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编号顺序梳理浅见（修订）
2022-08-01 22:06阅读：
《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编号顺序梳理浅见（修订）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辑的《历史文献》第十六辑、第十七辑，刊载《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下文简称《手札》）共59封，含第31（1）、第31（2）重复编号1封（本文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手札时空起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跨越整个同治朝，止于光绪元年（1875）二月，手札内容丰富，可补正史之缺。朱学勤是咸丰、同治时期内阁军机处执事，严、朱二人公私书札来往甚密。
严树森（1814—1876），初名澍森，字渭春，号“静倪书屋主人”，更号“退默轩老学究”，再更号“繁田钝叟”，四川新繁人（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祖籍陕西渭南。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咸丰元年（1851）起，历任湖北东湖、江夏知县，荆门州、随州知州，武昌府知府，荆宜施道巡道，湖北按察使、布政使。于咸丰十年（1860）十月至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先后出任河南、湖北、广西三省巡抚。光绪二年（1876）春，严公以疾薨於位。诰授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铭于碑。
虽然严树森三朝封候，深得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器重，但严公仕途依然多舛，在同治朝曾两遭降革。由于严公操守
好、精于吏治、善于用兵、能文能武，虽经两落而又能两起。阅读《手札》文献史料，可知严树森在同治朝两遭降革是导致他名号变更的直接原因。细读《手札》内容，查考《清咸丰、同治朝实录》记载，结合《手札》文献中严公名号落款，综合考量，对《手札》的编号顺序进行梳理、为后续深入研究将具有指导意义。
咸丰十年（1860）十月，严树森擢升河南巡抚并授提督衔。在《手札》第25中，严公说：“歸德大營雖有萬餘人，賊股太多，不旉征調，且兵疲將懦，戰亦難恃。頃蒙聖恩，授以督辦，力小任重，時懼弗勝。擬俟省署公事略為清釐，外間所調兵勇陸續來豫，即行馳赴大營，與毛煦翁商計部署一切，……”，文末落款“静倪书屋主人顿首”。据《清实录咸丰朝实录（卷345）》记载：咸丰十一年三月，“令该抚（严树森）督办河南剿匪事宜，毛昶熙帮办剿匪，仍督办团练。”因此，《手札》第25书寄时间应为咸丰十一年三月，是这59通手札中书寄时间最早的一封，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
在《手札》第31（1）中，严公描述了收阅朱公诗作信札后的心情，并陈述了督师陈州剿匪之初的谋划和用兵战况，“叠奉新诗及四月初十日大箸累纸，日新月異，境界愈奇，不惟足广见闻，实堪益人神智，愧不能和，置之座右，朝夕吟讽可耳。”、“弟谬膺畺寄，复绾兵符，时局日艰，报称更自不易。现将署中尘牍稍事清釐，城守事宜妥为布寘，於二十日出省，二十三日抵陈州。此地界汝甯、归德之中，各相去二百余里，居中策应，惟兵力尚单，添募尚未到齐，即到矣，未练仍是无用。”，文末落款“静倪书屋主人手肃。四月廿八日。”。由于汝甯、陈州、归德地属豫省，且在《清实录咸丰朝实录（卷349）》中亦有严公督师陈州的记载，因此，《手札》第31（1）书寄时间应为咸丰十一年四月廿八日，其编号应变更为“第2”。
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调“河南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在《手札》第30中，严公说：“自移鄂后接两次新诗，拳拳谆挚，感佩莫名。弟二月廿四日任事，廿九日即行渡江，此间天气清明，阴霾尽扫，较梁园风景绝佳。”，文末落款“静倪书屋主人拜缄。三月初十日。”。从前述内容可知，《手札》第30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三月初十日，紧接《手札》第31（1），其编号应变更为“第3”。
