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吴仰湘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撰文认为，蔡锷的《军事计画》是刘达武篡自蒋方震的《军事常识》。但研究表明，该文立论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而且该文还存在明显的先入为主和方法不够科学、论据不够扎实、论证不够严谨等问题，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料证明，蔡锷的《军事计画》是一部在蒋方震协助下完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军事著作，而蒋方震的《军事常识》则是其在《军事计画》基础上修改和扩充而成。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论从史出,以事实说话，力求实事求是，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结论。
蔡锷（1882-1916）
，字松坡，号击椎生
（二）论据不够扎实。吴文虽然掌握一些有关史料，但有一些材料“成色”明显不够，有一些核心史料也并未掌握，因而导致其相关结论因史料缺乏或不充分而不能成立。试举以下三例说明之：
一是刘达武并非“一家之说”。吴文在第二部分“刘达武的一家之说不能成立”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蔡锷生前长期共事或过从较密、在他逝后又致力于搜集和编印其著述的梁启超、蒋方震、周钟岳、李文汉、李剑农、雷飚、石陶钧等人,也没有提到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事。”又说：“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事, 应是刘达武自说自话, 是他编造的一家之说。”但据笔者查考，吴文此说并不符合史实。
经查，吴文在第四部分中引用了台湾“国家”出版社编审部所编《护国名将蔡松坡》一书中周钟岳的一段话：日方提出“二十一条”时,“松坡非常气愤,就同蒋方震先生共同拟成军事计划方案, 把日本当作假想的敌人,每拟成一个案子, 就要周氏替他做提纲,秘密地给袁世凯看”。其实，这段话系该书从周钟岳未刊稿《惺庵尺牍》改写而来。其原文是：“先生在经界局时，适值日寇提出‘二十一’条，要胁袁氏承认签字，先生愤甚，乃与
蔡锷（1882-1916）
，字松坡，号击椎生（二）论据不够扎实。吴文虽然掌握一些有关史料，但有一些材料“成色”明显不够，有一些核心史料也并未掌握，因而导致其相关结论因史料缺乏或不充分而不能成立。试举以下三例说明之：
一是刘达武并非“一家之说”。吴文在第二部分“刘达武的一家之说不能成立”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蔡锷生前长期共事或过从较密、在他逝后又致力于搜集和编印其著述的梁启超、蒋方震、周钟岳、李文汉、李剑农、雷飚、石陶钧等人,也没有提到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事。”又说：“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事, 应是刘达武自说自话, 是他编造的一家之说。”但据笔者查考，吴文此说并不符合史实。
经查，吴文在第四部分中引用了台湾“国家”出版社编审部所编《护国名将蔡松坡》一书中周钟岳的一段话：日方提出“二十一条”时,“松坡非常气愤,就同蒋方震先生共同拟成军事计划方案, 把日本当作假想的敌人,每拟成一个案子, 就要周氏替他做提纲,秘密地给袁世凯看”。其实，这段话系该书从周钟岳未刊稿《惺庵尺牍》改写而来。其原文是：“先生在经界局时，适值日寇提出‘二十一’条，要胁袁氏承认签字，先生愤甚，乃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