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VS母乳：母亲喂奶有“成本”吗？
2021-09-11 09:20阅读：
作者： 沉狍
2021年8月5日，新华社发布《专家提醒警惕配方奶粉营销影响母乳喂养》一文，引述中国营养学会“世界母乳喂养周”（每年8月1-7日）主题研讨会的专家发言，指出“配方奶粉营销是影响孕产妇选择母乳喂养的一大原因，需要加强对母乳代用品营销行为的规范”，“近几年来我国婴儿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但是配方奶粉的销量持续上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更多的妈妈选择了配方奶粉喂养。”
此文由上至下释放出重视母乳喂养的清晰信号，更“在奶粉行业掀起不小的波澜”。次日，“A股、港股乳制品集体大跌”[1]。舆论多将此番对母乳喂养的强调，与“三孩政策”出台后的一系列改革相联系，视之为鼓励生育之举[2]。
从科学角度，母乳喂养的优点毋庸置疑。然而，提倡母乳喂养，为何被视作与鼓励生育相联系？也许是由于，购买奶粉哺育婴儿，将大大加剧“养育成本”——不论是购自琳琅满目的母婴店、超市和网店，或是漂洋过海地代购进口奶粉。如评论所指出的，“宝宝出生后仅奶粉这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昂贵的养育成本让年轻人对于生育望而却步”[3]。
既然奶粉成本高昂，为何不母乳喂养呢？毋庸置疑，商业的力量的确在发明需求，制造着关于奶粉的神话，以鼓动消费。然而，被奶粉营销所蛊惑，想必不是不选择母乳喂养的全部因由。
本文所要商榷的，就是奶粉以外，母乳喂养的“养育成本”：购买奶粉花的钱是“成本”，那么母亲喂奶所付出的种种劳动是不是“成本”呢
？我们需要认识到：被排除在市场体系以外的养育和照料工作，包括哺乳，也是劳动，也有“成本”。不能以货币衡量，不等于没有价值、不昂贵。
▌奶粉营销史
打开电视，很难不看到奶粉广告。白净光洁的宝宝躺在大洋洲的草原上，配音则宣讲着奶粉的科学配方和营养成分。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地区，奶粉已成为百姓日用的婴儿哺育方式。
可是，作为一项晚近的发明，以配方奶粉为主要形式的牛
奶，何以成为现代世界主流的喂养方式之一？
在科学育儿知识和纯母乳喂养等话语传入之前，古代中国的婴儿哺育方式以母乳喂养为主。母乳之外，米浆等谷物糊和家畜奶等代乳品也常被使用。上层阶级的女性则常以乳母代劳，不必然将哺乳视作母亲的职责，与“授乳是天然母职”的现代想象有所不同。
进入现代以来，奶粉哺育习惯在世界范围内的从无到有，离不开“奶粉市场营销活动”。
对奶粉喂养优越性的言说，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在奶粉企业生产并传播的奶粉育儿知识中，奶粉被表述为科学的、现代的象征。对于非西方国家，奶粉的权威性更因其发明地（西方）和作为“先进工业产品代表”的身份而得到凸显。时至当下，
奶粉广告仍然常以白人婴儿、西方景致出现，隐喻着进步、发达、高级的全球阶序。
民国时期的牛乳广告多宣传奶粉等牛乳制品的丰富营养。二十世纪初，奶粉喂养在中国的发生时刻，就伴随着商业广告的科学话语和进步想象：“关系世界人类之进化”、“据美国著名某医生云”、“天然最完善之食品”等等。©
1920年《申报》，引自《母乳与牛奶》
为了盈利，奶粉企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宣传手段，建构奶粉的无上优越性，甚至编纂出贬低母乳价值的宣传话语。乃至于
在很多地区，从欧美到亚非拉，母乳都一度被视作不科学、不营养的食品，与落后相联系。
然而各种研究证明，母乳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最适合婴儿的吸收，能满足婴儿不同时期的生理需求，是任何其他食物无法取代的。母乳中所含的丰富的抗感染物质可以预防婴儿疾病，有效减少死亡率[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联合倡议，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应开始母乳喂养；最初6个月内应该以纯母乳喂养[5]。
