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及其增长：伟大发明还是经济学大骗局？（三）
2022-04-25 18:19阅读：
容易理解的是，类似西方货币数量论的描述，在现代社会货币由信用货币充当的条件下，如果实物商品供应需求状况不变，交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势必引起货币内在价值的下降，导致GDP出现相应的增长。交易货币供应量增长多，GDP增长也多；供应量增长少，GDP增长也会比较少。类似的，如果交易货币供应量不增长，GDP也无法增长；交易货币供应量负增长，GDP则只能负增长。
因此，在商品实物供应状况大致不变的条件下，其交易规模或名义GDP的增长或变动，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交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或变动。
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与商品交易价格总量之间的稳定联系，还使商品本身的产出状况无法成为影响商品交易价格总量的实质性因素，使得即使在商品实物供应状况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商品交易价格总量或名义GDP的增长或变动，仍然只能归结为交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或变动，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增长实际上还是GDP增长状况唯一的决定因素。
以商品实物供应与交易量增长的状况为例，容易看到，即使因为
投资增加、技术进步、社会化程度提高、及需求改变等因素，的确可能引起商品供应及交易状况的变动，看起来可能导致商品供应量或交易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商品交易价格总量的变动。
但问题在于，只要货币供应量与商品交易价格总量之间存在稳定联系，只要用作交易媒介的货币供应量能够容纳的交易价格总量不是无限的，全部商品交易价格总量的增长，仍然应该受到交易货币供应量的制约，在长期中必须得到交易货币供应量相应变化的支撑。或者说，如果没有交易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允许，新增加的商品引致的新的成交价格也不可能引起GDP总量的增长。
此时，无论商品实物供应与交易状况因何变动，只要货币供应量不变，随着实物交易量的增长，为了维持其与不变的货币供应量之间的适应或匹配，以保持商品交易价格总量的稳定，在理论上，就只能通过原有的其它商品交易价格总量的相应下降，来抵消或消化新增商品交易带来的交易价格增量。这将使得新增商品交易的影响，最终仅仅体现为商品价格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商品交易价格总量的变化。
由此可见，商品交易价格总量或者GDP的变化，仅仅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状况。或者说，交易货币的供应量，才是真正决定GDP增长状况的因素。离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会有GDP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也必然会导致GDP的相应增减。因此，GDP增长并非西方经济学家以为的那样，既不是由投资带来的，也不是由需求拉动的，甚至不是人们以为索罗模型暗含的技术进步导致的，只能源自有关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表明作为商品交易价格总量的GDP，具有不同于个别商品价格的性质与决定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信息社会经济学将GDP持续增长归结为货币供应量增长时，依据的是客观的理论分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关于GDP增长原因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主观想象，但由于西方经济学长期灌输给人们的认识，加之其缺乏对货币价值及其衡量标准、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的合理认识，目前的经济学家们仍然可能对信息社会经济学的上述结论产生疑问。
其中，最大的疑问可能体现在：西方经济学家们可能认为，前面涉及的GDP增长基本上是所谓名义GDP增长，虽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确会引起名义GDP增长，但其影响不是实质性的，可以通过所谓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加以有效排除。因此，如果利用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可以得到所谓的实际GDP增长。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实际GDP的增长，是在商品价格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得到的，已经排除了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的价格水平上涨的影响，因此，这种增长应该与货币供应量增长无关，可以成为商品实物产量净增长的准确反映。
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上述疑问源自工业革命以前的物质社会经济学的思维。由于这些经济学家既不了解通常所谓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在现代社会的性质，也不了解现代信用货币的价值决定及其衡量标准，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疑问，也因此并不合理。
通过发掘现代信用货币的价值决定及其衡量标准，澄清所谓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在现代社会的性质，不仅可以表明这些疑问的失误所在，还会使货币供应量增长对GDP增长的决定性得到更为严格的证明。
在本文的附录里，通过对现代社会信用货币性质的专门考察，信息社会经济学首次针对不再与商品挂钩的单纯信用货币，提供了其价值的表现形式、决定因素及其衡量标准的确切认识，填补了经济学在这一方面的理论空白。
根据本文附录提供的研究结果，在严格认定货币价值及其衡量标准之后，根据新的价值定义，不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直接表明，名义GDP增长率完全取决于由货币供应量决定的货币价值变动状况，与实际产品产出总量的状况无关。而且，通过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性质的揭示，信息社会经济学还表明，作为专门用于反映货币价值变动状况的统计指标，西方经济学家目前采用的所谓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指数，需要以其采用的统计样本的不变性与可比性为基础，仅仅适用于工业革命以前那种社会。在现代社会，这类指数具有越来越严重的片面性，已经不具有西方经济学家想象的性质意义，不再能够充分有效反映货币价值变动或贬值的状况，也不再能够据其有效排除货币供应量对GDP增长的影响，还使所谓实际GDP增长无法成为具有确切含义的经济指标，更无法成为实际产品产出总量增长的反映。
