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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男，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1978年赴美，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任双语教程中心研究员，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成就卓著。他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 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称为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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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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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男，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1978年赴美，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任双语教程中心研究员，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成就卓著。他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 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称为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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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蝴蝶效应”永不消逝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王先生您好，很荣幸获允采访您。上次拜访您时，您送给我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几本书很好。刚读就觉得有 放不下手的感觉，虽然我离书中所写的时代隔了好几十年，但是写的事，包括那些俚语、饮食习惯、风土人情，都是相似的。读完后，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并将您的文章念给她听。我家也是苍山的，母亲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您相比略晚一些，但基本差不多。她听我读了以后，说您书中的文化味和乡土民俗味特别亲切。笔下描述 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生活。我想知道您下功夫写这个的初衷是什么。
王鼎钧：多谢您的访问。敬问令堂大人安好。我写这些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对生活、对后代应该有个说法，有个交代。把我的经历、遭遇和思考留给后人，我想总会有人看的，说不定会有点益处。
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或者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的不少说法都是夸大的。例如，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也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他解放黑奴是因为他理解黑人的痛苦。
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您是海内外读者都熟悉和喜爱的作家，许多读者都想多了解您为何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您在回忆录中略有交待，可否在这方面加以补充？
王鼎钧：我读过几本名人传记，作传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述说传主的一生。我现在模仿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 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
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 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 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 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张冠梓：依照您的说法，您的文学生活是在台北正式开始的。在回忆录《文学江湖》中，您具体 而微地刻画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历程，这在近代作家的传记中似不多见。您由一个初中毕业的流亡青年，逃到陌生的台湾，能够立定脚跟，在广播公司主持节目制作，在民营报纸担任主笔并主编副刊，先后在4家大专院校兼职授课，长期担任3家文艺奖金的评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现在可否总结一下，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鼎钧：说到“成功”两个字，我就汗颜了。一言以蔽之，遇见好人。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
举例来说，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 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 音。我的回忆录第四本第一篇文章，本来的题目是《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后来改了题目。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在回忆录第三本《关山夺路》里头，在第四本《文学江湖》里头，我有好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感谢人之初、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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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
张冠梓：您已出版了42本书，四本回忆录正受到国内读者的热情关注。另外您还有很多书，国内还很陌生，如果要您自己挑出几本来推荐给国内的读者，您挑哪几本？
还有一类是青年写作指导，《讲理》、《作文七巧》、
以上两类作品在台湾畅销了40年，台湾算是一个实验区，证明对青年有益处，可以请国内的年轻人看看。
还有一类作品，评论者称为抒情散文，我认为这才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在我心目中这是狭义的文学、纯正的散文，给我带来一些声誉，我也希望国内的读者喜欢它们。
几本抒情散文以《左心房漩涡》得到的风评最好。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30
张冠梓：您的四本回忆录影响很大，可否由您自己介绍一下这几本书的内容？
王鼎钧：我写回忆录，写了17年。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我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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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张冠梓：您的正式写作从1949年算起，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
张冠梓：您也有其他文体的作品。这些其他文体的尝试对散文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鼎钧：各种文体都影响了我的散文，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作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张冠梓：您晚年的文学思想有哪些改变？
王鼎钧：我一向羡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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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
张冠梓：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您的名字。您的作品也受到不少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有的评价说，“鼎公散文技巧圆熟，境界圆融，态度圆通，风格圆润，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不带矫揉造作”。您如何看待别人对您文学成就的评价？
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我的作品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我的故乡苍山县政府举办第二届研讨会，我才知道我的作品一直置于大家的检视之下，一时手足无措。我很庆幸终于得到了他们的首肯。
我的《文学江湖》得史学大家高华教授品题，是意外也是荣幸。冠梓先生，承您郑重其事进行长篇访问，也是我文学生活中的大事。北京三联出版社总编辑李昕先生来信邀约，我的感觉是“叶公好龙而真龙入室”。
在台湾，由于地缘关系，我也是文学评论的一个焦点。如蔡倩茹的著作《王鼎钧论》、马国光的著作《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张春荣
台湾虽小，作家很多，像我这样一个人，尚且有许多聚光灯对准，何况等而上之？如果说文学已死，平面印刷要被淘汰，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作家不该寻找借口放弃努力。
张冠梓：有人说您的文章有个“通达”的特点。
张冠梓：在战争年代，没有亦敌亦我的关系，只有非敌即友。但是，在和平时代，人思考的方式，文学创