在《手札》第23中，严公说：“月之十日附畣数行，计经入。比谂佳胜，深洽颂忱。渡江以来，长安天远迢迢，一纸殊不易达，…扺鄂以来，目睹世局一新，…”，文末落款“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三月廿七日。”。因此，《手札》第23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三月廿七日，紧接《手札》第30（新号“第3”），其编号应变更为“第4”。
在《手札》第24中，严公说：“三月念七日、四月十四日两肃候函，谅登珠记，接壬字肆号手书，过承奖借，以陸伯言、陶士行相期，披诵之余，汗颜无地。…自抵鄂后，目睹此间情事大胜彼都，军务有主盟之人，且弟本不知兵，无庸旁参末议。…”，文末落款“静倪书屋主人顿啟”。据札文可知，《手札》第24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四月，紧接《手札》第23，其编号应变更为“第5”。
依据手札内容和落款时间可知，《手札》第26、27、28、29，其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六月朔日”、“七月望日”、“八月初五日”、“闰八月初二日”，其编号应分别变更为“第6”、“第7”、“第8”、“第9”。
严公在《手札》第20中说：“…皖藩(安徽布政使)伏波最宜，在皖多年，藉藉人口，所至有声，似不必更易。…文通(疑指江忠濬)新擢皖藩，恐未能如伏波之当…。”，文末落款“静倪书屋主人顿首，六月十三日”。考清末安徽布政使名录，江忠濬于同治元年五月至二年九月任安徽布政使，其前任和后任均为马新贻。据此，《手札》第20书寄时间疑为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顺序应接《手札》第26，暂接《手札》第29（新号“第9”），其编号暂变更为“第10”。
严公在《手札》第29中说：“朗师殁于王事，遇难最奇，闻师母家居清苦，弟必有以助之。”。在《手札》第1中，严公说：“沈世兄少年游荡，闻之嘅(慨)然。弟于中秋时奉师母二百金，以百金遗之世兄，交解饷委员带京，致世兄书中略为劝勉，似亦不入耳之欢。…新刊《一统舆地全图》準康熙、乾隆内府两图，兼採群书考證而成，年终剞厥告竣，当呈清政。…愚弟严树森顿首。十月二十八日。”。考《一统舆地全图》即《大清一统舆图》一书，由湖北抚署刊印于同治二年（1863）三月，严公在《手札》第21中说“《一统舆图》现刊印告成”（落款三月廿七日）。从《手札》第1、21、29三通手札内容可知，《手札》第1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疑为十月八日），紧接《手札》第29（新号“第10”），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1”。
在《手札》第8中，严公说：“小阳(十月)八日肃布第十二书，计登籖掌。…多礼堂(多隆阿)本月望前旌旄西指，只要舟不掣肘，或可稍纾秦祸。…豹君(倪文蔚，号豹岑)回籍营葬，须嘉平月(十二月)初乃可来也…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十月二十八日。”。严公在《手札》第30（新号“第3”）中说：“豹岑随来，秋间当东归也”。因此《手札》第8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紧接《手札》第1（新号“第11”），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2”。
在《手札》第9中，严公说：“小春(十月)廿八日肃布第十三书，计已得尘珠记。…”，文末落款“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十一月十六日”。因此，《手札》第9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六日，紧接《手札》第8（肃布第十三书），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3”。
