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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开馆。总投资500万元，建筑面积930平方米，展陈布展面积780平方米。
在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垛庄,见证过不少风雨。历史记载,康熙皇帝曾在此驿站休息一晚。民间传说则将南巡的乾隆皇帝,安排在刘家歇息。他看到刘家诗书继世,忠厚传家,挥笔题写了“燕翼堂”赐予刘家作为堂号。其寓意有二:一是表彰刘家家风醇厚,德贻子孙；二是希望刘家子孙能够匡扶社稷。
在燕翼堂牌匾之下成长的刘晓浦,在兄弟中排行最末,人称四少爷。原名刘昱厚的他,幼时在家中读私塾。刘一梦是刘晓浦三哥刘景厚的孩子,比刘晓浦小四岁。二人名为叔侄,实似兄弟,自幼一起玩耍,性格相投。加之刘一梦的父亲早逝,刘晓浦对刘一梦更是疼爱呵护。
青年时,刘晓浦带刘一梦,从垛庄出发,到百里外的临沂五中(山东省立第五中学)读书。那时的临沂五中,系旧时考院改建,位于县城中心,仅容200多学生。“平平的一排房子,中间加一层搁板,‘楼上楼下’,下面自习,上面睡觉。所谓楼上,仅有两个出口,不同于监狱者,只是没有禁卒把守。”1917年与刘晓浦同时期在五中读书的刘惜愚,曾回忆上学的艰苦。
作为地主家的孩子,叔侄二人对外部条件不以为意。他们忙活着学习各种新知识,关心政治。当时临沂境内的土匪日渐猖獗,道会纷起,各种“绑票”、劫掠的小道消息乱飞。1917年,张勋率兵从徐州出发进京复辟,队伍中有不少临沂人,这些人在失败回乡后,将所见所闻传于百姓。
在新与旧的撕扯中,刘氏叔侄在城乡间奔走,见识兵祸匪患,痛惜民命轻于草芥。临沂五中相对自由民主的管理,年轻人在一起的思想碰撞,加之五四运动后受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刘氏叔侄双双立下报国之志。
刘晓浦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中学毕业后考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想成为一名纺织工业工程师。刘一梦则立志以文学唤起民众的觉醒、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
从沂蒙山到江南读书,刘氏叔侄的抉择,在当时地主家的孩子中并不多见。年轻的他们肩并肩南下,踏上人生新征程。在纺织学校读书的刘晓浦,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组织进步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结果被开除学籍。而刘一梦则在南京阅读各种书籍,当时不同思潮的刊物也被他一网打尽。在此期间,二人先后认识了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并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后,刘氏叔侄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时,在李大钊推荐下,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社会科学和新文艺方面的干部,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刘氏叔侄所在的社会学系逐渐成为学校最大的系,该系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主,瞿秋白为社会学系制订的教学计划提出着重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在这种形势下,刘氏叔侄逐渐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要改变那种人压迫人的制度,为劳动人民谋利益。
“听我祖母讲,祖父在外上学的时候,就频频给家中写信,劝家里把土地分给佃户和贫苦农民,不要再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参加革命之后,更是殷殷劝导家人,要为劳苦大众着想,放弃剥削生活,把家产分给穷人,过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的日子……”刘晓浦的长孙刘长琨回忆道。觉悟,并不是人人都高。在刘氏叔侄投身革命之初,有的亲友规劝过他们,要珍惜眼前的一切,去当官,求取“正路功名”。刘晓浦也已娶沂南县大家闺秀高琪媛为妻,“温柔富贵之乡”,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很多人劝他好好享清福。可刘晓浦却斩钉截铁地答道:“我视富贵如浮云!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我甘愿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本名刘增溶的刘一梦,外号“刘大脚”,对外称刘大觉、刘一梦。他入党后,也积极践行党的主张,深入农村。“在1923年前后,刘一梦在家乡一带进行革命活动,被沂水县旧政府察觉,派了两个衙役去抓他。但旧政府搞不清刘大脚、刘一梦、刘星厚是何人；也不知刘大脚、刘一梦、刘星厚同垛庄社长是什么关系。”刘一梦的叔伯弟弟刘露泉曾回忆。“这时刘一梦的伯父任社长。那两个衙役到了垛庄,照例先找地方社长联系。其伯父一听是来抓自己的侄子,便非常客气地把衙役让到客厅,好好地招待了一番,临走时又给了他们一些钱。这样挡过去了。”刘露泉说。
