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篇目诸说辨析（1）
2016-10-28 22:54阅读：
我稔山人按：遥记十二、三年前，初中时代，我当时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家乡的一间书店买了一本《楚辞》。看了《离骚》，之后就是看《九歌》。《九歌》，当时看不懂。但是隐约也感到了它的强大深厚的美学意蕴。加上题解中说“庄严富丽，情致缥缈”，对这一句如此精辟的评论，很是膺服，实在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九歌》实在美、实在是美。但名为“九歌”却又有十一篇，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年幼的我虽不能解，但是却一直放在心中，十几年来未尝忘记。十几年来把这个问题藏在心中的感觉，不能说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但确实也是一圈散荡不开去的小波澜。大学时代，看《楚辞》，则无论哪一版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或引述别的学者的解释，实在没一种令我满意，有些只是主观的臆测，拿不出分毫的证据，有些呢，简直可以说是胡说八道，而这样都竟然可以出书或发表论文，则令我感慨系之。那怎么办？自己尝试解决之。于是便有了我的考证的论文。有论文，则要求写问题的研究综述。于是便有了这篇辨析。这篇辨析，是三年多以前的旧作了。当时还是一个青涩的学生，锋芒太露，辨析里有些话说得实在是尖酸刻薄，有些话则感觉是为了批判而没话找话。其实，今天看起来，前人对《九歌》篇目问题的解释，不过如此情况：古人仅是只言片语，只是臆测、假说；近今人有的也只是臆测、假说，给不出证据，另有的呢，则虽有长篇论文，但是呢，要么证据不足，要么则是论述的逻辑矛盾、混乱。写辨析的时候，由于手头无书，所以诸说的统计并不完全，现在也依然手头无书，也只是比当年增加了陈世骧先生的说法而已。辨析里，总共收集了古今中外的八十二家的说法。而注释、研究《楚辞》的书大概有五、六百种，论文则不计其数，论及《九歌》篇目问题的著作与论文，应该也不下一百五十种，则我之统计，大约半数而已。但我孤陋寡闻，窃以为我的辨析应该是现今国内外统计最多的一篇了。如有人指出，有别的统计比我的辨析还多，那么，我立马把它撤下，免得丢人现眼。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辨析里有的是转引自别人的论文，文字没有经过原书的校对。我稔山人谨志于古祯州之吾亦爱吾庐。
北宋晁补之最早提出了《九歌》篇目名实不符的问题。他在《重编楚辞·离骚新序》中说：
《汉书》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离骚》、《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
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为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九歌》之后，又不可合十一为九。
晁补之对他所看到的《九歌》文本感到困惑，提出了《九歌》篇目问题，然而严格来讲，他并不能算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南宋朱熹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中说：
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
朱熹对这个问题表示存疑，态度是很严谨的。他又批判了阳九说，但却没有说明理由。而认为“非义之所急”的看法，则不大科学。
自宋以后，经历明、清两代，到近、现、当代，众多的学者对《九歌》篇目问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众多的解释，大体可分为四派观点：一、认为“九”是实数；二、认为“九”是约数；三、认为“九”不是数，而对其进行字义解释；四、认为“九歌”是专名。认为“九”是实数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合篇说、去篇说、合篇去篇说、迎送神曲说；认为“九”是约数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十篇说、十一篇说；认为“九”不是数，而对其进行字义解释的，又可大体分为九天说、九为纠说、九为鬼说、九为终说、龙歌说、槱歌说；认为“九歌”是专名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旧题说、古歌舞名说、古乐名说、表阴阳关系说、编辑拟名说。以下对它们进行一一辨析。