在《手札》第19中，严公说：“仲冬廿五日接奉手书第十二缄，備荷存注，就諗抚时纳祜，定协忱颂。…金陵（南京，太平天国定都于此称天京）之役，曾沅甫（曾国荃）不量力而遽欲求功，直逼城下，以致进退失據。…鲍华谭学士(鲍源深，字华潭，号穆堂)本属旧交，弟与揆帅司道诸人共集三百金以赆其行。郎师家事至於如此，闻之怆怀，明岁有寄奉之项，当寄呈师母可也。…豹兄（倪文蔚）回皖，臈杪（十二月）春初或可来鄂，其家寓於鄂城，如君得产一雄，为之一喜。”，文末落款“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腊月初一日”。从札文内容可知，《手札》第19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十二月一日，紧接《手札》第9（新号“第13”），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4”。
在《手札》第6中，严公说：“本月初二日(腊月初一书)奉致手函，计入矑青。冬月以后未接惠书，深为盼念。…豹岑(倪文蔚)尚未来省。”，文末落款“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因此，《手札》第6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元年十二月中下旬，紧接《手札》第19，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5”。
同治二年（1863），严公督师黄州团凤镇、阅兵上巴河。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卷六十记载：“又喻，严树森奏亲赴下游查阅营垒。…鄂防甚关紧要，该抚已于二月二十四日起程，亲赴黄州府属之上巴河，查阅前敌营垒，即著妥为布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卷六十四记载：“又谕，官文、严树森奏窜鄂捻股暂时肃清。…严树森仍自巴河回驻团凤，该处与巴河紧接，尤为扼要，即著随时妥为调度，固守鄂疆，以副委任。…”。民国《湖北通志》则在兵事条目下记载：“同治二年三月，巡抚严树森阅兵上巴河。”。
在《手札》第4中，严公说：“上元前三日迭奉冬腊两次惠书，備聆種切。執事深以辽东为虑，正襟而谈，切中时弊，曷胜钦佩。…丹帅(阎敬铭，字丹初)治东渐有条理，盖综覈名实，是其所长，久必有验。新刋《一统舆图》二月内可以告成，…愚弟严树森顿首，正月二十日。”。因此，《手札》第4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紧接《手札》第6（新号“第15”），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6”。
在《手札》第10中，严公说：“元宵节接奉冬月廿九、腊月十八两次手书，又壬字第十五缄一纸，十七日贡差回，又接仲冬廿六日复示，均经诵悉。…豹君（倪文蔚）亦二月中或可来鄂，拟令总理营务处，籍習戎机，不復入署，以远嫌也。…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正月廿六日。”。因此，《手札》第10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正月廿六日，紧接《手札》第4，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7”。
在《手札》第11中，严公说：“二月初六日接奉新正初二及十三两次惠缄，快聆伟论，实获我心。…询及鄂渚人材，前书已陈大略，州县中堪称职者尚有其人，欲求当一面之才，目中意中却无许可者。松坪太守（张德容，字师宽，号松坪，咸丰三年进士）才识明敏，昨予以函，以事事用心、步步踏实两言规之，亦与尊意吻合也。…鄙人迭奉廷谕，饬令督师驰赴郧阳，进规兴汉，现以下游赤紧，不得不先其所急。兹拟剋日亲赴黃州之上巴河，督饬防军，妥为布置，侯皖氛稍靖，再查阅德、随各处边防，折回省垣。…豹君(倪文蔚)业已来鄂，总理营务。…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从札文内容可知，《手札》第11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二月中旬，紧接《手札》第10（新号“第17”），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8”。
