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仰湘先生商榷：蔡锷《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吗（1）
2024-01-12 12:13阅读：
摘 要：吴仰湘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撰文认为，蔡锷的《军事计画》是刘达武篡自蒋方震的《军事常识》。但研究表明，该文立论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而且该文还存在明显的先入为主和方法不够科学、论据不够扎实、论证不够严谨等问题，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料证明，蔡锷的《军事计画》是一部在蒋方震协助下完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军事著作，而蒋方震的《军事常识》则是其在《军事计画》基础上修改和扩充而成。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论从史出,以事实说话，力求实事求是，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结论。
蔡锷（1882-1916） ，字松坡，号击椎生
2008年，吴仰湘先生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考论》(以下简称“吴文”)一文，得出的结论是：刘达武“以《军事常识》为底本,替蔡锷编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然而，笔者查考相关史料后认为，该文前提条件并不存在，同时还存在先入为主和方法不够科学、论据不够扎实、论证不够严谨等问题，所以其结论不能成立。《军事计画》是蔡锷生前撰写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先后被刘达武所编之《蔡松坡先生遗集》、毛注青等所编之《蔡锷集》以及曾业英所编之《蔡松坡集》《蔡锷集》收入其中，对于研究蔡锷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笔者近编之五卷本《蔡锷全集》仍然收入此文。在该集正式出版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学界长期以来关于蔡锷《军事计画》的争论做出回应，阐明观点和理由，因而不揣浅陋，特作此文，以与吴仰湘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吴文立论的前提并不存在
刘达武于1943年编印的《蔡松坡先生遗集》（以下简称“《遗集》
”）中《军事计画》(亦作《军事计划》)面世后，由于其中许多内容与蒋方震（字百里）于1917年出版的《军事常识》多有雷同，学界于是对于二者谁主谁从的关系发生了旷日持久、针锋相对的争论。一派认为《军事常识》出自《军事计画》，另一派则认为《军事计画》是由《军事常识》“移花接木”而成。对于以上两派意见，吴文赞同后者，更将毛振发所谓刘达武将蒋百里《军事常识》“移花接木”成《军事计画》之说发展为蔡锷《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之说，直指刘达武“以《军事常识》为底本,替蔡锷编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
众所周知，某人做某事，尤其是大事，必有其动机，必具其条件，这是判定其是否做某事的基本前提。倘若基本前提不具备，事情也就无从办起。吴文既然言之凿凿地断定《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那么，首先就要弄清楚刘达武为什么、拿什么“替蔡锷编出”《军事计画》。不争的事实表明，吴文立论的这两个前提性的条件却并不存在。
一是无任何真凭实据能够证明刘达武将蒋百里著作改为蔡锷著作。刘达武为什么要“移花接木,将蒋方震的著作变为蔡锷的著作”，其动机是什么？毛振发认为，是“出于对蔡锷的偏爱”。对此，吴文十分赞同并认为：毛振发的“这种见解可谓鞭辟入里”。笔者认为，毛振发和吴文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刘达武“既归自滇，隐身军幕”之后，“以搜求乡先哲秩文为务”。据不完全统计，他整理和编纂的历史文献有《沅湘耆旧集补遗》《湖南先正传》《邵阳车氏一家集》《魏默深先生全集》《元江志稿》《九嶷山志》《古微堂集》《邵阳文存》《邵阳诗存》《邵阳艺文志》等60余种，近600卷，内容广泛，卷帙浩繁，因而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文献学家。《遗集》就是刘达武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搜集和编纂的。该集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与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分别作序，于1943年10月由邵阳亚东印书馆铅印，发行全国，凡12册，收入蔡锷遗著190多件，约50万字，是民国时期最全面、最权威的蔡锷文集，也是后人编纂蔡锷文集的重要来源，以及研究蔡锷生平事迹的重要史料。在当时交通、通讯极不发达，又值战乱的情况下，刘达武历时10余载，成此大事，实属筚路蓝缕。尤其是其中所收入的蔡锷致刘五典、曾广轼等人的信函及部分文电，至今仍未发现其底本，但其所述内容完全符合史实，因此十分珍贵。可见，刘达武的动机和初衷就是要编出一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蔡锷文集，流传于后世。照理说，刘达武“偏爱”蔡锷，更应注意珍惜和维护蔡锷的声誉，倘若真如吴文所说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早已蜚声于世”的蒋百里《军事常识》篡改为蔡锷的著作，岂不是既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浪费了自己10余年心血，更影响到蔡锷的声望？岂不是与其对蔡锷“偏爱”的初心背道而驰？这显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毛振发后来修正了自己以上的观点，正如吴文所说：“或许感到没有确凿的依据,毛振发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认为:‘《军事常识》一书虽出自蒋方震之手,