革命如潮,有起有落。1925年,党组织派刘晓浦到南通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刘晓浦的工作性质,让当下的研究者无法深究其具体内容。他的诸多化名,如刘太和、刘星厚、刘小坡、刘小浦、石玉河等,则让人想象到,不同场合下的他,是如何随机应变,圆满完成党组织安排的任务的。刘晓浦存世的文章极少。1926年《语丝》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他与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的对话——《大家的小品:三十、薄饼外加猪肉和大葱》。
在文章中,江绍原介绍了希腊的迷信风俗:在建房竖柱上梁时,如果匠人把弃发放在柱之上下,梁之左右,主人会被诅咒,遭遇不测。刘晓浦则将自己幼年时听到的故事分享给读者:说有富人修房时,有匠人意气用事,将卷着猪肉和大葱的薄饼放在梁上。主人家自此不得安宁,每到夜里,有个穿白袍子的人,用一根白色的棍子,赶了两个猪,在新修好的房子上面来回地跑。
刘晓浦说的薄饼,其实是他自幼所食的煎饼。近一百年前,人们往往会将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托付神灵或神话,利用头发、胡须、指甲进行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刘晓浦对于如何解决这个迷信,学以致用,给出自己的思考。这封寄给江绍原的信件落款为“1926年10月23日,于上海”。这场与江绍原的互动,触动了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的出版。正如周作人在《发须爪·序》中说:“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这也契合了刘晓浦的诉求,他用明白的头脑,咀嚼着自幼及长的所见所闻。
老家,是刘氏叔侄魂牵梦绕的地方。燕翼堂忠厚传家,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与佃户五五分成,赋税由燕翼堂承担。佃户借钱借粮不收利息。每遇灾荒,开仓以低价售粮赈灾,并设粥棚救助过往行人和断粮者。
燕翼堂前的所见所闻,也被文学功底深厚的刘一梦糅进文章中。1927年夏秋之际,作为文学社团“太阳社”的主要成员,他开始频繁写作,基本一周一篇短篇小说,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
而他撷取的素材,则回溯到千里外的老家。在1927年7月19日写的第一篇小说《斗》中,他写县长下乡收牛头税,结果被百姓扣押,乡绅故意拖延数次方去解救。
一周后,刘一梦写下《谷债》,又重回故乡:催租子的赵太爷紫黑色的脸上发威严的光,像一个吸足血的臭大虫……秋天午后的太阳,炎炎的光辉依然晒得人有些昏沉；正忙着收获的农夫,汗流气喘地往场里担送田里割完的谷子,担在紫黑色肩上的扁担被重量压成了弓形,口中不住地发出一种疲困的“呵——咳”声音。场里满堆着黄青色的谷堆,杂乱有如蓬松的头发。
如一组组长镜头,刘一梦将故乡的人物写活了:地主催租如催命,尖酸又刻薄；农民累死又累活,畏惧而默恨。
以笔为枪的刘一梦,在叔叔的关心下,创造出数篇吹响革命集结号的短篇小说。在《沉醉的一夜》一文中,他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在上海的经历。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的真实场景:“我照例是睡得很晚,而况又加以楼上簌簌地落尘土,加以隔壁的烟气的发送,更使我不能安寝。”
被国家形势愁得失眠的“我”,也常常读起那封家书:“溶儿,我每天担心你,挂念你,我知道你是个性情热烈的人,你千万不要干那些危险的事情,加重了我的忧虑!你父早亡,兄弟中为你年长,你当念我扶持你们的苦心,必须在外慎重做事……”想起家中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我”数次想提笔回信,却一字也写不出来,手愈颤抖,心里也愈纷乱。
“是的,母亲为我尽的苦心,我都深切地感到,深切地了解,但是母亲,我负了你这片期望我的苦心了!我已经认识了社会,认识了自己,我一定就这样干,这样在险难的社会上干去!母亲,不要伤心,不要忧虑。你儿子为自己计算,不这样干又有什么出路?母亲,你还能希望你儿子去升官么?发财么?随同着社会上的一般人去作杀人的勾当么???”其实,“我”如是想。