在《手札》第5中，严公说：“…《一统舆图》现在装潢，春暮可以贲呈。…愚弟严树森顿首，二月廿一日。”。据此可知，《手札》第5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二月廿一日，紧接《手札》第11，其编号应变更为“第19”。
在《手札》第12中，严公说：“二月廿三日接奉正月廿四第三椷惠书，备闻绪论，足豁尘襟。…弟定于二月廿四日亲赴上巴河，进阅营垒，以备皖寇，至廿三厉兵抹马，满拟昧爽登程，讵意是夜忽接谍报:豫捻陈大(氵+喜)等纠合蒙亳捻股及息县教匪约数万众，窜近麻城，我军败贼于伍家河，穷追遇伏，反受挫折。…弟即日亲赴团风(凤)地方指挥将士，务令歼除群醜。团风距巴河五十里，可以兼顾武、黄诸路。…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三月初五日。”。从札文内容可知，《手札》第12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三月初五日，紧接《手札》第5（新号“第19”），其编号应变更为“第20”。
在《手札》第13中，严公说：“…弟为豫、皖捻逆由光固犯我北鄙，于月之六日率部启行，驻黄岗属之团風(凤)镇，指挥将士，星驰雕剿，前书已陈涯略。…愚弟静倪书屋主人顿首，三月廿六日。”。从札文内容可知，《手札》第13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三月廿六日，紧接《手札》第12（新号“第20”），其编号应变更为“第21”。
在《手札》第21中，严公说：“官节相（官文）亦不日督师出省，居中调度矣。…《一统舆图》现刊印告成，咨呈枢府备进，特附上台端一部，希惟鉴纳。枢堂及各相好处亦分别致送也。…愚弟严树森顿首，三月廿七日。”。据此可知，《手札》第21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三月廿七日，紧接《手札》第13（新号“第21”），其编号应变更为“第22”。
在《手札》第22札文前部分，严公说：“三月杪手肃寸牋并奉《一统舆图》一册，计登曥察。…弟迭奉朝命，居守省垣…愚弟严树森顿首，四月廿五日。”，从此部分札文内容可知，《手札》第22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四月廿五日，紧接《手札》第21（新号“第22”），其编号应变更为“第23”。在《手札》第22札文后部分，严公说：“再，舒统领(保)，身经百战，忠勇绝伦，廿一日剿贼于德郡之寿山地方，三战三捷，穷追数十里，猝遇大敌，重围血战，身首受十余创，力竭阵亡。…屡读赐书，不以鄙人为愚闇，殷殷，以当世将才吏才垂问，此诚体国经野之规模也。谨就所知略陈一二。…弟名心叩，癸亥(同治二年)正月廿五日。”。阅读《手札》第22札文后，笔者初步认为：一、《手札》第22札文后部分，是严公对朱公“以当世将才吏才垂问”的回复陈述，并与《手札》第11札文前后呼应，涉及较多人物及其评价，内容多，价值高，值得深入研究；二、《手札》第22是由两通手札拼接而成，其札文后部分，可能是书寄于同治二年正月廿五日的一通《手札》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书寄于同治二年正月廿六日的《手札》第10札文中的一部分。
《手札》第14、15、16、17札文内容围绕督师黄州军务、以及落款，均前后紧密衔接，其书寄时间分别是同治二年“四月廿八日”、“五月廿三日”、“六月廿五日”、“九月二十四日”，其编号应依次变更为“第24”、“第25”、“第26”、“第27”。
在《手札》第7中，严公说：“…苗(苗沛霖)、宋(宋景诗)两逆益形横恣，克斋(胜保)之流毒无穷，死而有知，何面目下见先圣也！…愚弟严树森顿首，九月廿九日。”。考胜保自尽于同治二年八月。从札文提及胜保死事看，《手札》第7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九月廿九日，紧接《手札》第17（新号“第27”），其编号应变更为“第28”。
在《手札》第18中，严公说：“…弟与执事相知有素，故敢吐其狂愚，或亦切磋琢磨之助与。鄂事渐就肃清，弟去此不远，以邻为壑，未敢必其不来。…静倪书屋主人顿首，十月初八日。”。从此札文语可推知，《手札》第18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十月初八日，紧接《手札》第7（新号“第28”），其编号应变更为“第29”。
