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及其增长：伟大发明还是经济学大骗局？（二）
2022-04-25 18:16阅读：
不仅如此，如果试图将GDP作为概括经济运行状况的基本指标，用于把握或了解经济运行状况，会因为其既不能够有效用于经济发展状况横向的国际比较，也不能有效用于一国之内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纵向比较[]。在据此指导经济政策制定时，无法如人们希望的那样，准确反映一国经济全貌，反而会使经济活动决策者误判情势，将经济运行引入歧途。
比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已经证明[]，任何发展中国家——无论其与发达国家存在多大差距，理论上，均可在两三代人的时限内，消除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但自二战以来，虽然各国均有意识地致力于经济发展，七十多年过去了，迄今却少有成功者。不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似乎依然看不到何时能够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前景，即使存在少数几个成功者，经济学家们也并不知道其成功的秘诀何在，使其成功经验难以得到效法或复制。究其原因，GDP指标的误导难辞其咎。因为，GDP或交易价格总量增长不仅不同于社会产品产出总量增长本身，更不具有人们想象的经济发展意义，若将其作为引导经济运行的指南，不仅达不到希望的经济发展状况，还可能后患无穷。
又如，在发达国家致力于维护经济稳定时，其政府决策者往往将GDP当作判断经济运行状况是否稳定、是否需要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的基本判断指标。但由于这类指标并非
社会产品产出状况的准确反映，使得相关决策者实际上无法据此作出对症下药的干预。因此，迄今为止，不仅基本上没有什么证据，可以确认有关干预是有效的；甚至，还有证据表明，其干预本身，也构成了引起经济不稳定的干扰因素[]。
既然GDP只能给我们描述虚假的经济运行图景，指引错误的方向，自然不应该成为引导经济运行的合理指南，理当予以抛弃。但作为时下制定经济政策状况依赖的最为主要、方便的指标，一旦真的将其抛弃，是否会使我们失去指南而手足无措呢？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GDP是一种方便衡量的数字，貌似迎合了人们急迫为经济发展目标寻求一个易于把握的简单指标的需要。但面对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重要的是准确把握问题的实质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拿出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最为关键的是指标本身的准确性或合理性，是否便于处理则不那么关键。虽然在准确性能够得到确保的条件下，越便于处理越好，但在简单的指标不足以具备必要的准确性时，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单纯追求简便，就更不可取。尤其作为社会基本的行为指南，社会目标的稍许偏差，都可能导致“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这类难以承受的结果。
因此，既然GDP存在严重偏差，针对的不是原本的衡量对象本身，勉强使用，将使有关衡量本身失去意义。为简便性而牺牲对事物本质特征的合理把握，无疑是理论研究的大忌，不仅根本不能有效化解危机，更难以将其认作是伟大的发明[]。
事实上，失去这类有严重偏差指标的指引，并不比保留这些指标时更糟糕，反而为探索合理的目标扫除了障碍。而且，唯有彻底排除这些肤浅且无效指标的干扰，才有助于获得有关社会经济状况真正清晰完整的图象、确切明亮的灯塔，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准确判断经济运行状况的得失，更可靠有效地引导经济向着应有的经济目标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从产出结果的角度，难以通过数量加总的方式衡量整体经济状况，但在信息社会经济学中，由于有效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使其得以另辟蹊径，从结果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结果本身，发掘出可靠的衡量标准，足以有效反映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情况，使缺乏合理指标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至少，相比现代西方经济学毫无依据的衡量标准，根据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状况，来反映结果本身的情况，应该是一种实质性的进展，使现实经济运行终于可以具备可靠的指南。
不难看到，在人们试图用GDP引导社会决策时，主要涉及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问题，希望借助GDP来概括把握经济运行的整体状况，制定相应的运行目标与调控对策。但GDP的本质特征，使其不具有承担此任的能力。信息社会经济学通过对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等的性质与决定因素的有效揭示，据此发掘出有效的衡量指标，能够相当精准地描述和把握实际经济发展与经济运行稳定性的总体状况，不仅可以对纵向与横向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西方经济学家不敢想象的精准比较，还能进行发展前景的有效预测，为作出合理有效的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或指南[]。
比如，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信息社会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通过将经济发展合理归结为知识增长，信息社会经济学确认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与社会规范三大因素，是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或知识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使得可以绕过直接衡量产出增长状况的困难，根据其三大决定因素的状况，来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
