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文化是“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说起。文化如同大江大河,都是一路蜿蜒曲折、因地赋形而成,没有任何一个是笔直向前“从一而终”的。文化若一成不变或自我重复,本身便是缺乏活力的表现。很多一度辉煌的古代文化如今只余断壁残垣,就是因为僵化死板,无法适应周遭变化所致。
中华文化绵延至今数千年,发展演进亦非毫无波折,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文化之间,区别有时相当明显。早在1941年,国学大师钱穆就开始打破单个朝代限制的研究模式,认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时,应侧重研究其发展方式与方向改变。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可分四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并且认为“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民国时期,国家处于风雨飘扬之间,故钱穆着重谈中华文化的几个发展巅峰来振奋国人精神。如今海晏河清,国内学者回看历史时,应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华文化几次明显的历史转折之上。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哪些方面才是左右中华文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学界未有定论,但“政体结构”“学术思想”与“军事征服”,至少各居其一。
(一)政体结构方面
从先秦到秦汉,中国的行政构架“从分封到集权”,是中华文化内部的一大转折。先秦哲人立意高远,为中华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个被雅斯贝尔斯誉为“轴心时代”的历史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既有哲学高度,又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般可能,为中华民族日后数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提供了有力借鉴与灵感源泉。此后历朝历代,国人遇到各种社会难题、文化困境时,都会先到诸子典籍里寻找灵感,再结合现实状况反复斟酌试错,确定最终的解决方案。“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然而,跟“轴心时代”其他几个文化中心一样,先秦末期的惊人繁荣、力量发展与财富积累,最后以暴力征服、支配一切的强大帝国告终。秦始皇以法家学说扫平六国后,“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不惜严刑峻法甚至焚书坑儒,完成了思想文化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的巨大转变,结果遭到政治、文化的双重反噬,二世而亡。汉初施行“黄老之治”,一度纠正了秦朝失误,但后来汉武帝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经学为学术正统,而实际上,因儒家政治
中华文化绵延至今数千年,发展演进亦非毫无波折,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文化之间,区别有时相当明显。早在1941年,国学大师钱穆就开始打破单个朝代限制的研究模式,认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时,应侧重研究其发展方式与方向改变。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可分四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并且认为“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民国时期,国家处于风雨飘扬之间,故钱穆着重谈中华文化的几个发展巅峰来振奋国人精神。如今海晏河清,国内学者回看历史时,应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华文化几次明显的历史转折之上。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哪些方面才是左右中华文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学界未有定论,但“政体结构”“学术思想”与“军事征服”,至少各居其一。
(一)政体结构方面
从先秦到秦汉,中国的行政构架“从分封到集权”,是中华文化内部的一大转折。先秦哲人立意高远,为中华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个被雅斯贝尔斯誉为“轴心时代”的历史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既有哲学高度,又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般可能,为中华民族日后数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提供了有力借鉴与灵感源泉。此后历朝历代,国人遇到各种社会难题、文化困境时,都会先到诸子典籍里寻找灵感,再结合现实状况反复斟酌试错,确定最终的解决方案。“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然而,跟“轴心时代”其他几个文化中心一样,先秦末期的惊人繁荣、力量发展与财富积累,最后以暴力征服、支配一切的强大帝国告终。秦始皇以法家学说扫平六国后,“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不惜严刑峻法甚至焚书坑儒,完成了思想文化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的巨大转变,结果遭到政治、文化的双重反噬,二世而亡。汉初施行“黄老之治”,一度纠正了秦朝失误,但后来汉武帝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经学为学术正统,而实际上,因儒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