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那些家学渊源的父子名家（《西安晚报》2022年6月26日刊发）
2022-06-26 14:06阅读：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有多优秀，儿子就有多非凡，这背后不是简单的子承父业，而是一个家庭良好家风家教的具体体现。古时，一脉相承的家学渊源，造就了太多优秀的父子名家。
宋代父子词家晏殊、晏几道
晏殊(991-1055)，江西临川人，自幼聪明,“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
晏家有个传统美德就是诚实。14岁时，晏殊参加了宋真宗主持的考试，他才气过人，“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复试的时候，晏殊看到试题自己曾温习过，就要求换题。宋真宗很吃惊，出了新题，晏殊仍得高分。即赐晏殊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留秘阁读书。没多久，晏殊又被破格提升东宫讲官，提起原因，宋真宗说，近来群臣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严谨，正合适做太子的老师。没想到，晏殊却认真地说:“其实我也很喜欢游玩饮宴，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会去参与宴游。”宋真宗对他更加信任了。后晏殊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成为宰相。
晏殊文学成就同样非凡，尤其擅长作词，作为宋代第一位大词人，有“导宋词之先路”“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美誉，有人还称他为“词人宰相”。
晏殊的词语言婉丽，音韵和谐，温润秀洁，清新含蓄，多是日常生活的感触和闲愁生发，有《珠玉词》136首。其代表作《浣溪沙》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则成了传诵千古的名句。
晏殊的第七子晏几道(1037-1110)，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推官。晏几道幼时曾喜欢柳永的艳词。一次，在家中宴会上，5岁的晏几道竟将街头流行的柳永缠绵之词“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拍手唱给大家听。人们都称赞晏几道记忆力好、聪慧，但是家教严格且一向以高雅著称的晏殊，顿感不适，立即对儿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引导他要唱和出“阳春白雪”。
在父亲背景的加持下，尤其是经过严格的家风家教熏陶，长大后的晏几道走上了词创作之路。他的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似父而造诣过之，与其父晏殊合称“二晏”，是婉约派的重要作家，著有《小山词》。
作为宰相的儿子，晏几道少年时期过的是珠围翠绕、锦衣玉食的生活。18岁那年，他的父亲晏殊去世,
此后家道中落。后来他的词大多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其代表作《临江仙》曰:“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
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元代父子曲家史天泽、史樟
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儒客文人的智慧精髓，包括杂剧和散曲。在元曲历史上，有一对将军父子也成为元曲作家，这是十分罕见的，他们就是史天泽和史樟。
史天泽(12O2—1275)元代名将。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历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五路万户、河南等路宣抚使、枢密副使、中书左丞相等要职。据史书载，史天泽年四十，始折节读书，精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其比于郭子仪、曹彬”。
史天泽爱贤乐善，金国灭亡后，史天泽驻守真定，投奔他的名士颇多，其中不乏元曲名家；加之他本人喜爱填词作曲，对元曲杂剧的创作给予了直接的支持，从而使真定的文学蔚然成风，成了元杂剧的中心和摇篮，孕育出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以及李文蔚、尚仲贤、侯克中、戴善甫、史樟等剧作家，诞生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乘的经典之作。
史天泽同时也是散曲作家，虽然他没有元曲作品流传下来，但在元代戏曲资料《录鬼簿》中，史天泽被列为散曲作家，“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史天泽与元诗人、曲家也有切磋唱和之作，其中有一首《巡历太康》：“奉使孤城驻马蹄，霜风冽冽战旌旗。一钩薄暮天边月，照见禽荒旧地基。”表现了史天泽作为一代良将的雄姿与气魄。
史天泽对杂剧创作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与一些杂剧作家来往密切。白朴10多岁时随父投奔史天泽，受到史的器重，二人成为忘年交，结下了“欢游如平生”的深厚情谊。