据此，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名义GDP增长率更适合用作衡量货币价值的变动状况，可以将其称为现代通货膨胀率。此时，如果勉强认为传统的通货膨胀率是货币价值变动状况的一种体现，其能够体现的也只是现代通货膨胀率中的一个片面而不确切的部分，并因为其能够被现有片面统计方式记录到，可以将其大致称为现代通货膨胀率中的显性部分。而所谓实际GDP增长率，不仅不是实际产品产量增长状况的反映，也只能归结为现代通货膨胀率中片面而不确切的部分体现，并因为其无法被传统的通货膨胀率统计记录到，可以将其大致归结为现代通货膨胀率中的一个隐性部分。
总之，只要对现代社会货币价值含义的有关确认具有合理性，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理由认为，可以通过传统的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来排除货币供应量增长对GDP增长的决定性影响。这使得GDP增长率纯然只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结果，与实际产品产量的增长或经济发展基本上无关。或者说，将GDP增长归结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结果，可以得到客观理论依据的支撑，将其归结为经济发展则毫无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信息社会经济学对GDP增长决定因素的揭示，使GDP增长的经济含义与本质特征终于得到明确，表明其仅仅意味着交易货币供应量增加，只是可用于准确衡量现代通货膨胀率的指标。由此，其与经济发展性质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得以突出显示，表明GDP增长并不具有财富或使用价值增长的意义，与经济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事物，有性质不同的变化规律，更没有理由通过一定的修正，就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状况的有效反映。因此，基本上可以据此断定，不能将GDP增长与经济发展混为一谈。
四、GDP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及其性质
根据对GDP增长与经济发展概念与决定因素的严格甄别，二者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根本不能混为一谈。但疑惑仍然存在。至少坚信GDP增长能够反映产品产出总量增长状况的西方经济学家可能质疑，尽管二者的差別看似言之凿凿，为何从现实经验看，二者似乎形影相随，常常同向而行。
的确，在现实中，显著的经济发展似乎总是伴随着显著的GDP增长，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往往都是经济发达国家，使得经济发展与GDP增长看起来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既然存在这种如此密切的联系，即使并未在理论上得到可靠的支撑，也难免引起人们关于二者密不可分、相互间可以有效替代的遐想，诱使其将二者等同起来。
尤其是，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长期熏陶，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统计学中的相关性启发，等同于逻辑学里的因果性判断，这使其易于将GDP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密切联系，作为二者等同的铁证，并由此培育出对GDP及其增长根深蒂固的尊崇，甚至转化为盲目的信仰。
再考虑到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拨乱反正至今鲜为人知，使得西方经济学家想象的GDP及其增长的意义即使漏洞百出，却均未得到有效清算。在此情况下，如果仅限于阐明二者性质与含义的不同，而未充分揭示为何人们会强烈感受到二者密不可分，就难免使人心存疑虑，并在不清楚如何有效衡量经济发展状况而手足无措时，仍然倾向于将易于把握的GDP增长，作为不易刻画的经济发展的替身，认为其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经济发展。
因此，为了解开来自现实经验的疑惑，彻底终结GDP及其增长的骗局，阻断其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严重危害，就必须设法澄清GDP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似乎存在的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密切联系，以旗帜鲜明地表明：尽管二者之间的确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看似密不可分，也根本不具有西方经济学家目前想象的意义。
通过前文对GDP及其增长性质的考察，以及后文附录提供的货币价值及其衡量标准，可以表明：GDP增长作为交换价值总量的增长，仅仅是由货币供应量增长引起的，本质上应该归结为现代通货膨胀。而经济发展体现的是使用价值的增长。因此，GDP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体现的不过是现代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虽然这已经使二者之间的联系有所明确，使我们能够意识到其与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大相径庭，但其间的联系究竟如何？具有怎样联系机制？仍然未得到充分揭示。尤其是，这样的联系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何会达到看似形影相随的程度？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澄清。
在本文以下的部分，我们拟通过对GDP增长机制的深入考察，深入揭示隐藏在二者之间看似密切联系背后的性质特征。一方面，表明二者之间的确可以呈现出相当密切的联系：即，为了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常常需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使GDP通常会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出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对这种联系的性质及其机制的揭示，说明导致其间联系的因素既很不确定，也并非不可或缺，使这种联系的确只是一种形影相随的关系，只能归结为一种不确切的伴生关系，不具有通常想象的近乎因果决定性的相关性。因此，GDP增长既不能借助与经济发展的这种伴生关系，成为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有效标志，更无法成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也由此成为即使密切相关、也无法具有逻辑因果性的典型案例。
如前所述，GDP增长源于交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或者不那么严格地，源于货币供应量增长。因此，现实中GDP的持续性增长，仅仅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那么，货币供应量为什么会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持续的增长呢？促成这种伴生关系产生的因素或机制又是什么，以致人们如此易于将二者混为一谈呢？
