称2号石）三十四字，张弨误认为乃宋人补刻，故没算进其中。按张氏所图铭石出水前为四石五组文字，全字半字合计共一百零五字（2号石考证请见第三部分）。
康熙五十二年挽石上岸时，仆卧石被割成二石，于是水下四石出水后成五石，五石上岸后，共计七十七字，加不全九字合计八十六字。从《瘗鹤铭》出水后，第二年六月，从汪士鋐撰《瘗鹤铭考》之瘗鹤铭图上可知，较出水前文字已有损失，这是五块铭石上岸洗碑后见存字的上限数了。张子厚记存百三十字，张弨记百零五字，汪士鋐见出水时剩八十六字。但是文字记载与图中记载的全字是否真的完整又是一个谜。因为对文字全字和半字的标准比较模糊，所以计残碑文字时计数也有出入是不奇怪的。特别是在鉴别出水前后本时，只根据《瘗鹤铭》存字数多少的记述来判断是不合适的。在此把收集到的版本文字用图像列表排列的方法，对存字状况与存字形态以及剜补文字的出现过程进行整理校勘。
《瘗鹤铭》残石编号
通过十二个版本的排列比较，我们就3、4、5号石之水前、水后本文字存泐变化归纳如下：
3号石：1、“未”字水前本、旧拓本总体相同；鹤州本、上图本字形瘦长较为特殊；2、“遂”字水前本损走字旁之左侧，末横笔存，出水后末横笔存一半；3、“吾”字水前本左侧稍损，出水后“吾”字上办仅存右折笔；4、“翔”字水前本及旧拓本左半“羊”部存右点可见，稍旧拓本“羊”部右点泐；5、“相”字水前本及旧拓本右半是“日”字，稍旧本剜成“目”；6、“禽”字水前本、旧拓本“人”字头未剜成“入”字；稍旧拓本“人”部捺笔出头像“入”字，字体僵硬；7、“重”字水前本、旧拓本末笔损连石花，稍旧拓本末笔补全；8、“尔”字右点水前本不存，仅见三井文库本有描出。水后本中竖损半，稍旧拓本剜出。
4号石：1、“华”字水前本仅损右上约三分之一；旧拓本“华”字损泐，仅可见末二横笔及竖笔末端；稍旧本剜成与水前本相似，但文字肥大无精神；2、“表”字水前本仅损坐下“亻”部，文字楷书中带行书意；旧拓本“表”字中竖终端，左下角“亻”部损，滞后漫漶难辨；稍旧拓本重新剜出行书意韵全无；3、“留”字水前精拓本“田”字左竖笔完整可见，旧拓本左半字损泐，稍旧拓本又重新剜出；4、“形”字唯水前淡墨精拓本可见字形；5、“厥”字水前本左上角稍损，旧拓本左上角“厂”及左上点损泐，稍旧拓本又重新剜全二点及二点下一横；5、“掩”字水前本“扌”部竖笔中断，“大”部左半损，“电”部损及左下角。水后初拓本全字左半损泐。旧拓本即剜出全字。
5号石：1、“岳”字水前及水后初拓本可见上半部“狱”的笔画，稍旧拓本存下半“山”部。“杨宾本”山字上见“丘”字者为描出的字形。“山”上是否有“丘”字，不能作为水前本之校勘的指标；2、“丹”字首笔下端横断，中横右侧连石花。稍旧拓本，首笔下端及中横右侧被剜出；3、“江”字水前本“工”部上横损泐，水后初拓本未剜出，稍旧拓本剜全；4、“阴”字水前淡墨精拓本右上捺笔可见，水后旧拓本损泐，稍旧拓本剜出。
不同版本“岳”字比较，第一个上半部已具“丘”形，第二个为徐用锡跋水前本
其中水前本世存已注录真水前本仅仅数本，一本为《潘宁旧藏本》（故宫本），一本为《何子贞藏本》（国图本），第三本为《苏州顾氏藏本》（藏处不明）以及第四本《倪寿川旧藏五十多字本》（陆宗润藏）；水后初拓本中，《孔固亭旧藏本》上没有发现文字被剜出的痕迹，其中除了如“掩”、“吾”、“尔”等字在打捞工程中因磨损而略有变化外，其他处与水前本相比，文字仍较为精神，字周石花与水前本相差无几，具备水后初拓本的特征；旧拓本指水后初拓本损泐的文字被逐渐剜出，并且从《端方旧藏本》到《吴侃叔旧藏本》再到《俞复旧藏本》文字剜出之处逐渐增多，拓本上往往出现成片经纬分明的布纹，文字笔画僵硬，形神倶无；到最后《梁启超藏本》应为在砖上重新剜刻，并一组一组椎拓而成，对于其历史价值以及书法艺术的研究已较无太大价值。
清拓《瘗鹤铭》
梁启超跋
三、关于《瘗鹤铭》2号石“甲午岁朱方”一石是否为重刻的辨别