以知识增长及与其决定因素相关的指标作为新的灯塔，信息社会经济学立刻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使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破解的发展之谜[]，即发展中国家能否赶上发达国家、可望采取什么措施、在什么时限内赶上发达国家等经济发展的三大关键问题，在理论上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最终表明：只要发展中国家有意识致力于消除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三大决定因素方面的差距，任何发展中国家，无论其与发达国家存在多大差距，均可在两代人左右的时间内，保证消除其发展差距。
由此可见，相比于GDP及其增长一类指标，有关知识增长决定因素的指标，凸显出其在指导解决有关经济发展重大问题上的巨大优势。
而且，相比GDP增长，有关知识增长的指标，不仅能够对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精准可靠的横向与纵向比较，清楚表明一国经济发展整体的相对状态、深层次差距及需要弥补的短板所在等，还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措施与指引，确保经济发展能够达到可行的合理状况。尤其是，有关知识增长的指标因为直接与三大决定因素的作用或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容易受到合理性与否的关注，不易如GDP增长那样脱离合理性的视线，使其存在内在的自动纠偏机制，防止对社会合理目标的偏离。因为知识作为财富的代表，其不仅本身天然具备避免GDP的各种弊端的性质，也因为知识本身具有的察觉和解决问题的功能，即使可能因为知识的可错性或不完备性而引起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影响，也存在着内在的自动矫正机制[]。
如此不同的影响，意味着与GDP及其增长一类指标相比，有关知识增长决定因素的指标，将引导社会经济运行步入合理的发展轨道，成为顺利的经济发展过程；如果受到GDP增长目标的影响，则将使得社会经济运行陷入歧途，难免面临着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即使有人还会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二者性质、含义与决定因素的不同，并不妨碍GDP增长的合理性，那么，分别以二者作为行为指南可能得到的如此不同的后果，应该在终止这种冥顽不化的认识时更加有力。
又如，关于经济波动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由于无力准确把握现代经济波动的性质原因，只能借助GDP等无效指标，困扰于是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紧缩这类荒诞的问题，或徘徊于所谓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两难选择。
信息社会经济学利用其致力于处理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的天然能力，得以离开GDP等错误指标的指引，通过定性分析准确把握经济波动的表现、性质与原因，构建起新的经济波动模型[]。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稳定状况，不能用源自GDP增长率的萎缩还是在膨胀这类肤浅指标准确描述，而是需要能够反映经济关系不适应性的积累状况等深层次定性指标来揭示。在这样的指标基础上，针对不同性质的经济不稳定的原因，信息社会经济学能够帮助有效提供精准应对的措施。即使据此提出的仅仅是初步的应对措施，也因为具有严格的理论依据，使其至少应该是有的放矢，不仅能够使此前的盲目调控转变为有依据的调控，也表明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采用与GDP相关的指标[]。
总之，无论在处理什么现代经济问题时，信息社会经济学提供的相关指标，虽然并非简单的数字指标，不似数字指标那样便于处理，但由于其在准确性方面不可比拟的优势，使其远比西方经济学此前采用的与GDP相关的数字指标更为精准有效；也意味着，离开GDP等指标的干扰，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可以得到更为可靠的把握与合理引导。
综上所述，本文这一部分说明了，作为全部社会产品交换价格总量的GDP，具有交换价值总量的性质，与具有使用价值特征的社会产品产出本身的总量截然不同。二者有不同决定因素与变化规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事物。将其混为一谈，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也十分荒谬。因此，GDP实际上根本不具备西方经济学家想象的意义，其对GDP含义不负责任的错误解读，已经诱人误入歧途，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当然，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会制造出这样一个大骗局，应该并非其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其深刻的历史局限性所致，反映了其别无选择的尴尬处境、再叠加其缺乏严谨思维传统的结果。
三、GDP增长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里，由于GDP已经被毫无依据地等同于具有财富性的社会总产品或总产出，也就难免一错再错，将GDP的增长，顺势认定为社会总产品或总产出的增长，甚至还赋予其一个更具诱惑性的名字——经济增长，将其与体现改善愿望的经济发展概念联系起来，使GDP骗局得以进一步扩展。
由于西方经济学迄今的主流经济学地位，一旦其认定GDP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如此联系，就难免使其浸透社会的经济思维，将GDP增长当做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或者代表，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追求的基本目标与行为指南，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基本模式。
但是，本文对GDP含义的严格甄别，已经表明其与社会总的产品产出状况意义不同，不能成为其有效代表。因此，GDP的增长，也就可能并不具有西方经济学家想象的意义。至少，将其作为社会总产品或财富的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代表，也就同样毫无依据。而GDP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能否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密切相关，应该是有待澄清的重大问题。
为此，本文这一部分主要从二者决定因素的不同，阐明经济发展与GDP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