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博爱医院旧址（2017年春节）
博爱医院位于鼓浪屿鹿礁路1号，建筑于1932年，日式建筑，平面结构呈日字形，内部以日本格调为主，门窗有圆拱，多为平窗、整体造型朴素大方、具有特征景观价值。
博爱医院位于鼓浪屿鹿礁路1号，建筑于1932年，日式建筑，平面结构呈日字形，内部以日本格调为主，门窗有圆拱，多为平窗、整体造型朴素大方、具有特征景观价值。
新浪博客
博爱医院由日本人设计，于1934年动工，1935年6月竣工，是座日本现代建筑。单体建筑面积仅次于八卦楼。
平面为中廊式山字型，为患者车转灵活，内部墙角均有较大曲率半径，为消毒杀菌设计。踢脚线与地面交接处也处理成圆角，台度大部分为油漆或瓷砖，立面门窗大部分为矩形窗，窗台一律为凹入或齐口窗台，为突出主要入口，使用了扁扁的四心尖拱门和半圆拱额窗。局部墙面还贴了面砖，侧立面女儿墙的局部处理成阶梯形的或人字型的檐上墙，始见于巴洛克建筑，但这座建筑的檐上墙更简洁得多。
博爱医院创办于1917年，从1919年起，博爱医院附设“医学专科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医院停办。1938年厦门沦陷后，医院复办，改为博爱医院鼓浪屿分院。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作为疗养院，先叫“六九疗养院”，后改为“一九四疗养院”。
1918年，日本以“台湾总督府卫生课”慈善组织“善邻会”的名义，中日两国商人共同投资创办“台湾博爱会医院鼓浪屿分院”，最初设在鼓浪屿“教堂路”（今福建路58号）一座别墅建筑中。翌年又创办附属医学专门学院，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医生，他们日后活跃在博爱医院及厦门、漳州一带。20世纪30年代初，医院迁至鼓浪屿鹿礁路“海景旅社”旧址营业。
现存鹿礁路海边的博爱医院是一座大型综合医院，由日本建筑师设计，于1934年动工，1935年6月竣工。建筑占地面积11354平方米，建筑面积4700多平方米。该医院建成使用后，是厦门20 世纪30 年代医疗设备最完善、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医疗机构。
建筑为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国内开始风行的早期现代建筑风格。该医院建筑的平面，为满足使用功能要求而设计为“日”字型，建筑中心区域有两片露天天井区域，一处是医院设立的羽毛球场，一处则是住院病患室外活动的空间。
建筑外部墙面浅米黄色涂刷与深米黄色的釉面砖边缘装饰相配合，和建筑内部的装修一起，体现出浓郁的日本风格。当时采用这种现代感的建筑形式，与该医院应用现代化的医学手段救死扶伤的形象如出一辙。
华丽外衣下的险恶阴谋
台湾学者挖掘出“鼓浪屿日本博爱医院”惊人内幕
这座日本人办的医院，是当年岛上规模、设施和医疗水平最为先进的“非赢利的慈善事业”。然而，台湾学者最近挖掘出来的史料，却揭开了其华丽外衣下的真正内幕。
非赢利医院，哪来巨额资金投入
旧时鼓浪屿有两大医院，一是郁约翰医生创办于1898年4月的救世医院，属教会医院；另一个就是1918年日本人开办的博爱医院。
博爱医院开设时租用福建路叶清池大楼，楼下门诊，二楼病房，三楼宿舍（三楼后被拆掉）。后于1935年初购买西仔路头林尔嘉的楼屋及其海滩一带土地建设新址。据称，建筑费和内部设备共用日金30多万元，折合当时白银80万元。比救世医院规模更大，设备更完善。
博爱医院比救世医院晚开办整整20年，但其门诊患者数却远远超过救世医院。救世医院年门诊量约1万人次，而博爱医院1921年最低点时是6.5万人次，1930年最高点达23万人次。此外，它还于1919年附办“医专学校”，校长由历届院长兼任，各科教员由该院各科日本医生兼任，教学纯用日语。该校每年招收一届，共四年毕业，前后计有6届毕业生，共五六十人，分布在本市和泉、漳及南洋各地行医。这些数据就使笔者产生一个疑问：作为非赢利的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规模？哪里来这么大的资金投入？谁会愿意在异国他乡投入这么多资金作慈善事业？救世医院资金主要来自教会和教民捐赠，规模不大是意料之中的。那么，博爱医院那么大的规模显得格外异常。
据台湾学者卞凤奎所著《日据时期台湾籍民在大陆及东南亚活动之研究》，并检索相关资料，才验证了笔者当初的猜想——博爱医院是日本“南进政策”的一部分。日本的南进政，改强攻为软取。
甲午战败，马关割土，日寇据台。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就有了南进政策（又称“对岸”政策），是从华南开展的“大陆政策”。
日本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上任不久，便提出“台湾之设施经营，非仅限于台湾之境内，应该确立更恢宏的对外拓展策略”。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上任后，提出“对于台湾岛民之统治，欲收十全的效果，不能只着重于岛内的镇压及其民心的收揽。如将眼光放大，且依照帝国占领本岛之原意而经略，自可发现东亚有数之良港附属于本岛，并且几百年来已为台湾岛民所利用。如能研究其利用方法，不但不荒废天赋良港，同时亦符合帝国占领本岛之原意”。他的目标比前任更为明确：“所谓东亚有数之良港，即厦门港也。”
初期，日本积极培植反清势力，台湾总督府曾把目标投向孙中山，当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时，台湾总督府已与孙达成协议，分别于厦门、惠州出兵，总督府还愿意供给革命军银饷、武器、弹药，但后因英美等列强干涉以致新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反对而作罢。而且，1900年8月24日，日本借口“东本愿寺起火事件”派兵侵厦后，引起厦门市民极大恐慌，物价飞涨，人心惶惶。日本积极的南进政策因此一度放缓。
至大正时期（1911年）之后，台湾总督府调整南进政策，改强攻为软取，转向以经济文化上的和平方式，注意通过教育、医院、报业等方式，扶植日本在华南的潜在势力。即以台湾籍民为主要媒介，联络亲日分子而形成依附日本之势力。其方针以“日支亲善”为掩护，来扶植潜在势力，“对华南施以如此积极政策时，首先必须要以建医院、设学校、办报纸等方式，使其基础牢固，再期待逐渐贯彻方针”。
博爱医院是台湾总督府的棋子。
这一时期的南进政策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支柱。即以台湾银行为核心，以医院、报纸、学校为支柱进行渗透，扶植亲日势力。
承担“一个核心”的台湾银行，于1899年在台北设立，其“营业范围得拓展至南清地区以及南洋诸岛”。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必须在厦门设置台湾银行支店，使其成为“帝国在南清之前驱”。1900年5月1日，日本台湾银行厦门支行在鹭江道开业。
三个支柱是指医院、学校、报纸。日本人为了拓展南进政策，总共在华南和南洋地区投入5700万日元。其中，约40%投入医院，10%投入学校，2%投入新闻，其余资金主要投入金融和企业。于是，日本财团法人博爱会在福州、厦门、广东等地设立博爱医院。
1918年3月20日，当时闽南设备最好的博爱会厦门医院开张，总院设在鼓浪屿西路头；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