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篇目诸说辨析（2）
2016-10-29 00:28阅读：
1.1.2.2 去《河伯》、《山鬼》说
清钱澄之《屈诂》说：
河非楚所及，而山鬼涉于妖邪，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改为之词而黜其祀，故无赞神之语，歌舞之事。则祀神正得九章。
既然“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改为之词而黜其祀”，为什么《九歌》中还有《河伯》、《山鬼》呢？而且，根据他的意思，《九歌》中本来就是有《河伯》、《山鬼》的，本来就是十一篇的。则他又何必编造出屈原“黜”了《河伯》、《山鬼》之祀的话来说明《九歌》就是九篇呢？岂不逻辑矛盾吗？
1.1.2.3 去《国殇》而以《礼魂》为乱辞说
清王闿运《楚辞释》说：
《礼魂》者，每篇之乱也。《国殇》旧祀所无，兵兴以来新增之，故不在数。
关于今本《礼魂》，在此不论。至于《国殇》，有什么文献上的根据说“旧祀所无，兵兴以来新增之”呢？况且，这么说，也是承认《国殇》也是屈原《九歌》本来就有的文本内容了。
徐英先生的《楚辞札记》说：
《礼魂》，《九歌》之乱词。《国殇》疑本自为一篇，无涉于《九歌》，后人误合之也。且《礼魂》王注亦曰祀九神，不言《国殇》，则九神当指山鬼以上九神。《国殇》不只一人，不当在九神之列也。
徐英先生认为今本《礼魂》是《九歌》的乱辞，这是正确的，不必多说。但他说《九歌》没有《国殇》，首先是出于怀疑，然后他给出的证据只是“《礼魂》王注亦曰祀九神”、“《国殇》不只一人，不当在九神之列也”，而“九神”一词有人会反驳为“九类神”，《国殇》也有人会指为专祀战神或者大将，总之，徐英先生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其说也就难以服人。
刘永济先生在《屈赋通笺》中说：
然观叔师礼魂注，明云：“祠祀九神。”则九歌之作，初为九神。国殇人鬼，不应类及。……考此篇无歌舞致神之辞，但叙其死事之烈，岂屈子招为国战死之魂之辞，即太史公当日所见之招魂欤？昭明不取，或所见楚辞，本无此篇耳。应列于九歌之外，以复王本之旧。
按王叔师虽无说，而首句注曰：“祠祀九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且此篇歌辞特简，意亦空泛，通用之说，亦殊近理。……礼魂则从王通用之论。盖他篇赋祀事，此篇则总摄其意而终之，即前九篇之乱也。昭明文选无此者，岂因篇体短局而删之邪？
姑且不论今本《礼魂》是否通用，也不论“赋祀事”之说正确与否，刘永济先生认为今本《礼魂》是乱辞，这是正确的。至于《国殇》，刘永济先生认为《九歌》没有此篇，而给出的理由是“国殇人鬼，不应类及”，但是按已然的文本来看，就不应该先把《国殇》一篇排除出去而说《九歌》的祭祀本来就不包括人鬼。至于引王逸今本《礼魂》注语“祠祀九神”，以证《九歌》所祭为九神，理由尚且不够，毕竟有人据此认为是九类神，所以想通过“祠祀九神”一语以证明《九歌》所祭为九神，需要更加充分的理由。至于说“考此篇无歌舞致神之辞，但叙其死事之烈”，则用的是内证的方法，而其实，因为今本《九歌》几乎任何一篇都与其余各篇有所不同，所以内证的方法不能说明问题。况且，刘永济先生怀疑《国殇》为太史公当日所见的《招魂》，则显然没有文献根据，且太史公说《招魂》使人读了会产生“悲其志”之感，而《国殇》与此不符。又说《文选》没有《国殇》，是因为萧统“或所见楚辞，本无此篇耳”，而《文选》中也没有《东君》、《大司命》、《河伯》三篇，而此三篇据刘永济先生的意思则是在《九歌》之中，则《文选》没有《国殇》，又怎能怀疑萧统“或所见楚辞，本无此篇耳”？而“或”字，也表明刘永济先生是臆测之论。总之，刘永济先生虽然认为《九歌》没有《国殇》，但是他却不能给出充分的理由以证明他的说法。
谭介甫先生的《屈赋新编》说：
《九歌》实只有九篇，《国殇》即是为屈匄殉难命名的，原有‘乱辞’五句（指《礼魂》）是和《九歌》共用的。‘乱辞’本不能独立成篇。
说“《国殇》即是为屈匄殉难命名的”有什么文献上的根据呢？
李延陵先生在《关于九歌的问题》一文中认为，《九歌》的十一篇中，《国殇》是后加的屈原创作，《礼魂》是总结，其他古老的“九篇草创于巫觋……不知经过多少岁月，屈原才加以修饰、润色，使之成为世上流传我们所见的那样面貌”。
李延陵先生认为今本《礼魂》是总结，类似于认为是乱辞。至于认为《国殇》是后加的屈原创作，则是说屈原《九歌》本来就有《国殇》一篇，总观其说，也不知有什么文献证据。
程嘉哲先生的《九歌新译》说：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楚辞·九歌》，其中《东皇太一》、《云中君》等10篇，是屈原从巫歌中精选出来，加以整理而成的。另一篇题名《国殇》的诗，是屈原写来吊唁楚军阵亡将士的。汉儒误收在同一个集子里，就成了11篇。