本文认为，在现代社会，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政府货币政策等人为因素，其增长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三方面因素：
首先，货币发行者将增加货币供应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于私利，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其次，经济运行存在着客观的需要，要求货币发行者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维持或保障经济运行过程的稳定与健康。
再次，货币发行者虽然致力于满足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但可能因为认识不当，使其决策为满足一些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不恰当地增加了货币供应。
从这三方面因素看，虽然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货币发行者出于敛财的目的，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状况，但在现代社会，由于货币发行基本上应该属于现代政府的职能[]，而现代政府的性质[]，使其通常不应该再具有借货币发行敛财的动机，使得这一因素在理论上基本上可以排除。因此，现代社会货币供应量之所以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只能归结为后两方面因素。
从经济运行的需要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出现的新知识，的确存在着要求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的客观需要。这种客观需求带来的压力，构成了货币供应量伴随经济发展而持续增长的基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知识，会使商品生产的品种、数量及其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会有新的产品不断出现，而一些已有产品，则可能被淘汰。另一方面，即使对已有产品而言，也可能出现一些产品的供应增加，另一些产品供应减少的变动。在交易货币供应量不变时，商品品种、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可能对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货币供应，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其供应量发生相应变动。
比如，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增加的新商品交易，势必占用部分交易货币量。此时，如果交易性货币供应总量不变，只要在商品成交价格总量与交易货币供应总量之间存在某种稳定联系，原有商品交易可用的货币媒介量就必然减少，导致原有商品交易的价格总量倾向于相应下降。即使原有商品交易的实物量可能下降，但只要这种下降不足以抵消相关交易货币量的下降，原有商品交易整体价格水平也难免下降。
同样，当一部分商品实物量供应增加，而其价格下降不足以抵消实物交易量的增加，使这部分商品的交易价格总量可能上升时，其需要占用的交易货币量也会增加，同样会导致其它商品交易价格总量相应下降。
一般而言，在交易货币供应总量不变时，由于新知识的迅速涌现，经济活动状况不断变化，商品的品种、数量与结构也会不断变化，要求商品的价格结构作出相应调整，以保持商品交易价格总量不脱离交易货币供应总量的制约。此时，新品种商品的出现，部分商品的交易价格总量增加，都会因为需要保持全部商品的交易价格总量不变，要求另一部分商品的交易价格总量相应下降。
然而，交易价格总量面临下降压力的那部分商品，可能在经济活动中居于特殊地位，对国计民生影响较大。当其在面临一定价格下降压力时，可能意味着相关社会经济关系会受到某些影响，需要及时有效的应对调整。如果相关适应性调整不及时，并且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触碰到社会容忍的底线，引起社会的一些难以承受的困扰。
比如，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来不及调整应对，出现通常被冠以生产过剩或经济危机名称的不稳定现象，意味着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可能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停顿，或者引起经济运行秩序一些社会希望避免的动荡，超出了社会的承受意愿。
又如，相关商品价格调整的压力，难免从多种角度导致货币需求与货币价值的波动，直接影响社会经济交易的成本，意味着货币持有成本率可能因此上升，加剧经济运行秩序的紊乱，酿成难以承受的经济不稳定。
面对由经济发展导致的价格结构变化引起的这样一类经济不稳定现象，难免引起加以平抑的强烈要求，需要社会针对不同的经济不稳定状况，或者经济关系不适应状况，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调整措施，加快对经济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尽量缓解经济不稳定状况。
在此情况下，既然经济不稳定的直接原因，在于部分商品价格下降来不及得到适当消化调整，那么，适当增加交易货币供应量，以暂时减缓这部分商品价格下降的压力，或许是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
虽然通过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可能有利有弊，但如果能够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使得由此引起的货币贬值利大弊小，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就可能成为应对调控经济关系的合理选择。
就本文能够考虑到的情况看，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其供应量增长的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能够缓和一些关系社会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下降的幅度，为生产者应对适应价格结构变动，提供缓冲时间。
其不利影响，可能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主要是通过货币持有成本率的变动，可能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产生对现实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质性影响。
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的货币贬值，可能提高经济活动状况的不确定性，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心理预期，从而影响人们经济行为选择的困难及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对现实经济运行状况产生一些间接影响。