张冠梓：五四时期或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当时是讲究一种战斗性，一种文明性，讲求突出问题的某一方面。但是到后来，就出现一些对生活的写真、写实。我觉得像您所写的，就是既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文学作品，也可以把它看成一部风俗史，看成民间的一种历史，老姓的历史。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王鼎钧：我一向认为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张冠梓：现在有一种“文学已死”的说法，您赞成吗？
进一步说，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如果李贺多活10年，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将他判了死 刑，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离骚》、《天问》。当然，“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在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
以我浅见，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王先生您好，很荣幸获允采访您。上次拜访您时，您送给我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几本书很好。刚读就觉得有 放不下手的感觉，虽然我离书中所写的时代隔了好几十年，但是写的事，包括那些俚语、饮食习惯、风土人情，都是相似的。读完后，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并将您的文章念给她听。我家也是苍山的，母亲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您相比略晚一些，但基本差不多。她听我读了以后，说您书中的文化味和乡土民俗味特别亲切。笔下描述 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生活。我想知道您下功夫写这个的初衷是什么。
王鼎钧：多谢您的访问。敬问令堂大人安好。我写这些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对生活、对后代应该有个说法，有个交代。把我的经历、遭遇和思考留给后人，我想总会有人看的，说不定会有点益处。
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或者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的不少说法都是夸大的。例如，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也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他解放黑奴是因为他理解黑人的痛苦。
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您是海内外读者都熟悉和喜爱的作家，许多读者都想多了解您为何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您在回忆录中略有交待，可否在这方面加以补充？
王鼎钧：我读过几本名人传记，作传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述说传主的一生。我现在模仿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 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
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 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 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 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张冠梓：依照您的说法，您的文学生活是在台北正式开始的。在回忆录《文学江湖》中，您具体 而微地刻画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历程，这在近代作家的传记中似不多见。您由一个初中毕业的流亡青年，逃到陌生的台湾，能够立定脚跟，在广播公司主持节目制作，在民营报纸担任主笔并主编副刊，先后在4家大专院校兼职授课，长期担任3家文艺奖金的评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现在可否总结一下，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鼎钧：说到“成功”两个字，我就汗颜了。一言以蔽之，遇见好人。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
举例来说，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 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 音。我的回忆录第四本第一篇文章，本来的题目是《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后来改了题目。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在回忆录第三本《关山夺路》里头，在第四本《文学江湖》里头，我有好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感谢人之初、性本善。
2
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
张冠梓：您已出版了42本书，四本回忆录正受到国内读者的热情关注。另外您还有很多书，国内还很陌生，如果要您自己挑出几本来推荐给国内的读者，您挑哪几本？
还有一类是青年写作指导，《讲理》、《作文七巧》、
以上两类作品在台湾畅销了40年，台湾算是一个实验区，证明对青年有益处，可以请国内的年轻人看看。
还有一类作品，评论者称为抒情散文，我认为这才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在我心目中这是狭义的文学、纯正的散文，给我带来一些声誉，我也希望国内的读者喜欢它们。
几本抒情散文以《左心房漩涡》得到的风评最好。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30
张冠梓：您的四本回忆录影响很大，可否由您自己介绍一下这几本书的内容？
王鼎钧：我写回忆录，写了17年。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我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3
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张冠梓：您的正式写作从1949年算起，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
张冠梓：您也有其他文体的作品。这些其他文体的尝试对散文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鼎钧：各种文体都影响了我的散文，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作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张冠梓：您晚年的文学思想有哪些改变？
王鼎钧：我一向羡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
4
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
张冠梓：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您的名字。您的作品也受到不少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有的评价说，“鼎公散文技巧圆熟，境界圆融，态度圆通，风格圆润，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不带矫揉造作”。您如何看待别人对您文学成就的评价？
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我的作品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我的故乡苍山县政府举办第二届研讨会，我才知道我的作品一直置于大家的检视之下，一时手足无措。我很庆幸终于得到了他们的首肯。
我的《文学江湖》得史学大家高华教授品题，是意外也是荣幸。冠梓先生，承您郑重其事进行长篇访问，也是我文学生活中的大事。北京三联出版社总编辑李昕先生来信邀约，我的感觉是“叶公好龙而真龙入室”。
在台湾，由于地缘关系，我也是文学评论的一个焦点。如蔡倩茹的著作《王鼎钧论》、马国光的著作《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张春荣
台湾虽小，作家很多，像我这样一个人，尚且有许多聚光灯对准，何况等而上之？如果说文学已死，平面印刷要被淘汰，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作家不该寻找借口放弃努力。
张冠梓：有人说您的文章有个“通达”的特点。
张冠梓：在战争年代，没有亦敌亦我的关系，只有非敌即友。但是，在和平时代，人思考的方式，文学创
张冠梓：五四时期或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当时是讲究一种战斗性，一种文明性，讲求突出问题的某一方面。但是到后来，就出现一些对生活的写真、写实。我觉得像您所写的，就是既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文学作品，也可以把它看成一部风俗史，看成民间的一种历史，老姓的历史。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王鼎钧：我一向认为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张冠梓：现在有一种“文学已死”的说法，您赞成吗？
进一步说，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如果李贺多活10年，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将他判了死 刑，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离骚》、《天问》。当然，“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在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
以我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