1.1 “九”是实数
这一派的学者认为《九歌》题中的“九”是具体的实数，《九歌》就是九篇。对于今本《九歌》题名为“九”而实际上有十一篇的矛盾，他们有的主张合篇说，有的主张去篇说，有的主张合篇去篇说，有的主张迎送神曲说。而具体的说法又各有不同。
1.1.1 合篇说
1.1.1.1 合二湘、二司命说
明初周用《楚辞注略》最早提出这一说法。他说：
《九歌》又合《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为二篇。
合四篇为两篇，则《九歌》为九篇。但是他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文献上的证据，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理由的阐释。所以，他的说法纯属主观臆测，难以服人。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说：
《九歌》共十一篇。《湘君》、《湘夫人》，合庙分献，各歌其辞，《大司命》、《少司命》亦然。祭之所有九，故谓之《九歌》。
姑且不论他的“合庙分献，各歌其辞”的说法有没有文献上、民俗上的根据，只问何以见得是因为祭祀的场所有九个，所以《九歌》的题名就叫做“九歌”呢？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论》引三兄绍孟的说法：
《九歌》本十一章。其言九者，盖以神之类有九而名。两司命，类也，《湘君》与《湘夫人》，亦类也。神之同类者，所祭之时与地亦同，故其歌合言之。
姑且不论“两司命，类也，《湘君》与《湘夫人》，亦类也。神之同类者，所祭之时与地亦同”的说法正确与否，其实，“盖以神之类有九而名”的“盖”字已经透露了持说者的模棱两可的态度。
清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说：
《九章》是九篇，《九辩》是九篇，何独《九歌》而异之？当是《湘君》、《湘夫人》只作一歌，《大司命》、《少司命》只作一歌，则《九歌》仍是九篇耳。
首先，拿《九章》与《九辩》作旁证已经是不科学的了。无论《九章》、《九辩》的篇数如何，其本身都作不了《九歌》的旁证。至于他说“《湘君》、《湘夫人》只作一歌，《大司命》、《少司命》只作一歌”，仍然没有提出文献上的根据或者作出任何理由的阐释，所以他的说法还是主观臆测。
清吴世尚《楚辞疏·叙目》说：
《九歌》中如《湘君》《湘夫人》及《大少司命》，虽各有乐章，而意相承顾，读者须细玩其血脉之暗相注处也。
姑且不论“意相承顾”、“血脉之暗相注处”的说法正确与否，只问何以见得有“意相承顾”、“血脉之暗相注处”，两篇就能合成一篇呢？难道独立的两篇其内容就不能有所相关吗？
清顾成天《九歌解》“以《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并十一篇为九。以合《九歌》之数”，成为楚辞学史上第一个合二湘、二司命而成“九”歌的实践者。如果他的理由不出以上各说，则显然举措失当；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则实在是蛮干。
清刘梦鹏《屈子章句》与顾成天近似。他把《湘君》、《湘夫人》合在一起，称《湘君前后篇》；把《大司命》、《少司命》合在一起，称《司命前后篇》。但是没有说明任何根据或理由。这简直也是主观臆断了。
日本的青木正儿先生的《楚辞九歌的舞曲结构》依据作品中的时令，认为《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乃春秋二祀分用之礼。他说：
当是春秋二祠各演一曲，即《湘君》与《大司命》用于春祠，而《湘夫人》与《少司命》用于秋祠。所以，在实际应用时，该有两篇是备选的，因此才成为九篇，亦即春、秋两祠各用了九篇（其他诸篇，春、秋共用）。
虽然今本《礼魂》说“春兰兮秋菊”，王逸注“春祠以兰，秋祠以菊”，《九歌》祭典有春秋两次，但依据作品中的时令认为《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在春秋二祀分用，显然是望文生义。何以见得作品中写到的时令是秋天就不能在春祀中使用呢？否则《东皇太一》篇的“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两句中提到桂、兰，又当是如何春秋分用呢？
陈子展先生的《楚辞直解·楚辞解题·〈九歌〉解题》先是列举了周、吴、顾、王四家之说，随之又不无调侃地说：