史天泽的次子史樟，也是颇擅辞章的曲作家，对此，《录鬼簿》中也有记载。史樟(1240-1288)，史天泽的二儿子，子承父业，也成了元代的将军，曾任真定顺天新军万户、武昌万户、金吾元帅等职。同时，他喜庄、列之学，常麻衣草履，混迹于书会才人、优伶娼妓间，像他父亲一样，对于元曲的创作兴趣日浓。明代朱权在其元曲杂剧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中，将史樟列于“词林英杰”之中。元代著名学者、政治家王恽对史天泽父子很是赞赏，他在《赠九万户》诗中称赞史樟的才华：“昂藏野鹤谁能驯，泽雉虽美终无神。一篇秋水江海阔，两袖醉墨云烟春。猿翁学剑事迹秘，兰舌解纷词调新。万事人间归一噱，双旌烛影见来频。”
史樟曾创作杂剧《庄周梦》，写的是太白金星带领风、花、雪、月四仙女度化庄周成仙的故事，共四折一楔子，此剧开杂剧“神仙道化”题材的先河。此外，他还与马致远合作编写了《风流李勉三负心记》的南戏，并在九山书会任捷讥（相当于今天的编导与舞台监督职务），所以史樟也是早期南戏作家之一。
史樟的创作领域广泛，著有散曲、杂剧和南戏，是元代曲坛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
明代父子藏书家黄居中、黄虞稷
明万历年间，金陵（今江苏南京）的黄居中与其次子黄虞稷，痴迷于读书、藏书，家中典籍宏富，名扬天下，是当时十分有名的父子藏书家。
黄居中
(1562-1644)，明代晋江（今泉州）人。自幼颖悟，喜好读书，十岁能文，万历十三年中举，授上海县教谕，迁南京国子监丞，遂定居南京。后转黄平知州，他辞官不赴，从此一心锐意于藏书、读书与著述。
酷嗜典籍的黄居中，为官前就经常四处借书阅读，每得异本，即使鼠咬残破，蠹鱼蛀蚀，也无不珍重携归，并亲手补缀、抄录；为官后，他的俸禄多用于购书。到了晚年，他闭门谢客，精心阅读，铅椠丹黄，其治学精神十分感人。黄居中一生藏书达六万余卷，为了收藏这些书籍，他建筑了“千顷斋”以庋之，其中以明人的著述最为齐备，上迄明代十六朝帝王大臣下至百姓文人诗文笔记，无不搜讨网罗。
黄虞稷(1629-1691)，从小受父亲熏陶，7岁能诗，且刻苦好学，嗜书成癖。l6岁入县学，即博览群书。他一边慎守先世藏书，整理先父遗藏，“晓夜孜孜，不忘雠勘”；他一边广搜博采，多方收集增益，使家藏增至八万余卷，且多善本，成为当时闻名的藏书家。
为了不断地增加藏书，黄虞稷四处搜讨，每见善本，常常不惜重金收购，每当听说亲朋好友间，有人得罕见之书或是善本，他一定设法借阅、抄录。距黄氏“千顷斋”十余里的龙潭，有位著名藏书家叫丁雄飞，藏书两万余卷，黄虞稷就经常去丁家借读、抄录。两人很快成为挚友。他们彼此互通有无，相互质疑问难。后来两人还订立了协约，每月13日，丁雄飞到黄虞稷家借读、抄录；26日黄虞稷到丁雄飞家读书、论学。黄虞稷从丁家抄录了许多秘本古籍，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家藏。
黄虞稷深谙经籍目录之学，在父亲所编《千顷斋藏书目录》6卷的基础上，增益之、编成《千顷堂书目》32卷，目录之富，体例之严，冠于明代以后诸家目录。
康熙十八年，清廷开馆纂修《明史》，内阁大学士徐元文担任总纂修官。他听说黄虞稷“学问渊博，文笔雅健”，推荐其参与纂修《明史·艺文志》；康熙二十八年
，黄虞稷又被推荐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
清代父子诗人李天馥、李孚青
在清代，有一对父子被赞为“父子双星”，他们就是合肥诗人李天馥、李孚青。
李天馥（1635-1699），自少颖异，7岁能诗，被称为“神童”,遍读经史百家之书。清顺治十四年中举，顺治十五年进士及第，改庶吉士，从此跻身仕途。官至礼部尚书，历转户、吏、刑、工、兵诸部尚书，康熙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擢居相位，总揆百司。三十多年中，李天馥历中枢各部，职务虽不断变换，但一身正气始终不变。
李天馥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能吏，也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多产诗人。他自幼爱诗，从政后一直孜孜未辍，常与当时著名诗人王士稹、叶方霭、陈廷敬等互相唱和，“诗成而好事者争传诵”。著有诗集《容斋千首诗》和《容斋诗馀》。清初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在《合肥相公千首诗序》中说：“合肥夫子自汰其诗一万首为一千首。”足见李天馥诗作之多。清一代诗宗王士稹赞他：“鸿博绝丽，有牢笼百家、类萃万物之概”。《侠客》是李天馥早期诗的代表作：“年少悲歌客，秋原落日情。快逢燕大侠，羞学鲁诸生。问世都难合，论交每不平。怀中三尺铁，风雨夕常鸣。”诗中借侠抒怀，托剑言志，其纵横豪迈之情，急于用世之心，溢于言表。
李天馥之子李孚青（1664-1716），受家风家教影响，比他父亲更早慧，15岁举于乡，16岁登进士，殿廷对策擢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官翰林院编修。当时李天馥父子同朝为官，又都善于诗词，盛极一时。后李孚青辞官返乡，致力于诗，诗歌创作的成就更加突出，著有《野香亭集》、《盘隐山樵》及《道旁散人》等多种诗集。李孚青从朝廷走到田园，对下层人民生活疾苦有较深的了解，并能取作诗料，加以吟唱，为民诉苦。《枣巷行》《贫士吟》是其中的代表作。
《枣巷行》写的是清初徭敛沉重苛急，逼得穷苦百姓家破人亡的现实，诗人愤怒地控诉了罪恶的社会逼得百姓生不如死，“养蚕犹未周，朱符忽下乡，朝催鸡豚尽，夕催老幼亡”；而《贫士吟》一诗更是真实地反映了落第士子，尤其是穷乡僻壤的穷士，含垢忍辱的贫困生活情状，“焦先蜗庐相如宅，床灶才可一篱隔。鸡行几案犬卧门，蓬蒿四围无比邻。瓦稀茅碎雨注面，晴时仰首星斗见。担泥补壁自觉奢，季伦厕上乃锦纱。”
李孚青的成才固然有其天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其父“精讨锱铢，覆量尺寸，门庭以内，熏陶溶润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李天馥父子两代同朝为官，并且都在诗歌创作上有一定建树，这里面一定浸透着李家的家风家教。
显然，家学渊源对后代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