“我”自己坚定革命信念,也觉醒家人,率领他们奔向革命,“我每想——时时想——把他们都领到外地,在这混乱的社会上,去踏着鲜红的血迹,走向光明的前途。”“我”的叔叔来看望,看了家书和窘迫的生活后,给了一些钱,帮着过渡难关。“我”表示道:“我们要奋斗下去!在艰苦的生活中才能够得到人生的真义,我们还得干!一个青年人总归不会饿死,我相信!”在上海街头转来转去,半夜回到住所的“我”,看到床头摆着一本《War and Revolution》(战争与革命),思绪中就浮出了“还得干”这几个字来。
“时候已经到了夜深,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呵,我今晚又是一个失眠了!”在这篇落款为“1927年10月1日于上海”的文章中,刘一梦把自己的影子摆了进去。大革命的形势,推着年轻人朝前进。1928年4月14日,刘一梦写完小说《失业以后》,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在文末注明写作地点,而是匆匆收尾,被党组织派到北伐军冯玉祥部到达济南。刘一梦所写的八篇小说,于1929年由上海春野书店以其力作《失业以后》为名结集出版。1930年,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写道:“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到济南后,刘一梦担任山东团省委书记。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济南西城门一带,毁于日寇炮火的泺源门及顺河街,断墙残垣,瓦砾堆中,还有日军的街垒和铁丝路障,横陈道旁。目睹此景,刘一梦和其他数十名进步作家公开发表了《中国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对济南惨案的三个宣言》,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全民抗战。同年7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刘一梦等到诸城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成立了“山东省第四贫民会”,组织领导抗粮、抗税斗争。
“刘一梦的到来,对于开展团的工作,带来了生机。我按照他的意见,建立了自己三个活动点。这三家有的是官绅,有的是民族资本家。我利用旧社会‘世谊’的关系,混迹其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们毫不怀疑我是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后,当年以《济南日报》“晓风”编辑为掩护的余修曾撰文回忆道。
“因为工作关系,他几乎每天都和我会面,有时到我的住处来检查工作。工作余暇,他就和我谈论文学,谈了不少当时文坛上的花絮,我很感兴趣,他能把当时著名作家的生平历史介绍给我,使我了解到某个作家的代表作的特点以及写作的技巧问题。他有时到我住处围炉闲话,吸着香烟,竟娓娓动听地谈到深夜。我与他过宿,两人抵足而眠,过从甚密。”刘一梦与余修的同志之情,穿越时空。
当时,余修组织一部分年轻人成立进步文学社团——“晓风社”。“他亲自撰文写稿,指示文艺活动的方向。当时他以‘大亮’的笔名写过《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他对‘晓风社’所团结的青年朋友,主张区别对待,对思想进步的应不失时机地发展为团员,并指示我应有重点地培养核心力量。”余修回忆道。
只可惜,晓风周刊因叛徒出卖而被发觉。1929年4月中旬,叛徒派张玉弟以访友为名,到《济南日报》印务处侦查,适值“晓风社”送稿人韩大华入内,张即在报社门口守候。不久韩大华走出,张便尾随其后,盯至馆驿街,第二日将韩逮捕。韩是《济南日报》记者,并非共产党员,但敌人从他口中得知了团员李天钧的线索。
李天钧系济南院后街八旗会馆小学教员,是“晓风社”撰稿人的联络员。按约定,每周二下午二时,在齐鲁大学西郊外墓地与刘一梦接头。李天钧被捕叛变,答应以照常接头方法暗引敌人诱捕刘一梦。
当时刘一梦已准备调往上海,由宋占一继任。因宋与李天钧之前无直接关系,刘一梦便与宋占一商定,在接头处向宋办理移交,同时介绍宋与李天钧接头。
接头时,李天钧照旧坐于墓地一墓丘之上。一会儿,化装为商人的宋占一乘车到达,当即被埋伏在这里的王复元带领的“行动组”所捕；刘一梦后到,发现情况异常,便急忙穿过铁丝网进入齐鲁大学宿舍逃脱。
当刘一梦跑回机关,打算把文件销毁再行转移时,敌人由叛徒的线索指引,追至团省委机关所在地——四大马路三里庄。刘一梦前脚刚到机关,敌人后脚赶到,刘一梦当场被捕。
这是位于孟良崮战役纪念馆西北侧烈士陵园内刘一梦烈士的陵墓。
在狱中,刘一梦成了他笔下的人物。敌人审讯他时,企图诱降,但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看,太阳是从哪边出来!”