《瘗鹤铭》在江中有四石，打捞上岸之后仰石裂开分为下端的“厥土惟宁”（铭文）4号石以及“江阴真宰”（题名）5号石，遂变为五石。然从清康熙年开始，在序文之下的“甲午岁朱方”2号石被误认为宋人补刻而非南朝原刻之石；之后金石学家翁方纲在《瘗鹤铭考补》中作了非重刻之辨；而晚清著名金石学家端方、李葆恂则认为除2号石以外其他三石均为宋人补刻。这之间的孰是孰非争论了数百年，要解开此疑团，需要从2号石铭文到底是单独刻于石上，还是附刻于仆石之背，以及其铭文内容与其他铭石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着手考察。
翁方纲《瘗鹤铭校补》
在第二部分中提到，张弨于康熙丁未年携仆去焦山考察并拓原石，撰成《瘗鹤铭辨》，绘制<瘗鹤铭考订图>，并于2号石下注明“此宋人补刻三行三十四字，即在仆石之背上”。后来汪士鋐撰《瘗鹤铭考》以用此说。张氏是2号石伪刻的首创者。
汪士鋐考《瘗鹤铭》水后见存字之图
翁氏撰《瘗鹤铭考补》中说2号石非重刻，但他认为2号石乃是刻于仆石之背，并在打捞出水时一分为三（4号石，5号石，以及4号石背后的2号石）。陆宗润先生对翁氏的2号石是刻于仆石之背与“仆石一化为三”的说法存疑。因为《瘗鹤铭》为摩崖刻石，不像石碑可以刻碑阴，所以背面不能刻文字，若刻在仆石之背的话，那一定必假无疑了。如果2号石为独立一石的话，那翁氏的“仆石一化为三”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据。所以在考证2号石真伪的时候，对于2号石是刻于仆石之背，还是存于仆石之背的独立铭石，成了解开2号石谜题的关键。
翁方纲 《瘗鹤铭校补》
陆宗润藏本
南宋时镇江学使马子严在题文中曾说：“因请于州将龙图阁直学士张子颜发卒挽出之，则甲午岁以下二十余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觉隐指，如是刻画，亟併出之。其文与佛榻所见同者，持之较以，第阙二字，而笔力顿异，乃知前所见者，为寺僧所绐耳，因摹本以遗故旧。”文中写明佛榻所见者是伪作，存水下者乃真刻无疑矣。
由文中可知，马子严在发现残石后请张子颜发兵挽出，但文中并未交代挽出的时间，所以应该是另行择日的事了。其中也可以说明2号石系原刻之文字，也无补刻于仆石背面的说法，并且说明其下与仆石之间尚有一块有文字的小石，张弨不应该读错，而且也没有说过补刻于石背，当搁置于仆石之背无疑。
汪士鋐、张弨考补
我们再于张弨的《瘗鹤铭图》和注解中看，在图右侧有注曰：“此仆石字在下面，铭三行十九字，又不完一字，全形‘侣’；‘宰’上隔一石，如枕斜连题名三行十二字，又不完一字，止存右上半是‘夆’，左与下不可辨”。4号石被称为铭文，5号石被称为题名，如果在“侣”和“宰”之间不加句点，则成“侣宰之上隔一石”，如按这种说法，就成2号石连在3号石“真侣”之“侣”与5号石“真宰”之“宰”二石上了，但因为3、5号石在江中并未相连或并列，所以不能如此句读。陆宗润先生对“全形侣宰上隔一石如枕斜连”的理解是：从文法上看，“全形侣”是对“不完一字”的注释或补充；如后面“又不完一字，止存右上半是‘夆’”的文字，也同样是对不完整的某字右半字形的注释。故此“侣”应非“真侣”之“侣”，而应是4号石“厥土”之上似“吕”的残字，即该残字的全形是“侣”的注释。
徐用锡跋《瘗鹤铭》水前本 “真”“宰”二字
陆宗润藏
所以由上面可以得出，2号石应是枕于5号石“宰”字背上，往4号石方向斜连，而之间的距离也与2号石对角线长度大致相仿。所以翁氏所说2号石为4号石背面补刻是不合适的。《瘗鹤铭》有许多版本铭石图，除了张氏原版以外，许多版本都漏刻4号石“厥”上之“吕”字，以至注解“全形侣宰”文意不明，便就删去此四字。如杨宾藏七十八字本跋文中，注明是抄录张弨之图，但却漏写“吕”字和“全形侣宰”的注解。
2号石在4号石第二行“吕”字和5号石末行“宰”字的背上斜连的解读的正确性，也能从左下2号石旁的注解上得到佐证：“此宋人补刻三行三十四字即在仆石之背上”，张弨只说补刻的文字在仆石之背，并未说补刻于仆石之背，很可能是翁氏误解了张弨注解2号石为独立铭文残石的缘故，所以翁氏所说2号石补刻于4号石之背，出水后一分为三，就显得勉强了。
徐用锡跋《瘗鹤铭》水前本局部
陆宗润藏