包裹着资本利益和殖民商业的奶粉神话渐渐被消费者所察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诸多反对奶粉公司、抵制奶粉销售的民间运动，认为奶粉行业以牺牲婴童健康为代价进行牟利，并呼吁母乳喂养。
面对挑战，奶粉公司转而向非西方世界开辟新市场，
新兴的工业社会有着上升的购买力和对全球现代性的向往，是完美的目标客户群。“跨国经营的奶粉大企业，骗不到西方妇女的钱，只好转移阵地，来骗骗咱们第三世界的母亲。”台湾作家胡美丽在《一暝大一寸》（1985）中写道：
“二十年前，母亲喂奶的镜头到处可见。公车上、榕树下、骑楼边，只要娃娃饿了，母亲就把孩子拥入怀里，让他饱餐一顿。二十年后的今天，大部分的医院通常连问都不问，就径自给婴儿喂牛奶，更别提鼓励产妇哺乳了，喂母奶倒成了‘非正统’的异数。”
时至今日，这样的情况仍在发生。以越南为例，“国际乳企会投入几十亿美元进行奶粉广告营销，从而迷惑消费者，让许多母亲觉得母乳不如配方奶”[6]。即使是在母乳喂养意识浓厚的中国，“目前，六月龄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依然低于政府设定的50%的目标。”其中，国内外的“母乳代用品营销攻势猛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7]。
奶粉公司的误导宣传当然没有翻案的余地。然而，选用奶粉的母亲们都是因为被“配方奶粉营销”误导了，才割舍了母乳喂养吗？
▌成本：母乳喂养 Vs 不授母乳
上个世纪末，西方提倡母乳喂养的声浪如火如荼，有些女性主义学者们却开始思考母乳喂养的复杂性。如 Pam Carter
所说：“权力关系的多元错综使我们意识到，与其觉得女性是被资本主义‘驱动’着去购买配方奶粉，更应该脚踏实”地，
基于她们的日常生活去做分析”[8]。
这些以女性的哺乳经验为基础的研究，揭示了母亲处境的差异性：在西方，有的中产白人女性的确是被广告所误导，但
对于一些工人阶级的女性、非白人女性和年龄较小的母亲而言，是她们的生活条件使她们难以顺利授乳。
母乳的确是最好的婴儿食品，但母乳不是从机器里真空生产的。选择母乳与否，承担哺育劳动的人、哺育劳动的形式都有所不同，攸关哺育劳动的成本分配问题。
在母乳喂养时，是由女性承担大部分的劳动——她的身体分泌乳汁，并实施哺育。而女性能否进行母乳哺育，取决于具体的处境和个体的差异下，她负担成本的能力。
时至今日，女性仍然是包括育儿在内的大部分无酬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电影
《82年生的金智英》
在做哺育方式的决策时，奶粉的成本是显性的，而母亲为此付出的成本，却常常被隐形。
当下世界，哺育往往被视作天然的“母职”，甚至被理解成母亲的义务，而非应由多方力量所共同担负的劳动。
正如大多数其他的女性家内劳动一样，哺育婴儿的劳动往往隐没在由货币衡量的价值体系里，被视作理所应当或不足为道。
这些成本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一、女性的身体劳动，以及哺乳可能造成的“工伤”
选择母乳喂养，意味着可以参与冲泡奶粉哺育婴儿的人（如父亲）和物（如奶粉奶瓶）所分担的哺育劳动都必须由母亲的身体承担。而母乳哺育和冲奶粉又是完全不同的劳动，常见的成本除了喂奶所消耗的体力外，还包括：乳房被吮吸啃咬的疼痛乃至伤口的溃烂发炎；哺乳时间对夜晚睡眠的剥夺（夜间每两三个小时起床一喂）；以及前二者衍生的、对母亲身心的进一步影响。
二、女性为能够实现哺乳，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需要付出的额外劳动
现有的支持条件下，部分职业女性进行母乳喂养的成本相当高昂：没有或产假短暂的母亲难以将婴孩随身携带到职场去，也很难在忙碌的上班期间找到合适的空间实现挤奶、保存、冷藏。不仅工作场所，甚至只是走出家门，母亲也要时刻面临着无处可以哺乳或保温母乳的不便。要克服上述种种不便，需要付出额外的精力与劳作。