刘一梦被捕不久,山东党组织遭到多米诺骨牌般的破坏,刘晓浦被中央派往山东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七八月间,因叛徒出卖,刘晓浦和省委书记刘谦初夫妇等六人一起被捕。
刘氏叔侄被捕后,党组织在展开全力营救的同时,派人面见了燕翼堂当家人,通报了相关情况,商讨营救方案。刘晓浦的两位哥哥表示全力营救,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多年后,刘晓浦的哥哥刘云浦依然忘不了关押自己兄弟和侄子的“第一模范监狱”情景:地势低洼,与世隔绝,阴暗潮湿,蚊子、臭虫、蝎子、蚰蜒满地爬,夏天酷热,腐臭熏人,冬天寒冷,暗无天日。
亲人过着非人的生活,岂能坐视不管!刘氏兄弟决定卖掉隋家店1200亩土地,买通关节,救人出来。有钱能使鬼推磨。本是死刑的叔侄,改判了徒刑。可1931年,和蒋介石矛盾重重的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愿出兵给蒋效劳,声称山东也有很多“共党”要剿,便匆匆从狱中提出政治犯22名,于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全部杀害。其中,除了刘氏叔侄,还有邓恩铭、刘谦初等共产党员。
刘一梦在《雪朝》结尾处,写道:“霎时,他们都睡在雪地下了,腿还颤动着,像要挣扎的样子。朝影射着在他们的身上,洁白的雪地沾浸上了他们头部流出的鲜血。他们还直睁起眼睛向着太阳的冷凄的红光……”他仿佛早就预料到和叔叔的命运。
1931年4月6日夜,心如死水的刘云浦和当差人解玉林,牵引着两辆大车,载着两口沉甸甸的棺木连夜出了济南城。当灵车驶入垛庄时,燕翼堂前一片嚎啕悲愤之声,街坊邻居无不动容。
按沂蒙山的习俗,刘晓浦、刘一梦的灵柩应厚葬。但刘晓浦的两位哥哥和刘一梦的母亲等商定:暂时浮厝在家庙里,让全族人永远牢记二位亲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为国为民牺牲的。“我二伯祖痛心地对家人说,他们叔侄二人都是共产党员,是为共产党的事业牺牲的,要等共产党胜利了再正式出殡下葬!”刘长琨讲述着家族的悲壮往事。
刘氏叔侄牺牲后,燕翼堂的族人们共同践行了他们的遗愿,举家跟党走。“尽全力支援八路军抗日,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有粮。家中年轻后辈有30多人参加八路军,又有5人壮烈牺牲。为支持八路军反扫荡,还自愿炸毁了具有悠久历史、占地四十余亩、房屋160余间、聚族而居的燕翼堂老宅。”刘长琨一直被这种精神感动着、鼓舞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云浦根据形势的发展,将浮厝的两位先烈由家庙移至燕翼堂西南三里地外的桑行子村继续厝葬。“两座大坟用石头砌着,在俺村中央,现在的村办公室后面,被老百姓的房子围着。乡亲们年年培土修缮。”桑行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学才介绍道。
这是位于孟良崮战役纪念馆西北侧烈士陵园内刘晓浦烈士的陵墓。
让我们铭记过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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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垛庄,见证过不少风雨。历史记载,康熙皇帝曾在此驿站休息一晚。民间传说则将南巡的乾隆皇帝,安排在刘家歇息。他看到刘家诗书继世,忠厚传家,挥笔题写了“燕翼堂”赐予刘家作为堂号。其寓意有二:一是表彰刘家家风醇厚,德贻子孙；二是希望刘家子孙能够匡扶社稷。
在燕翼堂牌匾之下成长的刘晓浦,在兄弟中排行最末,人称四少爷。原名刘昱厚的他,幼时在家中读私塾。刘一梦是刘晓浦三哥刘景厚的孩子,比刘晓浦小四岁。二人名为叔侄,实似兄弟,自幼一起玩耍,性格相投。加之刘一梦的父亲早逝,刘晓浦对刘一梦更是疼爱呵护。
青年时,刘晓浦带刘一梦,从垛庄出发,到百里外的临沂五中(山东省立第五中学)读书。那时的临沂五中,系旧时考院改建,位于县城中心,仅容200多学生。“平平的一排房子,中间加一层搁板,‘楼上楼下’,下面自习,上面睡觉。所谓楼上,仅有两个出口,不同于监狱者,只是没有禁卒把守。”1917年与刘晓浦同时期在五中读书的刘惜愚,曾回忆上学的艰苦。
作为地主家的孩子,叔侄二人对外部条件不以为意。他们忙活着学习各种新知识,关心政治。当时临沂境内的土匪日渐猖獗,道会纷起,各种“绑票”、劫掠的小道消息乱飞。1917年,张勋率兵从徐州出发进京复辟,队伍中有不少临沂人,这些人在失败回乡后,将所见所闻传于百姓。