倘若有人拘泥于《九歌》九这个数字，那就请他考虑这里周、吴、顾、王四家之说好了，我就是采用这一说的。
对周、吴、顾、王四家之说的辨析已见上面，兹不赘述。至于此书作者的调侃态度，对学术而言，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梅琼林先生的《破解〈九歌〉之谜——论〈九歌〉的篇名与篇目》说：
这四篇两两相对的恋歌，实质上表达了水神、星神异性间的性恋关系。《湘君》、《湘夫人》由此合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亦由此合为一篇。两者均为无法拆解的整体。形式为二，实际为一。
姑且不论“这四篇两两相对的恋歌，实质上表达了水神、星神异性间的性恋关系”正确与否，何以见得《湘君》、《湘夫人》两篇就能“由此”合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两篇又就能“由此”合为一篇呢？“两者均为无法拆解的整体。形式为二，实际为一”，也许在内容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何以见得在篇数上就是要两篇合为一篇呢？
1.1.1.2 《山鬼》、《国殇》、《礼魂》合一说
明黄文焕在《楚辞听直》最早提出了这种说法。他说：
歌以九名，当止于《山鬼》。既增《国殇》《礼魂》共成十一，仍以九名者，殇魂皆鬼也，虽三仍一也。
他首先说《九歌》当“止”于《山鬼》。又说《国殇》、《礼魂》是后“增”的，不知何据。又说“殇魂皆鬼也，虽三仍一也”，姑不论“殇魂皆鬼”的说法正确与否，而既然可以“虽三仍一”，那么，前面八篇祭祀的都是神，何以不说“虽八仍一”呢？他又说：
歌之命名为九，而数则十一，《国殇》、《礼魂》不在神列。承继《山鬼》者，此原之所以自悼也。
姑不论“《国殇》、《礼魂》不在神列”、“此原之所以自悼也”等观点正确与否，只问何以见得“《国殇》、《礼魂》不在神列”，就能实际篇目为十一而题名为“九歌”呢？
清林云铭《楚辞灯》说：
盖《山鬼》与正神不同，《国殇》、《礼魂》乃人之新死为鬼者，物以类聚，虽三篇实止一篇，合前共得九，不必深文可也。
“物以类聚”的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但他同时也指出，不必对《九歌》是否实数的问题太过认真追究，这似乎表明林云铭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方案并没有充足的信心。
清朱冀《离骚辩·〈山鬼〉后题》说：
余于千百年之下，而遥揣千百年以上之情事。大抵旧时乐歌，泛列祀鬼一章，合前祀神八章，故有《九歌》之目。所以有十一篇者，当自大夫之创见，盖于祀鬼一章中，特分《山鬼》、《国殇》、《礼魂》三项，以抒写其胸中之寄托耳。篇目虽三，合而成一。
他所使用的方法是“遥揣”，而且所“遥揣”的还是“千百年以上之情事”。既然没有文献根据，“千百年以上之情事”何以能够凭“遥揣”就能知道？“大抵”也是表揣测之词。“当自大夫之创见”的说法，也是没有文献根据之论。立论无根无据，何以成立？
1.1.1.3 二湘合一，《国殇》、《礼魂》合一说
明贺贻孙《骚筏》说：
《九歌》共十一首，或曰《湘君》、《湘夫人》共祭一坛，《国殇》、《礼魂》共祭一坛。……每祭即有乐章，共九祭，故曰：《九歌》。
还是姑且不论“或曰《湘君》、《湘夫人》共祭一坛，《国殇》、《礼魂》共祭一坛。……每祭即有乐章，共九祭”的说法正确与否，只问何以见得这个“共九祭”就是《九歌》题中的“九”的意思呢？
林庚先生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认为因为篇数有九，而名之曰《九歌》，其中《礼魂》应是《国殇》的乱辞，《国殇》《礼魂》应排列在《九歌》之首。又认为《湘君》《湘夫人》应合为一篇。对于二湘合一，这里不再作辨析了。至于《国殇》、《礼魂》合一，他说：
按古人所谓“魂”是生于人身的，……所以“礼魂”等于“礼神”在字义上是不恰当的。……按《九歌》的次序，《礼魂》就正在《国殇》之后，《国殇》末后一句说“魂魄毅兮为鬼雄”，这是《九歌》里惟一一处提到“魂”的，而下面紧接着就是《礼魂》，然则《礼魂》岂不正是《国殇》的乱辞吗？不过这所礼之魂不是“善终者”，而是“英勇地为国战死者”。也正因为这种精神可以永垂不朽，所以才说：“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何以见得“按《九歌》的次序，《礼魂》就正在《国殇》之后，《国殇》末后一句说‘魂魄毅兮为鬼雄’，这是《九歌》里惟一一处提到‘魂’的，而下面紧接着就是《礼魂》”，所以就能推出“《礼魂》岂不正是《国殇》的乱辞”的结论？又怎么知道《九歌》在流传过程中文本没有发生错简、讹误，以致篇目次序已经混乱了？而说“正因为这种精神可以永垂不朽，所以才说：‘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简直是一厢情愿之后的望文生义了。