三、因为哺乳而丧失的职场机会成本
母乳喂养要求母婴之间保持亲密的物理距离，这限制了女性的行动空间。外出工作的女性因此面临着工作时间和哺乳时间的冲突。若社会未能进一步以更为友善的基础设施分担这些成本，母亲们往往只能在工作/事业和哺育之间二选一，遭遇所谓的“母职惩罚”——承担哺育劳动的成本影响了女性劳动力在职场的竞争力。
四、相关的心理和道德压力
当母亲哺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天职，若因为生理原因不能提供足够的奶水，或者只是孩子拉肚子、过敏这样的短暂偏离完美健康的现象，母亲都可能受到家庭乃至社会规范的谴责：“你的奶水有问题，是不是你乱吃东西了”、“你没有奶水，不配做个好母亲”......这些情绪负担增加了母亲罹患或轻或重的产后抑郁症的可能性。
▌如何抉择
不过，虽然母乳喂养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沉甸甸的劳动，伴随着诸多成本，仍然有无数的母亲享受着哺乳的过程，更别提为了给孩子母乳喂养不计代价成本的女性了——并不是因为存在着这些成本，所以不应该哺乳；母亲们从哺乳中，也可能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感，这种收获可以抵消甚至超越成本。
就如性别研究学者沈洋根据自己的喂养经验所总结的：“哺乳的确是一种难得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孩子在怀里喝完奶对我一笑，我也曾当场落泪......很多女性可能一方面被社会期待或道德所捆绑，觉得作为母亲就要提供母乳，但另外一方面，母乳喂养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可能也是很多女性不想舍弃的”[9]
。
支持母乳喂养的种种好处，不应等同于将母乳哺育规范为做母亲的要求，将母乳喂养道德化。这是由于，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有哺乳的能力，能负担起哺乳的成本；不论是出于其外在情境的限制，或是由于身体性的原因。泌乳不足的女性、因由疾病或残障而无法哺乳的母亲们，都提醒我们
“女性都能哺乳”的本质主义观念只是一种理想。
关键在于，一方面，
是否选择承担成本来进行母乳喂养，应该是母亲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而不是她的天职；另一方面，哺育婴孩的过程里，
全然由母亲自己承担成本的分配格局不是理所当然的。哺育劳动本就不只是母职，更应为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共同承担。
更深入地去看，如果现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想象仍然将养育劳动等同于母亲的职责和义务，如果包括哺育在内的照料成本不被不分性别的抚养人以及公共服务所共同承担，
只要哺育劳动仍然被视作女性化的、微不足道、轻而易举的，那么，不论是母乳还是奶粉，母亲的处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她们仍然默默承担所有的成本，包括冲泡奶粉和按时喂养的重重劳动，而
这些成本，甚至不会被看到。
▌共同负担哺育劳动
民国时期，社会舆论常对不哺乳的母亲严加谴责，称改哺牛乳的母亲为“道德的罪人”。在要求母亲哺乳的同时，媒体中甚少提及哺乳的苦痛成本，但“涉及束胸、身体残障但仍强忍痛楚坚持授乳的故事，更被高度美化、歌颂”。而事实上，即使价格高企，母亲需要外出工作的家庭也会购买奶粉等牛乳制品；当母亲不在孩子身边时，牛乳就承担了母职。研究中国奶粉史的《母乳与牛奶》一书中所举出的牛乳喂养实例，除了“有乳不哺”的上层摩登女性，也包括职业女性、女工群体。甚至革命流亡中的丁玲，也购买牛乳喂养寄养在老家的孩子[10]
。
母乳喂养在某些情境下、对于某些母亲而言，是一项成本过高、甚至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相较之下，