在新与旧的撕扯中,刘氏叔侄在城乡间奔走,见识兵祸匪患,痛惜民命轻于草芥。临沂五中相对自由民主的管理,年轻人在一起的思想碰撞,加之五四运动后受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刘氏叔侄双双立下报国之志。
刘晓浦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中学毕业后考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想成为一名纺织工业工程师。刘一梦则立志以文学唤起民众的觉醒、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
从沂蒙山到江南读书,刘氏叔侄的抉择,在当时地主家的孩子中并不多见。年轻的他们肩并肩南下,踏上人生新征程。在纺织学校读书的刘晓浦,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组织进步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结果被开除学籍。而刘一梦则在南京阅读各种书籍,当时不同思潮的刊物也被他一网打尽。在此期间,二人先后认识了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并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后,刘氏叔侄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时,在李大钊推荐下,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社会科学和新文艺方面的干部,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刘氏叔侄所在的社会学系逐渐成为学校最大的系,该系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主,瞿秋白为社会学系制订的教学计划提出着重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在这种形势下,刘氏叔侄逐渐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要改变那种人压迫人的制度,为劳动人民谋利益。
“听我祖母讲,祖父在外上学的时候,就频频给家中写信,劝家里把土地分给佃户和贫苦农民,不要再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参加革命之后,更是殷殷劝导家人,要为劳苦大众着想,放弃剥削生活,把家产分给穷人,过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的日子……”刘晓浦的长孙刘长琨回忆道。觉悟,并不是人人都高。在刘氏叔侄投身革命之初,有的亲友规劝过他们,要珍惜眼前的一切,去当官,求取“正路功名”。刘晓浦也已娶沂南县大家闺秀高琪媛为妻,“温柔富贵之乡”,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很多人劝他好好享清福。可刘晓浦却斩钉截铁地答道:“我视富贵如浮云!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我甘愿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本名刘增溶的刘一梦,外号“刘大脚”,对外称刘大觉、刘一梦。他入党后,也积极践行党的主张,深入农村。“在1923年前后,刘一梦在家乡一带进行革命活动,被沂水县旧政府察觉,派了两个衙役去抓他。但旧政府搞不清刘大脚、刘一梦、刘星厚是何人；也不知刘大脚、刘一梦、刘星厚同垛庄社长是什么关系。”刘一梦的叔伯弟弟刘露泉曾回忆。“这时刘一梦的伯父任社长。那两个衙役到了垛庄,照例先找地方社长联系。其伯父一听是来抓自己的侄子,便非常客气地把衙役让到客厅,好好地招待了一番,临走时又给了他们一些钱。这样挡过去了。”刘露泉说。