在《手札》第2中，严公说：“…克斋误国，罪状昭然，一时朝士莫不口诛笔伐，鄙人之弹劾毫无私意于其间，迨国法既伸，已在陈事不说之列。知我罪我，听之公评。…弟述职届期，疏请入觐，倘蒙俞允，明春束装入都，晤教匪遥，曷胜欣幸。…愚弟严树森顿首，冬月廿七日。”。从札文内容可知，《手札》第2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冬月廿七日，紧接《手札》第18，其编号应变更为“第30”。
在《手札》第3中，严公说：“冬月杪奉复手书，计登曥詧，遥諗待祺清吉，深慰系思。金陵(南京、天京)贼粮已断，闻忠酋（李秀成）苦劝洪逆(洪秀全)弃城同遁，洪逆不从，忠酋与侍（李世贤）、堵（黄文金）两酋横溢四出，莫知所之。…愚弟严树森顿首，腊月十三日。”。考“清军围困，金陵断粮”事件发生在同治二年冬。因此《手札》第3书寄时间应为同治二年腊月十三日，紧接《手札》第2（新号“第30”），其编号应变更为“第31”。
同治三年（1864），严公遭遇降职。清人钱保塘（四川《尊经书院》山长），在他撰写的《广西巡抚新繁严公墓志铭》中说：“（严公）于军务缓急，毅然以为己任，总督官文恭公不悦。（同治）三年五月，劾其专擅，有旨降调。”。据清史本传《严树森传》记载：“官文劾树森把持兵柄，楚省旧营悉改隶抚标。上责树森任性妄为，命以道员降补。”。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卷一百一记载：同治三年四月癸巳，“严树森著以道员降补，以示薄惩”。
据《严树森传》记载：“四年五月，授广西按察使。时翰林院侍读学士景其濬，劾贵州巡抚张亮基玩兵侵饷，纵暴殃民，上命树森查奏，寻查明被劾各款请交部严议。五年（1866），擢贵州布政使。以前在湖北巡抚任内动用竹木商捐，部议降一级调用，寻有旨改为降四级留任。六年（1867），疏请开缺。谕曰：‘严树森系曾经获咎之员，叠蒙擢用，上年简授广西按察使，命往贵州查办事件，旋授贵州布政使，乃沿途逗留，延不到省，叠次借词巧饰，且奉特旨交查事件，并不亲临其地，安坐邻省即行查覆，向来亦无此体制，又见贵州事务棘手，亟思规避，率行奏请开缺来京，似此畏葸取巧，实系溺职辜恩，若仅予罢斥转得置身事外，遂其私谋，严树森着即革职，发往云南，交云贵总督张凯嵩差遣委用。’。十一年（1872），赏四品顶戴，署广西按察使。”。据《广西巡抚新繁严公墓志铭》记载：“四年，特起为广西按察使。时有劾贵州大吏者，上令公驰往察之，即擢贵州布政使，行次綦江，以疾请开缺，并陈贵州诸利弊事，有旨夺职。十一年，以合肥李节相（李瀚章）荐，复起为广西按察使。”。此两则史料叙述了严公被革职和再起的过程。
同治四年（1865）五月，严公复起，授广西按察使。在《手札》第34札文中，严公说：“忽于闰五月廿四日拜陈臬粤西之命，闻诏悚惶，感激至于涕零。”，文末有纪年题款“愚弟严树森谨启，乙丑闰五月廿八日，自成都省南门新开街本宅肃”。同治乙丑年即同治四年，这一年是闰五月，此书札纪年款准确无误，正是严公被降职后复起，第一次出任广西按察使之前书寄的。札文中还预计了，要在重阳节后（农历九月）才能抵达广西臬台衙署。故《手札》第34书寄时间应为同治四年闰五月廿八日，顺序紧接《手札》第3（新号“第31”），其编号应变更为“第32”。
步入同治五年（1866）春，在《手札》第37札文中，严公说：“…粤西频年军务，…现在南、太、泗、镇四府属群贼如麻，…现查臬署积案太多，亟思清理，…”，文末落款“静倪书屋主人，二月初八日”。故《手札》第37书撰时间应为同治五年二月初八日，顺序紧接第34（新号“第32”），其编号变更为“第33”。
在《手札》第38札文中，严公说：“前月二十八日交摺弁寄呈各信件，亮达签曹。…南、太、泗、镇等府所属去省通达。…愚弟严树森顿首。”，与《手札》第37札文内容前后呼应。故《手札》第38可能书寄于同治五年三月，顺序紧接第37（新号“第33”），编号变更为“第34”。
严公“退默轩老学究”名号，首次出现在《手札》第31（2）札文中。此札文记录了严公奉使贵州办案的道途轨迹，即因由粤入黔之路苗教梗阻，他于同治五年四月从广西启程，借道湘畺，平抵荆州，欲水路抵达宜昌後，改陆路入川入黔。文末落款“愚弟静倪主人顿首，六月十一日，荆州舟次。新更外号曰‘退默轩老学究’，并以附闻。”。读此札文还可知严公抵达荆州，因染病休整，已费时两月余。故《手札》第31（2）书寄于同治五年六月十一日，顺序紧接第38（新号“第34”），编号变更为“第35”。