奶粉哺育则能够替母亲分担“养育成本”。这构成了选择奶粉哺育的重要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奶粉企业得以经久不衰的社会基础。
哺乳与否，更不只是“妈妈”的选择。哺育下一代，非母亲一人的职责。倡导母乳喂养的核心应该在于：如何
以多方力量，共同担负哺育劳动、支持哺乳母亲，以切实地分担母亲们的哺乳成本，积极寻求更加公正的哺育劳动分配。对奶粉广告的规范，是分担哺育中“认知成本”的必要举措。此外，社会还需要做什么呢？
在家庭里，实践母乳哺育时，母亲是授乳者，已经身为婴儿哺育中主要的“密集劳动力”，那么在家庭中，
孩子的其他抚养人便应承担哺育劳动中的辅助工作，并实践对授乳者的照料劳动以支持母亲，而非将哺乳理解为母亲的职责和分内之事。
小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公平，也无法自外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环境。
如果“打工人”缺乏产假，也不享有合理的工作时间，夫妻双方纵使再有心，也没有时间精力去进行母乳哺育。
这个情况下，选择母乳，往往只能以女方在工作场所的后退为成本；若是如此，还会有多少女性想要，或者有办法选择母乳喂养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指出，“
虽然只有母亲才能给孩子喂食母乳，然而父亲、其他家庭成员以及雇主和整个社会必须为母亲提供支持，这样才能提升母乳喂养率。”《柳叶刀》杂志2016年发表的研究也显示，“如果能保证至少六个月的带薪产假，则有助于将纯母乳喂养率提高8.9%”[11]。
如果母亲进行哺育劳动所付出的，不可转化为货币的成本无法得到社会的报偿，如果工作场所和公众场合还没有足够友善的育儿制度和哺育环境，母乳喂养对母亲而言便是一项成本巨大的事情。
综上所述，强调母乳喂养的前提，是
母亲享有根据自身情况，协商哺育劳动分配、选择奶粉哺育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增进母乳喂养的可能性，则需要
分担哺育劳动，降低压在哺乳母亲们身上活生生的成本。因此，伸张母乳喂养种种益处的同时，也需要引导改变的，是对哺育劳动的不平等分配——既要改变既有的母职观念，让男性共同承担劳动；也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由社会担当养育中的责任。
公共场所的哺乳室等设施是社会对母亲的重要支持。©
昆明世博园旅游区
生育和养育看似是无关宏旨的家事、日常生活的琐碎，却是绝对公共性的。正是人的生命的持续、对人类后代的再生产，构成了一切经济政治的基础，使得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存在下去。因此，
全社会没有理由只从这些母亲的劳动中受益而将自身置之度外。
后记
书写这篇文章，使我第一次开口问身边的母亲们：你当年为什么要用奶粉呢？
母亲们的表情里带着诧异；也许因为这是件“妇人事”，很少被提起，也很少被诉说。有的母亲，话里带着一丝又一丝隐隐的愧疚：“我奶水不够，所以很早就喂奶粉。但也喂了几个月的......放弃是因为没办法......而且上班那么忙.......”
那么，为何乳汁充足的母亲也要奶粉哺育？
母亲们告诉我，身边的女性一般只能在产假期间进行母乳喂养。“可以的话都会尽量喂母乳的，毕竟母乳肯定是好过奶粉。”只是，一旦回到工作，母亲们若还要实现母乳喂养，就需要每天中午回家喂奶，或者把乳汁贮存、“背奶”带回去。在现实的工作场景中，要做到这些，会“很辛苦”——上班离家远，工作的密度又高，也没有冷藏设施。
母亲们的讲述轻描淡写，却使我明白：母乳喂养不只是温馨洋溢的母婴依偎场景；要实现母乳哺育，母亲们要付出切实的成本。
她们的经验勾勒出一个个模糊的却相互重叠的结构，在其中我看到对母职的要求、对母乳喂养的期待是如何与母亲们所面对的现实经验格格不入、并给她们留下数十年不去的自责的。
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