首先说“其中《东皇太一》、《云中君》等10篇，是屈原从巫歌中精选出来，加以整理而成的”，表明认为《九歌》原本就有10篇，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文献上的根据。又说《国殇》是“汉儒误收在同一个集子里”，结果《九歌》就成了11篇，可是又没有为这个说法提供任何文献上的根据。既然无根无据，何以知道汉儒把《国殇》“误收在同一个集子里”呢？为什么不能是《楚辞章句》在后世流传中发生了错讹？
黄露生先生的《〈国殇〉与〈九歌〉》说：
我们参考汪瑗、黄文焕和王夫之等研究的成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九歌》，原本是《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九章，《礼魂》是前九章共同的“乱辞”。二是《国殇》，是诗人在楚怀王十七年所作，可能是诗人自己后来或后人编入《九歌》的。这样，《九歌》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歌以九名”而实为“十一章”的格局。
首先，此文的论证方法是从祭祀对象、题材来源、情感基调、语言风格四个方面比较《国殇》与前九篇的不同，从而得出《九歌》本来没有《国殇》的结论。但是，其实这种内证的方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今本《九歌》的几乎任何一篇都与其余各篇有所不同。还有，说《国殇》“是诗人在楚怀王十七年所作，可能是诗人自己后来或后人编入《九歌》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文献上的根据，而“诗人自己后来或后人编入”这两种情况相差就大了，一是说屈原自己把《国殇》编进了《九歌》，一是说屈原的《九歌》本来没有《国殇》，而是后人的误编。而且还说是“可能”，这方法本身就不科学了。
李修生先生的《〈国殇〉试说》说：
《九歌》的内容，除《国殇》外，都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推测：除《国殇》外，《九歌》共祭九神，每神一歌，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很可能这是《九歌》最早的面貌，正是屈原年轻得意时为楚怀王作的郊祭歌。
《国殇》反映了战争的内容，而且明明白白写的是打败仗的情况。如果说是专门用来作战前的祭祀，祈求神保佑打胜仗，是不应该这样写法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国殇》可能是经过失败的战争以后，屈原为了表示对死难将士悼念而写的祭歌，后列入《九歌》的第十篇。
文中的两个“推测”、两个“可能”说明作者的立论是没有文献根据的。没有根据的推测，说明不了问题。况且，其推测还可能是错的。
1.1.2.4 去二湘说
吴龙辉先生的《〈九歌〉源于黄河流域考》说：
《九歌》原来只有9首歌曲，传入沅湘流域后，与当地土著信仰结合，增加了《湘君》《湘夫人》变成11首，从而造成了文不对题的现象。
此文论述的症结在于认定《河伯》一篇是从黄河流域传入沅湘流域，从而整套《九歌》都是从黄河流域传入沅湘流域，既然如此，则《九歌》自然本来没有《湘君》、《湘夫人》。但是，《河伯》一篇是受黄河流域的文化的影响，能够说明整套《九歌》都是从黄河流域传入楚国的吗？显然不能够。
1.1.2.5 去《湘夫人》、《国殇》说
国光红先生的《九歌考释》说：
《湘夫人》、《国殇》并非《九歌》之旧。
又说：
《九歌》原以《湘君》祀二妃，《湘夫人》是后来加进《九歌》行列的。
又说：
与诸篇之用隐语者不同，《国殇》则从篇名到篇中措辞绝无一字用隐语（只有一般意义的暗示），这是《国殇》（以及《湘夫人》）的特点。这一特点是本质性的，它说明……《九歌》十一篇中只有《国殇》（以及《湘夫人》）作于屈原，其余则是楚国巫坛之旧有巫歌。
此说其立论也提不出文献上的根据。至于“隐语”之说，姑且不论其对错，但由于今本《九歌》几乎任何一篇都与其余各篇有所不同，所以不能用内证的方法以求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说也不能成立。
1.1.2.6 去《山鬼》、《国殇》说
朱东润先生的《〈离骚〉以外的屈赋》说：
最初的《九歌》只有前八篇和送神的最后一篇《礼魂》，而《山鬼》《国殇》两篇不在其内。
此说也不知有什么文献根据。而没有文献根据，难以服人。
1.1.3 合篇去篇说
1.1.3.1 去《河伯》，《国殇》、《礼魂》合一说
李青石先生的《〈九歌〉应是九首诗》说：
我们如果从《九歌》中删去《河伯》一诗，再将《国殇》和《礼魂》合二而一，《九歌》也就同楚辞中其他“九体辞”一样，都应该由九个部分构成。笔者以为《九歌》应是九首诗。