徐志啸先生的《〈九歌〉应是九篇》说：
《礼魂》词紧接着《国殇》，第一句是“成礼兮会鼓”，它不正是承着“魂魄毅兮为鬼雄”的“魂”吗？倘若不是“礼”“魂”，那么该“礼”什么呢？何况，《礼魂》中还有“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如不是对人魂的礼赞，难道祝愿神“长无绝兮终古”？！即使从祭祀看，《礼魂》紧接《国殇》之后，也是合情理的，“先颂而后以舞乐礼之”——先颂国魂，而后以“成礼兮会鼓”“礼”“魂”，符合祭祀程序。
由上可见，《国殇》与《礼魂》当是一篇，后者是前者的乱辞；至于题目《礼魂》，兴许是为了醒目、突出而后加的。
又说：
《湘君》与《湘夫人》形式上是两篇，实际上按其内容与结构，应该说是一篇。理由是：其一，题目虽是两个，而实际所祭神是一个——湘水之神；其二，两篇诗章重复迥环较多，句式与用语相似处也较多，……其三，两篇诗在内容上紧相联系、不可分割。
何以见得今本《九歌》中“《礼魂》词紧接着《国殇》，第一句是‘成礼兮会鼓’”，今本《礼魂》中的“魂”指的就是《国殇》中“魂魄毅兮为鬼雄”中的“魂”？而对“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两句的解释，则简直是误解，其实这两句是说祝愿祭典永不断绝。“至于题目《礼魂》，兴许是为了醒目、突出而后加的”一句中的“兴许”一词表明作者是主观臆测。
《湘君》、《湘夫人》两篇所祭的神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姑且不论；至于说“两篇诗章重复迥环较多，句式与用语相似处也较多”、“两篇诗在内容上紧相联系、不可分割”，就能把两篇合为一篇，实在不知理论根据何在。
而此文作者在结尾处又说：
王逸在《礼魂》注中也说过：“言祠祀九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那就是说，我们肯定《九歌》是九篇，并非单纯是为了解决十一篇与九篇的矛盾，也决不是为了凑《九歌》之“九”，而是为了说明《九歌》确实是“九”歌。
既然他以王逸注语为根据，则表明他承认王逸所说的今本《礼魂》是用来“祠祀九神”的，但是他在前文中又把今本《礼魂》定为《国殇》一篇的乱辞，岂不自相矛盾吗？
1.1.1.4 二司命合一，《礼魂》为乱辞说
明汪瑗《楚辞集解》说：
然《九章》之篇数皆合于九，而兹《九歌》乃十有一篇，何也？曰：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乱辞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之一篇，如禹汤文武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为一人也。二《司命》也，《东君》也，《河伯》也，《山鬼》也，《国殇》也，非九而何？或曰，二《司》既可为一篇，则二《湘》独不可为一篇乎？曰：不可也。二《司》盖其职相同，犹文武之道相同。大可以兼小，犹文武父可以兼子，固得谓之一篇也。如二《湘》乃敌体者也，而又有男女阴阳之别，岂可谓之一篇乎？若如此说，则《河伯》亦二《湘》之类，《国殇》亦《山鬼》之类也。其不然也审矣。篇数虽十一，而其实为九也较然矣，又何疑乎？
《礼魂》篇名下说：
盖此篇乃前十篇之乱辞，故总以《礼魂》题之。前十篇祭神之时，歌以侑觞，而每篇歌后，当续以此歌也。
姑不论今本《礼魂》是每篇通用的乱辞还是总的乱辞，因为这其实已经涉及到《九歌》祭典的仪式问题了，而不是《九歌》的文本问题了。至于汪瑗提出今本《礼魂》是乱辞的观点，实在是一大创见。但是，用“禹汤文武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为一人也”来类比，说“《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之一篇”，则在方法上是不科学的。用前者来类比后者，做这样的类比的根据何在呢？
1.1.1.5 二湘合一，《礼魂》为乱辞说
潘啸龙先生的《〈九歌〉六论》说：
《九歌》中出现的神灵虽有十位，而其类别实只“九神”。湘君、湘夫人均居湘为神，且结为夫妇，自不可别为二神。倘若我们再比较一下《九歌》前十篇之结构、章法，亦唯有“二湘”两篇内容互可相通，篇末结句亦相呼应，将它们视为同一篇之二章，似更符合情理。即使仍分为二篇，也无碍于它们之共为湘水一神的性质。至于“二司命”，则所司职守不同，一为寿夭之神，一为子嗣之神，自不可合为一神。由此可见《九歌》之名“九”，并非在其篇数，而在于其所祠祀的神灵之类为“九”。（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首先，何以见得“湘君、湘夫人均居湘为神，且结为夫妇”就“自不可别为二神”呢？何以见得“比较一下《九歌》前十篇之结构、章法，亦唯有‘二湘’两篇内容互可相通，篇末结句亦相呼应”就能够“将它们视为同一篇之二章”呢？“似更符合情理”的“似”字也表明是一种猜测。而说“《九歌》之名‘九’，并非在其篇数，而在于其所祠祀的神灵之类为‘九’”，则表明立论的前提是承认已然的文本篇数没有问题，但是何以见得今本《九歌》的文本没有问题呢？