关于《瘗鹤铭》出水前存右四石的记载还有一个可靠的旁证。在朱彝尊撰《曝书亭集》卷五十中，《张处士瘗鹤铭辨》后跋：“淮阴张力臣……籍落叶而仰读<瘗鹤铭>词，聚四石绘作图。”这是<瘗鹤铭辨>作跋文中的内容旁证了江中有四石。而且朱彝尊与张力臣之间，曾有相当的交游，在题<焦山剔铭图为王副使煐作>中题有：“天发神谶石断而为三，<瘗鹤铭>裂而为四，又失其腹……审视要非唐后勒，昔年曾与张弨论。”之句就是一个明证。因为朱氏本人并未到过焦山，因此江中四石的记载应是与张弨谈论时得知。
而在论证了2号石是独立铭石之后，也就说明了2号石有了原石原刻的可能性，虽然2号石的文字刻画深度，字迹的肥瘦的确与其他三石有别，但无论张弨、汪士鋐认为宋人补刻，亦或是翁方纲、端方认为其为南朝真刻无疑，陆宗润先生认为产生这些观点的原因主要就是2号石与其他几石之间的石面文字差异。所以他又对2号石石面形态及文字变化的原因，从人为及自然两个方面来证明，2号石铭文非宋人重刻。
清拓本《瘗鹤铭》2号石
1、水流因素
铭石沉江千余年，受江水砂石的冲击、洗刷，久而久之，再硬的山石也会磨损。2号石文字朝上卧在仆石之背，受到水流泥沙的冲击自然比仆石大的多，所以石面磨损，文字变浅是不可避免的。从1号石原文二十八字张弨仅拓八字可得出，铭石文字的朝向及所处位置的差异，造成了文字保存质量上的差异是完全可能的。
建国后原拓《瘗鹤铭》二号石
2、江中剔铭
除了位置与水流的作用之外，还有好事者下江剜凿石面剔清文字，更是造成铭石之间差异的更直接原因。从宋代发现江中铭石后，究竟有多少好事者下江剔铭，尚无明确的具体记载。唯清初王煐下江剔铭之事，借“西江道士”绘<江中剔铭图>而流传。《曝书亭集·焦山剔铭图为王副使煐作》中记有：“芦台王君信好事，躬自荷锸犊于裈，剜苔剔藓竟深入……”，王煐下江剔铭的具体记录尚未发现，也仅在《瘗鹤铭考补》中提到一句而已，但是从朱彝尊卒于康熙四十八年可以得出，王煐剔铭是在铭石出水之前。
2号石被剔铭，实际上是被凿平了石面上凸出的棱角，使整个石面处于相对平整，凸出凿平了，文字笔画的刻划深度也相对变浅，本来上宽下窄的笔画也相对变瘦，文字细瘦字口的锋芒也变迷漫了。剔铭对2号石的变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还可以从没有真伪争议的3号石左侧得到佐证。
3号石左侧的三分之一处，也有被凿平石花的痕迹。“未遂吾翔”四字周围石花字口与2号石相似，我们从明拓汪士鋐本和水后初拓孔固亭本上，都可发现着一些文字两侧的石面平整，石花细小，拓本墨色相对偏黑的情况。通过对照图我们可以发现，在明朝开始《瘗鹤铭》已经被剔铭了。但后来剔铭者发现事与愿违了，才手下留情，所以3号石要比2号石幸运一些。从3号石左侧的石花与2号石相似，而右侧的石花却与4、5号石相似的事实，旁证了2号石文字细瘦、字口弥漫、石花细平的根本原因。乃是被人剔铭导致变形而并非重刻。且从文字角度分析，2号石上的“旌事篆铭”的“事”和“篆”字下半的“豕”，与3号石的“事亦微”的“事”和“家”字下半的“豕”作比较，可以看出系出自同一人之手。2号石与3号石非但书法相同，连行气也与其他四石铭文相符。
“豕”与“事”之比较
水前本《瘗鹤铭》“未遂吾翔”
水后本《瘗鹤铭》“未遂吾翔”
综上所述，可以相信《瘗鹤铭》2号石系原石真刻，只是在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改变了铭石与文字的外形，使其误被认为是宋人补刻。所以在肯定2号石非重刻的同时，也不能否定其他几石的真实性。故《瘗鹤铭》五石俱真无疑。
陆宗润先生前后用了8年时间从考古和版本两个角度对瘗鹤铭作了深入的研究，使碑刻领域中名声极大却存疑极多的瘗鹤铭之谜得以破解，详细请阅中国书法杂志2013年第9期《瘗鹤铭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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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润藏徐用锡跋《瘗鹤铭》水前本欣赏（部分）：
金石碑帖的鉴定、收藏、修复与研究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