革命如潮,有起有落。1925年,党组织派刘晓浦到南通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刘晓浦的工作性质,让当下的研究者无法深究其具体内容。他的诸多化名,如刘太和、刘星厚、刘小坡、刘小浦、石玉河等,则让人想象到,不同场合下的他,是如何随机应变,圆满完成党组织安排的任务的。刘晓浦存世的文章极少。1926年《语丝》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他与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的对话——《大家的小品:三十、薄饼外加猪肉和大葱》。
在文章中,江绍原介绍了希腊的迷信风俗:在建房竖柱上梁时,如果匠人把弃发放在柱之上下,梁之左右,主人会被诅咒,遭遇不测。刘晓浦则将自己幼年时听到的故事分享给读者:说有富人修房时,有匠人意气用事,将卷着猪肉和大葱的薄饼放在梁上。主人家自此不得安宁,每到夜里,有个穿白袍子的人,用一根白色的棍子,赶了两个猪,在新修好的房子上面来回地跑。
刘晓浦说的薄饼,其实是他自幼所食的煎饼。近一百年前,人们往往会将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托付神灵或神话,利用头发、胡须、指甲进行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刘晓浦对于如何解决这个迷信,学以致用,给出自己的思考。这封寄给江绍原的信件落款为“1926年10月23日,于上海”。这场与江绍原的互动,触动了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的出版。正如周作人在《发须爪·序》中说:“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这也契合了刘晓浦的诉求,他用明白的头脑,咀嚼着自幼及长的所见所闻。
老家,是刘氏叔侄魂牵梦绕的地方。燕翼堂忠厚传家,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与佃户五五分成,赋税由燕翼堂承担。佃户借钱借粮不收利息。每遇灾荒,开仓以低价售粮赈灾,并设粥棚救助过往行人和断粮者。
燕翼堂前的所见所闻,也被文学功底深厚的刘一梦糅进文章中。1927年夏秋之际,作为文学社团“太阳社”的主要成员,他开始频繁写作,基本一周一篇短篇小说,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
而他撷取的素材,则回溯到千里外的老家。在1927年7月19日写的第一篇小说《斗》中,他写县长下乡收牛头税,结果被百姓扣押,乡绅故意拖延数次方去解救。
一周后,刘一梦写下《谷债》,又重回故乡:催租子的赵太爷紫黑色的脸上发威严的光,像一个吸足血的臭大虫……秋天午后的太阳,炎炎的光辉依然晒得人有些昏沉；正忙着收获的农夫,汗流气喘地往场里担送田里割完的谷子,担在紫黑色肩上的扁担被重量压成了弓形,口中不住地发出一种疲困的“呵——咳”声音。场里满堆着黄青色的谷堆,杂乱有如蓬松的头发。
如一组组长镜头,刘一梦将故乡的人物写活了:地主催租如催命,尖酸又刻薄；农民累死又累活,畏惧而默恨。
以笔为枪的刘一梦,在叔叔的关心下,创造出数篇吹响革命集结号的短篇小说。在《沉醉的一夜》一文中,他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在上海的经历。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的真实场景:“我照例是睡得很晚,而况又加以楼上簌簌地落尘土,加以隔壁的烟气的发送,更使我不能安寝。”
被国家形势愁得失眠的“我”,也常常读起那封家书:“溶儿,我每天担心你,挂念你,我知道你是个性情热烈的人,你千万不要干那些危险的事情,加重了我的忧虑!你父早亡,兄弟中为你年长,你当念我扶持你们的苦心,必须在外慎重做事……”想起家中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我”数次想提笔回信,却一字也写不出来,手愈颤抖,心里也愈纷乱。
“是的,母亲为我尽的苦心,我都深切地感到,深切地了解,但是母亲,我负了你这片期望我的苦心了!我已经认识了社会,认识了自己,我一定就这样干,这样在险难的社会上干去!母亲,不要伤心,不要忧虑。你儿子为自己计算,不这样干又有什么出路?母亲,你还能希望你儿子去升官么?发财么?随同着社会上的一般人去作杀人的勾当么???”其实,“我”如是想。
“我”自己坚定革命信念,也觉醒家人,率领他们奔向革命,“我每想——时时想——把他们都领到外地,在这混乱的社会上,去踏着鲜红的血迹,走向光明的前途。”“我”的叔叔来看望,看了家书和窘迫的生活后,给了一些钱,帮着过渡难关。“我”表示道:“我们要奋斗下去!在艰苦的生活中才能够得到人生的真义,我们还得干!一个青年人总归不会饿死,我相信!”在上海街头转来转去,半夜回到住所的“我”,看到床头摆着一本《War and Revolution》(战争与革命),思绪中就浮出了“还得干”这几个字来。