从前一方面看，只要货币供应量增加能够遵循货币政策的合理目标，使货币持有成本率稳定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这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就不复存在，反而意味着是一种有利影响。
从后一方面看，只要货币供应量增加遵循货币政策的合理目标，贬值将在合理范围内，仍然可能使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尽量降低，也意味着比不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反而有所改善。
因此，只要遵循货币政策的合理目标，使货币持有成本率能够稳定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的范围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就可能利大弊小，成为一种应对相关价格结构变化的、代价较小的合理选择。
如此一来，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可能经常性地导致价格结构出现此类变化，也就需要经常性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以维持稳定的低持有成本率水平，缓和价格结构的变化速度与幅度。这一状况，为货币供应量的常规性增长提供了可能性，意味着经济发展可能持续性地需要GDP增长，使GDP增长成为与经济发展形影相随的伴生现象。
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可能持续增长的一个客观因素。除此之外，货币发行者对这一客观需要的主观认识状况，则会构成另一个可能推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影响因素。
一方面，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合理目标的压力，可能多多少少会被货币管理者感受到，但由于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缺陷，货币政策决策者可能并不清楚货币政策的合理目标，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不完全来自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误导，货币政策可能主要致力于追求刺激需求、推动投资等非合理目标，使得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可能明确偏离经济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即使能够有意识遵循货币政策的合理目标，由于对货币供应需要有怎样的增加，也可能缺乏精准的把握，难免认识不同，对客观需要有不同的偏离，仍然可能影响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状况。
因此，由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误导而形成的认识偏差等，也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一个难以避免的客观存在的因素。即使这类因素并非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引致的伴生因素。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定，经济发展或知识增长，的确可能导致GDP的持续增长，使其与经济发展形影不离。这也是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所及，能够看到的唯一合理的、决定GDP增长的客观因素。
如此结论，表明GDP增长的确可以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并足以达到形影不离的程度。尤其在长期中，全新类型的产品增长是不能屏蔽的现象，知识增长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要求，也就是必然的和持续性的，并且没有理由加以限制。由此，GDP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就几乎具有必然性。
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这种影响，揭示了二者之间之所以可以呈现形影相随的密切关系的原因，使二者之间长期以来似是而非的联系终于可以得到澄清。
尽管如此，从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上述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看，即使知识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确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既不稳定，更不确切，根本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想象的相关性。即使经济发展常常需要货币供应量增长，但这种需要并非不可或缺，也会受到种种因素的不同影响，使得GDP增长既无法成为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准确标志，帮助政策制定者引导经济走向预定的经济目标；也无法成为能够有效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无法通过对GDP增长的促进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进程。
不难看到，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经济发展引起的价格结构变化可能达到了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措施，以平抑价格结构引起的经济波动。
在这样的影响过程中，经济发展会导致怎样的持有成本率及商品价格结构变动状况，最终可能引起怎样的GDP增长，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既与经济发展本身的状况有关，也与其它种种影响因素有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可能引起怎样的价格结构变化，这些价格结构的变动是否可能引起社会难以承受的经济波动，是否需要设法加以平抑，是不确定的。
由价格结构变化引起的需要平抑的经济不稳定，只是这些经济不稳定中的一类。如果需要平抑的经济不稳定，并非由于价格结构变化引起，这样的经济不稳定，就不一定需要通过货币供应量增加来加以缓和。仅仅在需要平抑的经济不稳定是由价格结构变化引起，才有明确的可能，需要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平抑经济不稳定，并由此导致GDP的增长。
其次，即使在价格结构变化引起的经济不稳定的确需要平抑时，货币供应量增加也只是可供选择的备用措施之一。是否需要通过货币供应量怎样的增长来加以缓和，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与其它备选措施之间的利弊比较。因为平抑价格结构变化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如果其它的措施也能够加以充分、甚至更有效的缓解，就不一定需要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式。