在《手札》第32札文中，严公说：“久未奉教，驰系良深。新正四日綦江行次得重易后一日手示，备聆种切，敬审勋崇枢掌，恩渥简心，瑞集新年，颂孚旧侣。弟自去年暮春衔命，岁星将一周矣。…乌江以南，贼梗如故，单骑万难成行，弟已进驻綦江，专待席砚香(席宝田)一军消息，方可前进。…”，文末落款“退默轩老学究，正月十七日四川綦江县行馆”。故《手札》第32书寄于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顺序应紧接第31（2）（新号“第35”），编号变更为“第36”。
在《手札》第33札文中，严公说：“…昨于春初甫入芙蓉城里，屏绝酬应，闭户读书，虽狂奴之故态已消，而老病交加，精力疲惫，止堪高卧了此余生耳。蜀中层台叠易，局面更新。子文（何绍彩）不日西来，文通（江忠濬）计将北上。惟此君笃实君子也，在川数载，遇事持正，官民无不爱戴，受廛为氓者知之最深，极为钦服。但此番初次入觐，都中素乏交游，一切皆未谙练，所有到京以后如何料理、如何应对、如何礼节，非仰仗大力照拂，必致茫无所措。用特一函为介，务祈因爱乃爱，遇事指迷，俾免陨越，则感叨云谊，不僅身受已也。此君交卸约在四月中旬，拟由川东一带水道而行，从湖北宜昌府起旱，到京总在五六月之交，其抵保定时拟小住数日，先为专函奉达，俟得覆音，一切方有把握，然后可入城也。…”，文末落款“退默轩老学究谨启，浴佛日月，成都桂王桥西街寄”。考江忠濬，可能号“文通”，同治元年任安徽布政使，二年九月至六年十月任四川布政使，后调任广西布政使。江公进京初次入觐，与札文内容相合。考“浴佛日月”即农历四月。因此《手札》第33应书寄于同治六年四月，顺序应紧接《手札》第32（新号“第36”），编号变更为“第37”。
同治六年，严公被革职。同治十一年，严公二度复起，再署广西按察使。光绪元年，严公先后擢升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在《手札》第35札文中，记录了严公抵京，恭候召见的情形，严公说：“抵常兴店后，十二日接读手教，敬悉壹是。…惟此前革职后，久不冠带…”，文末落款“愚弟严树森顿首”。虽然没有书撰落款年月，但可以确定《手札》第35应书寄于同治十一年，寄自常兴店，顺序应紧接《手札》第33（新号“第37”），编号应变更为“第38”。
细读《手札》第36札文可知，该通手札内容分为前、后两大部分。严公在札文前部分叙述了再署广西按察使到任前后经过：“…别来四阅月矣，相思之忱，寸阴若岁。阁下抱宏通之才，处清要之地，行见隆隆日上。弟如篱鷃望天边鸿鹄，愈望愈远也。去冬（同治十一年）抱病出京，沿途尚不大剧，腊底（腊月末）绕道荆州，连服大補之剂，痰咳就减，眠餐復旧，精神亦觉健旺矣。（同治十二年）新正十二日由沙市买櫂渡湖，激湘水之清波，盪衡岳之层云，游目聘怀，益增清爽，惟泝流而上，水浅滩多，日行三四十里，因其过为迟滞，旋从祁阳改陆前进，亦復劳顿不堪。于二月二十五日到省，二十八日接篆，虽布帆无恙，强健如初，而回首京华，已不胜白云在天之想。此间岁事民情俱臻安稔，似较上年景象稍好，迁客到此，惟有以手加额耳。六十年华，曾经一瞬，苍苍在鬓，彼此相同。昨谒刘蔭渠（刘长佑）中丞，亦萌老态，中正和平，实深佩服。…愚弟严树森顿首。”。从“别来四阅月矣，相思之忱，寸阴若岁。”一句可知，札文前部分应书撰于同治十二年三月。严公在《手札》第36札文后部分，则叙述了同治四年第一次署广西按察使到任前后的经过：“弟前于闰五月下浣接奉手笺…于七月十一日在籍领凭，旋于廿一日束装就道，六千余里，数月奔驰，至冬月十二日甫抵桂林，即于十六日接印。”，同时回答了朱公对相关人物的询问：“鲍穆堂奉常（鲍源深）弟相交有素，最为心服，其视学粤西，士林颇有玄思感，盧午峰都转在粤服官时声名卓著，皆端人也。承询，用以附及。…弟又顿首，冬月既望（冬月十六日）。”。札文后部分内容与落款时间亦高度吻合。考鲍源深于同治元年出任广西学政、同治五年出任江苏学政、同治十年（1872）至光绪二年（1876）任山西巡抚。而严公回复朱公询问“鲍公视学粤西情形”，也应是在严公第一次署广西按察使之时才合乎情理，即札文后部分内容应书撰于同治四年冬月十六日。因此，笔者综合判断后认为：《手札》第36是由两通手札拼接而成的。为便于深入研究，在此暂将《手札》第36次序顺接《手札》第35（新号“第38”），编号暂变更为“第39”。
严公在《手札》第42札文中首次使用“繁田钝叟”名号，推测此名号，应该是严公被革职后才变更、并连续使用的。《手札》第39～58，其编号顺序应依次变更为“第40～59”。
陈廷德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初稿
二〇二二年七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