首先，此文认为楚国没有祀河的传统。而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已有辨析。其次，大前提即排除了《九歌》中的《河伯》来说楚国没有祀河的传统，本身就无视《九歌》中的《河伯》这一个最大的已然的文本证据，这在逻辑上已经不成立。至于今本《礼魂》，则主观地认为“若将《礼魂》的诗句续在《国殇》之后，内容十分完整和谐。而将《礼魂》一诗的内容续在《九歌》的其他诗后面则不伦不类，甚至内容相左”。这纯属个人的主观感受了，难以说明问题。
1.1.4 迎送神曲说
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什么是〈九歌〉》中说：
迎神送神本是祭歌的传统形式……祭歌不单必须具有迎送神曲，而且有时只有迎送神曲。迎送的仪式在祭礼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了。本篇即是一种祭歌，就必须含有迎送神的歌曲在内。既有迎送神曲，当然是首尾两章……除去首尾两章迎送神曲，中间所余九章大概即是《楚辞》所谓《九歌》。
姑且不论“迎神送神本是祭歌的传统形式……祭歌不单必须具有迎送神曲，而且有时只有迎送神曲。迎送的仪式在祭礼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了。本篇即是一种祭歌，就必须含有迎送神的歌曲在内。既有迎送神曲，当然是首尾两章”正确与否，只问何以见得“除去首尾两章迎送神曲，中间所余九章大概即是《楚辞》所谓《九歌》”呢？何以迎送神曲不能算进篇数呢？闻一多先生文中的“大概”表明他本人也不敢十分肯定就是如此。
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
《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同样姑且不论《东皇太一》是否为迎神曲、《礼魂》是否为送神曲，只问何以迎送神曲“不该计入篇数”呢？那么，《汉郊祀歌》为何称“十九章之歌”？
姜亮夫先生在《重订屈原赋校注·九歌·解题》中说：
按《东皇太一》，全篇皆歌礼备迎神之事，此舞中迎神之曲，而乐中之金奏也。故不颂神貌，神之特性不具，不作祝颂之语，但侈陈选日，供张，节鼓陈瑟，芳菲满堂而已，此迎神之意也。故《东皇》一章有词有曲，而舞容不具，故不入九数也。其《礼魂》一篇，则言成礼会鼓，传芭代舞，绝无其他至义，而韵语短促；以曲言，盖所以送上列九神者也；以乐言，则为群巫大合唱；以舞容言，则为全舞之合演；无主神，故亦不入九数。
还是同样姑且不论《东皇太一》是否为迎神曲、《礼魂》是否为送神曲，只问何以迎送神曲都“不入九数”呢？那么，《汉郊祀歌》为何称“十九章之歌”？
孙作云先生的《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说：
《九歌》十一篇，去前一篇迎神曲及后一篇送神曲，仍是九篇，颂九神。
则“东皇太一”何以不在被“颂”之神的行列？
萧兵先生在《论〈九歌〉篇目和结构》、《楚辞的文化破译》中都说：
《九歌》以传统歌乐篇章节奏言，为九变、九招、九成；以祭祀对象言，传统和民间曾选祭最关国计民生之九神，或屈原自择九神以记述民间繁多之杂祀，以音乐和文学构成言，则以首尾两章为序曲、尾声可能较大，故可名“九”而又十一篇。
“或”、“可能”等词语已经表明作者是主观臆测了。既是主观臆测，则难以说明问题。
美籍华人学者陈世骧教授在《〈楚辞·九歌〉的结构分析》中说：
《九歌》的第一篇和末篇很明显的是序幕和收场白，……而事实上其余的歌篇才是“九歌”的主体。
这一说类似于迎送神曲说，但是也只是臆说，给不出证据。
1.2 “九”为约数
“九”在古代汉语中有时表示的并不是一个定数，而是表示很多的意思。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九歌》的“九”为约数。在此前提下，又可以分为十篇说和十一篇说。
1.2.1 十篇说
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的《礼魂》篇名下说：
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篇目更不言所祀者，其为通用明矣。
清屈复《楚辞新注》说：
此篇（《礼魂》）乃前十篇之乱辞也。《九歌》总一乱辞。
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
《九歌》十一篇，明载子目，更无问题。惟末篇《礼魂》仅有五句，似不能独立成篇。窃疑此为前十篇之“乱辞”，每篇歌毕，皆殿以此五句。果尔，则《九歌》仅有十篇耳。
支伟成先生的《楚辞之研究》说：
九歌本乐章旧名，屈原所作有十篇，每篇祀一神。
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的《中国诗史·古代诗史·楚辞》说：
《九歌》的篇数既不是九，也不是十一，而是十，因为最后一篇是前十篇所公用的“尾声”。
游国恩先生的《屈原作品介绍》说：
《九歌》虽然有十一篇，实际上只祭十个神。
董楚平先生的《楚辞译注》说：
《九歌》共十一篇，前九篇祀神，第十篇《国殇》祭鬼，第十一篇是尾声。