1.1.2 去篇说
1.1.2.1 去《国殇》、《礼魂》说
明陆时雍《楚辞疏·楚辞条例》先是引了晁补之的话：
按“《汉书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离骚经》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凡十八，则原赋所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于《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为九”。
又说：
《国殇》《礼魂》不属《九歌》，想当时所作不止此，后遂以附歌末。
他的方法是“想当时”，本来就不科学，终究难以服人。
清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后叙》说：
按《九歌》止九篇，则《九歌》疑亦当尽于此。（《东皇太一》至《山鬼》）其辞所寄托，皆感遇抒忧，信一时之作也。后两篇（《国殇》、《礼魂》）或无所系属，而以附之者。
他的方法是“疑”、“或”，也是不科学，所以也难以服人。
清徐焕龙《屈辞洗髓》说：
《九歌》篇十一者，《国殇》、《礼魂》特附《九歌》之后，不在九数之中。
他也没有说明任何文献上的根据或作出任何理由的阐释，显然也是一种主观臆测。
周健先生的《九歌九篇无〈国殇〉〈礼魂〉》说：
《九歌》只有九篇，即前九篇，而《国殇》乃是后人阑入的，《礼魂》仅五句，原非独立成篇的，当是《国殇》的乱辞。也就是说，后二篇与《九歌》无涉，不应在《九歌》之列。
作者在文中说：“我们说《九歌》（指前九篇，下同）与《国殇》不是同一组作品，更重要的依据则是作品本身的差异。”其实，他这个内证方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从今本《九歌》来看，几乎任何一篇都与其余各篇有所不同。以内证的方法无法证明《九歌》无《国殇》。至于今本《礼魂》，他说：“王逸在《楚辞章句·礼魂》篇首句注云：‘言祠祀九神’，他认为《九歌》所祀的是九个神，即东皇太一至山鬼（山神）。显然，绝不可能在九个神之外还不伦不类地加上一组人（《国殇》所祭者为‘阵亡将士’）。”即承认今本《礼魂》的王逸注在证明《九歌》篇目问题上是有效的，却又否定今本《礼魂》属于《九歌》的文本内容，其逻辑是矛盾的。他又说：“我们认为，最初刘向编定《楚辞》时，《九歌》只有九篇，尚无《国殇》。后来可能有人搜集得屈赋《国殇》（含《礼魂》）因见它同是祭祀用的，与《九歌》属于一类，就把它至于《九歌》之后。”“可能”一词表明作者是主观臆测。主观臆测之论，难以成立。
张寿平先生的《九歌研究》称，本书据凌纯声“九歌为濮獠民族祀神乐舞”之说，阐明其义理。谓《九歌》凡九篇，为沅湘之间土著濮獠民族祭祀九神所用乐舞歌辞。《国殇》与《礼魂》皆祭人鬼之辞，附于《九歌》，无涉《九歌》命名之义。本书所据的“九歌为濮獠民族祀神乐舞”之说，本身就已经成问题。用现时代的“濮獠民族祀神乐舞”来证两千多年前的楚国的祭歌，其论证逻辑本身就不成立。
黄凤显先生的《再论〈国殇〉与〈九歌〉》说：
《九歌》11篇中，《国殇》为用于出殡时的主祭歌，《礼魂》为送神或安魂之曲，这是驱鬼巫祭仪式中俗定的两项，故这两篇不能与其他9篇同列。剩下的9篇请神、娱神以慰灵的祭歌，就是“九歌”。它们都是因《国殇》一诗的主旨而安排演唱的，这也就是《九歌》的整体结构。
姑且不论“《国殇》为用于出殡时的主祭歌，《礼魂》为送神或安魂之曲，这是驱鬼巫祭仪式中俗定的两项”的正确与否，只问既然《国殇》是主祭歌，何以用“剩下的9篇请神、娱神以慰灵的祭歌”即“九歌”来命名本套祭歌呢？岂不喧宾夺主？
方铭先生的《〈楚辞·九歌〉主旨发微》说：
《国殇》是《九歌》的第十篇，《礼魂》是《九歌》的第十一篇，我们相信这两篇作品，本来应该是一篇，也就是说，《礼魂》是《国殇》的乱词。而《国殇》也本来不在《九歌》之中，是在流传过程中加入到《九歌》中的。
但是此文的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文献上的根据。“相信”一词表明作者是一厢情愿的“想当然”，其方法本身也不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