但是是在蔡锷的启迪下完成的,
里面显然也包含着蔡锷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如果把《军事常识》称作是中国近代兵书中的一部杰作的话,那么其中也闪烁着蔡锷军事思想的光华。’”由上可知，毛振发和吴文所谓刘达武“出于对蔡锷的偏爱”而造假的说法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为其提供佐证，那么其所谓“移花接木”和“以《军事常识》为底本,替蔡锷编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等说法最终也只能是一种臆想。
二是刘达武知道、看到或拿到蒋百里《军事常识》的概率几乎为零。毛振发和吴文都异口同声地说，《遗集》中的《军事计画》是刘达武从蒋方震的《军事常识》“移花接木”或“以《军事常识》为底本”“编出”来的。但是，刘达武要“移花接木”也好，要“编出”也罢，其前提条件是他要知道、要看到、要拿到《军事常识》，才可以实现。但据笔者查考，刘达武知道、看到或拿到蒋方震《军事常识》的概率几乎为零。理由有二：
第一，刘达武不会去搜求《军事常识》。与刘达武为邵阳老乡的李剑农曾说过，刘达武“以搜求乡先哲秩文为务”，“尤为敬佩乡贤蔡锷,在他去世之际,曾作挽诗以哭之,痛惜蔡锷赍志早殁。此后,刘达武用心在滇、湘两地搜辑蔡锷著述”
。可见，刘达武只是一位搜集整理“乡先哲秩文”历史文献的地方性文献学家。所以，浙江的蒋方震及其著作并不在他关心和搜求的范围，因此他不可能知道、看到或拿到蒋方震的《军事常识》。事实上，无论是在其所编之《遗集》还是在集首的年谱中，刘达武对蒋方震的《军事常识》只字未提。
第二，蒋方震的《军事常识》在当时难以搜求。吴文说：“当时编选的各种蒋方震文集,如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黄萍荪编《蒋百里先生文选》,也选录了《国防论》所辑《军事常识》中《政略与战略》等四章。可见,在刘达武编印《军事计画》之前,蒋方震的《军事常识》早已蜚声于世。”但不争的事实是，蒋方震去世后的70多年间出版的所有蒋氏文集中，均未见《军事常识》的踪影。就连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德文班，后考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在松坡图书馆任职，又入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图书馆学，回国后历任北平图书馆编纂、中央图书馆馆长等职，并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护送善本图书西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又参与将北平、上海等地图书馆收藏的善本图书分批运往台湾之事，做了一辈子图书管理工作的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央图书馆”馆长，蒋百里的堂侄蒋复璁1971年主编出版《蒋百里先生全集》之前，虽然在台湾地区及美国、日本设法寻找《军事常识》，也均无结果。直到2015年谭徐锋主编的《蒋百里全集》，《军事常识》才被第一次收入蒋百里文集。因此，1944年，黄萍荪请钱基博为重版的《蒋百里先生文选》作序，钱基博作《从<蒋百里先生文选>谈起》，其中提及自己读过其《孙子新译》以及《巡视欧洲西战场记》等著作，但只字未提吴文所谓“早已蜚声于世”的《军事常识》。毛振发也曾谈到：“蒋方震的《军事常识》,却鲜有人知。也许是它问世太早、传播不广的缘故。”余子道也说：“《常识》在1917年问世时，发行数量甚少，以后又从未再版，一些图书馆藏书几度佚失，至今极难读到。”经笔者查证，国家图书馆（其前身是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至今也没有1917年出版的纸质版《军事常识》，只有近年从书内盖有“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藏书章、由“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夏审定”的出版物拍摄的《军事常识》的缩微胶卷。由此可见，毛、余所言不虚。所以，对于刘达武在当时的情况下知道不知道、看到没看到、拿到没拿到蒋方震的《军事常识》的问题，毛振发在其关于刘达武“移花接木”之说中只字未提。而吴文先是回避这个问题，只是说：“在刘达武编印《军事计画》之前,蒋方震的《军事常识》早已蜚声于世。所以
,这两本书名有异而内容雷同的著作如果存在抄袭问题,最有可能（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的应该是晚出的《军事计画》抄自《军事常识》。”最后，吴文又得出了“有可能”式的结论：“刘达武有可能看到蒋方震《述旨第四》所说‘蔡公松坡述余以西南政略之旨,又商所谓军事计画者,乃掇拾要旨,为事实上之研究。余于是乃得是书之纲领’,从中受到启发,于是以《军事常识》为底本,替蔡锷编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并根据‘商所谓军事计画者’一语,将该书最终定名为《军事计画》。”总之一句话，毛、吴二人始终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刘达武等人知道、看到或拿到《军事常识》的真凭实据，而吴文也只有使用“最有可能”或“有可能”之类的推测语立论。这样，吴文以“有可能”为依据而断定刘达武“以《军事常识》为底本,替蔡锷编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的结论，显然缺乏刘达武“看到蒋方震《述旨第四》”而“受到启发”的前提条件，而是以编造的“莫须有”的方式，将篡改蒋方震《军事常识》之动机和行为强加于刘达武。
综上可证，吴文是在其所谓刘达武“出于对蔡锷的偏爱”，“有可能看到”《军事常识》而“替蔡锷编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的动机和条件均不能确定的前提下，以“莫须有”甚至“凭空”臆造为基础而做出的“考论”。
这样的“考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命题。（未完）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