袁梅先生的《屈原赋译注》说：
《九歌》共十一章，“九”字只是“多数”之谓，并非实指。从其结构来看，可分两大部分：一、礼神乐歌之主体（《东皇太一》、《东君》与《云中君》、《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河伯》与《山鬼》、《国殇》）；二、全乐歌之卒章——送神曲（《礼魂》）。
以上诸家大体上可以认为都是持十篇说。姑且不论今本《礼魂》是否是送神曲，到底是每篇通用的乱辞还是总的乱辞，因为这其实涉及到《九歌》祭典的仪式问题，而不是《九歌》的文本问题了。但是，认为今本《礼魂》是乱辞的说法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何以见得《九歌》题中的“九”是约数呢？“九”在古代汉语中确实有作约数用的，但是何以《九歌》中的“九”也是作约数用，而不是像《楚辞》中的其他题名也是带有“九”字的作品如《九章》、《九怀》、《九叹》、《九思》中的“九”那样指的就是实数呢？
1.2.2 十一篇说
宋姚宽《西溪丛语》说：
九以数名之，如《七启》、《七发》，非以其章名。
《七启》虽非七章，但除去开头的“序言”部分，乃是假托一个“镜机子”对另一个“玄微子”论述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友朋、王道等七个方面的妙处。《七发》也虽非七章，但除去开头的“序言”部分，其用以启发楚太子者实乃“七事”。因此，《七启》、《七发》的“七”不是虚拟是很明白的。
明杨慎《丹铅录》说：
古人言数，多止于九。《逸周书》云：“左儒九谏于王。”《孙武子》：“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岂实数耶？《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之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耳。
杨慎所引的“九谏”、“九天”、“九地”虽非实数，但是不等于所有的“九”指的都不是实数。如“九州”、“九鼎”、“《九章算术》”等。所以，以此说《九歌》的“九”不是实数，而是约数，明显理由不够。
清吴景旭《历代诗话·楚辞·九歌》引杨慎的观点说：
诸说纷纭，余独喜杨升庵之言云：《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意，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大可笑。
对杨慎的话的辨析已见上面，兹不再述。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李光地的《九歌注》时说：
《国殇》、《礼魂》向在《九歌》之末。古人以九纪数，实其大凡之名；犹《雅》、《颂》之称什，故十有一，仍题曰什。
首先，以《诗经》证《楚辞》，在逻辑上已经不大通了。其次，以“什”证“九”，又不大通了。况且，既然“古人以九纪数，实其大凡之名”，那么，《诗经》为什么要用“什”字呢？
清马其昶《屈赋微·自叙》说：
《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数之极，故凡甚多之数皆可以九约，其文不限于九也。
如果说因为“凡甚多之数皆可以九约，其文不限于九也”，《九歌》十一篇可以名为“九歌”，那么，《汉郊祀歌》有十九章，为什么题名不叫“九歌”，而要叫“十九章之歌”呢？
张元勋先生的《九歌十辨》以《易·系辞上》郑注“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扬雄《太玄·玄图篇》“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解《九歌》十一篇之谜，认为“地八”即地神8个，“天三”即天神3个。天神为大司命（死神）、少司命（高媒神）、东君（太阳神）。地神为东皇太一（太昊伏羲氏）、云中君（云梦神君）、湘君（湘水神）、湘夫人（湘水神）、河伯（河神）、山鬼（人鬼）、国殇（兵死鬼）、礼魂（人鬼）。这样对《九歌》名“九”而十一篇的矛盾解决，也同样显得比较牵强、凑合。
刘树胜先生在《〈九歌〉篇目诸说辩析》中说：
由此看来，十篇说与十一篇说的不同完全在于如何对待《礼魂》的问题上。综合以上有关对《礼魂》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我们认为它是组歌中相对独立的篇什；《九歌》应该是十一篇。
刘树胜先生也是认为《九歌》的“九”是约数，并且持十一篇说。对于他认为“九”是约数，这里就不再辨析了。值得说的是，他认为今本《礼魂》是乱辞，但同时也是“组歌中相对独立的篇什”。理由是今本《礼魂》有题目。但是，有一个问题：原本《九歌》的乱辞即今本《礼魂》原来就有题目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