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四书五经曾经是中国人熟知的儒家经典。“四书”的名字始于宋朝,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的名字始于汉朝,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其中,《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理学家把这两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自南宋以后至清末,中国的读书人大都熟知“四书”。主要原因当然不是读书人多么喜欢它们,而是因为朱熹死后,南宋朝廷将他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元代延佑年间(公元1314年—1320年)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熹注释的“四书”。明清两代则沿袭元代做法。到了清末民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丧失,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四书五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陷入了停滞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主要在于儒家思想不再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它太古老了太落后了,使得以它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与外来文明特别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四书五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代的许多国人虽然也熟知四书五经,但所谓熟知,仅是指名称而已,不是指主要内容。
一百多年过去了,在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努力下,中国的救亡图存与全面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站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炎黄子孙们终于有机会开始反思,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是否需要延续下去?它应该如何获得重生?它应该如何薪火相传?我在《儒教思想改革新探—论语之重新解释》一书的自序中已经对此作出过阐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应该借鉴与吸收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先进元素,就像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那些艰苦努力一样,在赋予儒家思想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引领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