最后，即使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成为有效的调节措施时，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会要求怎样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是不确定的。而且，是否需要在什么时候进行怎样的调节，仍然是不确定的。
一方面，即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的确是有助于经济稳定的有效措施，本身可能也需要其它措施的适当配合，如事先的信息疏通、预警，经济关系与相关社会规范的调整这类实质性的调节措施，以及临时性的需求刺激等短期政策干预措施等。这使得一定的经济不稳定可能需要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同样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取决于能够采用的配合措施的状况。
另一方面，货币供应的增加，有很大成分来自决策者对这种需要的主观感受。面对同样的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要求，是否选择增加货币供应量，什么时候需要增加，增加多少，不仅因为能够采用的配合措施不同，也因为相关认识不同，使得实际可能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不确定。
比如，至少在目前，由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误导，决策者可能偏离货币政策的合理目标，而偏离的不确定性，会带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不确定性。即使信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充分推广，使得货币政策决策者能够充分把握货币政策的合理目标，也可能并不清楚需要增加多少货币供应量。
此外，由于经济不稳定及价格结构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性质可能每一次不同，不一定会重复，也使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要求不确定。而且，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因素很多，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存在其它一些内生和外生因素，可能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增长。这些其它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会导致GDP增长，但与经济发展或知识增长无关，并使经济发展与GDP增长之间的联系，也增加了相应的不确定性。
仅仅从上述几方面，即不难看到，一定的经济发展虽然对GDP增长有决定性的影响，可能要求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诸如上述各种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最终影响很不确定，也不存在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一定GDP增长的确切机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如果引起的价格结构变化要求较高的交易货币供应量增长，就容易导致较高的GDP增长。如果引起的价格结构变化不需要较高的交易货币供应量增长，就可能只会引起较低的GDP增长。甚至，可能没有GDP增长，或者出现负的GDP增长[]。
反过来，GDP增长虽然可以源于经济发展或知识增长的需要，但也并非经济发展必需。毕竟，经济发展或者知识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人的能力、社会规范与社会经济联系状况，决定GDP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次要因素。没有货币供应的适当增长，有时可能使知识增长不顺利，给知识增长带来一些小麻烦，但绝不能阻止知识增长。而货币如果能有合理的增长，也仅仅能使知识增长避免一些小麻烦，并不构成知识增长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因此，与一定的GDP增长并存的，可能是较快的经济发展，也可能的较慢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没有经济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主要决定因素的状况，与此时GDP增长的状况关系不大。这使得GDP增长的状况，没有理由成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准确反映[]。而且，一旦直接将GDP增长当做追求目标，试图通过促进GDP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就可能无法将GDP增长约束在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范围内，导致与经济发展无关的结果，甚至还可能因为干扰了经济发展主要决定因素的状况，危害正常的经济发展进程。
由此可见，即使经济发展的确是影响GDP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即使二者之间貌似存在密切的联系，也仅仅意味着不确切的伴生关系，并无可以相互代替的决定性，与人们通常的理解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信息社会经济学以严格的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可能引致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或者GDP持续增长的机制，表明作为现代社会版的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可以存在很密切的关联。但同时也表明，这种关联不过是现代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只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意义甚微的伴生关系，与人们通常想象的相关性相去甚远。因此，GDP增长远不能成为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有效标志，更不可用其充当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工具。
至此，既然在理论上已经清楚表明，GDP及其增长与社会真实产品的总产出及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也找不到一点可靠依据，来表明有理由将二者混为一谈，现代西方经济学制造出来的有关GDP及其增长的骗局，基本上就已经得到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