“时候已经到了夜深,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呵,我今晚又是一个失眠了!”在这篇落款为“1927年10月1日于上海”的文章中,刘一梦把自己的影子摆了进去。大革命的形势,推着年轻人朝前进。1928年4月14日,刘一梦写完小说《失业以后》,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在文末注明写作地点,而是匆匆收尾,被党组织派到北伐军冯玉祥部到达济南。刘一梦所写的八篇小说,于1929年由上海春野书店以其力作《失业以后》为名结集出版。1930年,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写道:“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到济南后,刘一梦担任山东团省委书记。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济南西城门一带,毁于日寇炮火的泺源门及顺河街,断墙残垣,瓦砾堆中,还有日军的街垒和铁丝路障,横陈道旁。目睹此景,刘一梦和其他数十名进步作家公开发表了《中国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对济南惨案的三个宣言》,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全民抗战。同年7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刘一梦等到诸城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成立了“山东省第四贫民会”,组织领导抗粮、抗税斗争。
“刘一梦的到来,对于开展团的工作,带来了生机。我按照他的意见,建立了自己三个活动点。这三家有的是官绅,有的是民族资本家。我利用旧社会‘世谊’的关系,混迹其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们毫不怀疑我是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后,当年以《济南日报》“晓风”编辑为掩护的余修曾撰文回忆道。
“因为工作关系,他几乎每天都和我会面,有时到我的住处来检查工作。工作余暇,他就和我谈论文学,谈了不少当时文坛上的花絮,我很感兴趣,他能把当时著名作家的生平历史介绍给我,使我了解到某个作家的代表作的特点以及写作的技巧问题。他有时到我住处围炉闲话,吸着香烟,竟娓娓动听地谈到深夜。我与他过宿,两人抵足而眠,过从甚密。”刘一梦与余修的同志之情,穿越时空。
当时,余修组织一部分年轻人成立进步文学社团——“晓风社”。“他亲自撰文写稿,指示文艺活动的方向。当时他以‘大亮’的笔名写过《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他对‘晓风社’所团结的青年朋友,主张区别对待,对思想进步的应不失时机地发展为团员,并指示我应有重点地培养核心力量。”余修回忆道。
只可惜,晓风周刊因叛徒出卖而被发觉。1929年4月中旬,叛徒派张玉弟以访友为名,到《济南日报》印务处侦查,适值“晓风社”送稿人韩大华入内,张即在报社门口守候。不久韩大华走出,张便尾随其后,盯至馆驿街,第二日将韩逮捕。韩是《济南日报》记者,并非共产党员,但敌人从他口中得知了团员李天钧的线索。
李天钧系济南院后街八旗会馆小学教员,是“晓风社”撰稿人的联络员。按约定,每周二下午二时,在齐鲁大学西郊外墓地与刘一梦接头。李天钧被捕叛变,答应以照常接头方法暗引敌人诱捕刘一梦。
当时刘一梦已准备调往上海,由宋占一继任。因宋与李天钧之前无直接关系,刘一梦便与宋占一商定,在接头处向宋办理移交,同时介绍宋与李天钧接头。
接头时,李天钧照旧坐于墓地一墓丘之上。一会儿,化装为商人的宋占一乘车到达,当即被埋伏在这里的王复元带领的“行动组”所捕；刘一梦后到,发现情况异常,便急忙穿过铁丝网进入齐鲁大学宿舍逃脱。
当刘一梦跑回机关,打算把文件销毁再行转移时,敌人由叛徒的线索指引,追至团省委机关所在地——四大马路三里庄。刘一梦前脚刚到机关,敌人后脚赶到,刘一梦当场被捕。
这是位于孟良崮战役纪念馆西北侧烈士陵园内刘一梦烈士的陵墓。
在狱中,刘一梦成了他笔下的人物。敌人审讯他时,企图诱降,但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看,太阳是从哪边出来!”
刘一梦被捕不久,山东党组织遭到多米诺骨牌般的破坏,刘晓浦被中央派往山东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七八月间,因叛徒出卖,刘晓浦和省委书记刘谦初夫妇等六人一起被捕。
刘氏叔侄被捕后,党组织在展开全力营救的同时,派人面见了燕翼堂当家人,通报了相关情况,商讨营救方案。刘晓浦的两位哥哥表示全力营救,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多年后,刘晓浦的哥哥刘云浦依然忘不了关押自己兄弟和侄子的“第一模范监狱”情景:地势低洼,与世隔绝,阴暗潮湿,蚊子、臭虫、蝎子、蚰蜒满地爬,夏天酷热,腐臭熏人,冬天寒冷,暗无天日。
亲人过着非人的生活,岂能坐视不管!刘氏兄弟决定卖掉隋家店1200亩土地,买通关节,救人出来。有钱能使鬼推磨。本是死刑的叔侄,改判了徒刑。可1931年,和蒋介石矛盾重重的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愿出兵给蒋效劳,声称山东也有很多“共党”要剿,便匆匆从狱中提出政治犯22名,于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全部杀害。其中,除了刘氏叔侄,还有邓恩铭、刘谦初等共产党员。
刘一梦在《雪朝》结尾处,写道:“霎时,他们都睡在雪地下了,腿还颤动着,像要挣扎的样子。朝影射着在他们的身上,洁白的雪地沾浸上了他们头部流出的鲜血。他们还直睁起眼睛向着太阳的冷凄的红光……”他仿佛早就预料到和叔叔的命运。
1931年4月6日夜,心如死水的刘云浦和当差人解玉林,牵引着两辆大车,载着两口沉甸甸的棺木连夜出了济南城。当灵车驶入垛庄时,燕翼堂前一片嚎啕悲愤之声,街坊邻居无不动容。
按沂蒙山的习俗,刘晓浦、刘一梦的灵柩应厚葬。但刘晓浦的两位哥哥和刘一梦的母亲等商定:暂时浮厝在家庙里,让全族人永远牢记二位亲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为国为民牺牲的。“我二伯祖痛心地对家人说,他们叔侄二人都是共产党员,是为共产党的事业牺牲的,要等共产党胜利了再正式出殡下葬!”刘长琨讲述着家族的悲壮往事。
刘氏叔侄牺牲后,燕翼堂的族人们共同践行了他们的遗愿,举家跟党走。“尽全力支援八路军抗日,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有粮。家中年轻后辈有30多人参加八路军,又有5人壮烈牺牲。为支持八路军反扫荡,还自愿炸毁了具有悠久历史、占地四十余亩、房屋160余间、聚族而居的燕翼堂老宅。”刘长琨一直被这种精神感动着、鼓舞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云浦根据形势的发展,将浮厝的两位先烈由家庙移至燕翼堂西南三里地外的桑行子村继续厝葬。“两座大坟用石头砌着,在俺村中央,现在的村办公室后面,被老百姓的房子围着。乡亲们年年培土修缮。”桑行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学才介绍道。
这是位于孟良崮战役纪念馆西北侧烈士陵园内刘晓浦烈士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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