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当老师的校长才是好军事家？25岁的左宗棠这样当山长
2022-03-31 08:00阅读：
文|徐志频
一
1837年（道光十七年）四月初六，左宗棠给在湘潭桂在堂守家课读的二舅子周汝光写去一信，告诉他自己在株洲渌江书院做山长几个月来的感受与心得：生平第一次做老师，每天跟学生打成一片，心思全用在他们身上，自己心情舒畅得忘记疲劳；只是，每天批改学生作业要占去大量时间，自己私绘中国地图的业余爱好，只好暂时放一放了。
信中原话是：
“兄亦乐而忘疲，但课卷改抹处太多，暇日甚少，《方舆》一事，不能不暂阁，可惜耳！ ”
从1832年（道光十二年）秋将家眷寄居湘潭桂在堂起，五年来，左宗棠每逢外出有事，都是给大舅子周汝充写信，交流感情，互通信息。这次为什么写给了二舅子周汝光？
周汝充跟着左宗棠来到渌江书院，做了一名学生。
左宗棠对大舅子在渌江书院里的学习表现十分满意。信中一句话可以看出来：“汝充进功之猛，大出意外，兄实喜慰之至。若终久如此用功，则不患不出人头地也。”
岳父周衡在28岁英年早逝，身后留下二子二女，左夫人周诒端是长女。作为大姐夫，左宗棠有教育两个舅子，为周家光大门庭的责任。左宗棠生性操心重、责任心强，他乐得做这件事。
左宗棠最初是怎么受聘渌江书院山长的？
缘起湖南巡抚吴荣光的推荐。清朝规制，地方书院山长由进士或举人担任，且须由声望人士举荐。左宗棠在长沙湘水校经堂就读期间，吴荣光是他的授课教师，左宗棠曾七次取得全校第一，吴巡抚对他知根知底，格外赏识。
1835年，吴荣光得知左宗棠第二次会试落榜，闲居于湘潭桂在堂
，顺势给门生提供一个机会。
巡抚亲自出面举荐，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二
渌江书院始建于1175年（宋淳熙二年），书院校址，历年来有所变迁。
左宗棠出任山长时，它搬迁到今天渌江书院所在地，醴陵原西山书院遗址处，为时醴陵知县陈心炳1829年（道光九年）所选。
左宗棠的前任，叫王继之。1832年（道光十二年），王继之已来渌江书院主掌教席，前后干满五年。
古人崇尚“文化本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有无文化，成了区分人与动物的唯一标准，各地方对文化的重视，可想而知。
清朝负责一省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首长叫学政，相当于现代的省教育厅长。但学政与巡抚平级，为从二品，且直归中央政府管辖，品级又远高于现代教育厅长。
在“文化本位”的价值观念里，山长地位尤其尊崇。官方与民间尊崇山长的心意，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需要通过一系列“诚意、正心”的仪式，真实无虚地表现出来。
左宗棠当年受聘渌江书院备受尊崇的就职仪式，分五次进行。
第一次，渌江书院学生先公推出一名“首士”，“首士”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岁末，代表全院学生准备聘礼，去到醴陵县衙门，恭请知县给左宗棠发放聘书。
本届渌江书院的“首士”，名周游易。左宗棠在给二舅子周汝光的书信里将此事记了下来：“院中诸生及此地官长、首事县首即院中门生周游易，是穷苦老童生，兄所力荐者，其钦佩诚服不可言状。”
第二次，左宗棠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初春赶到渌江书院，醴陵知县、教谕、训导与“首士”同时出面，备酒宴一席，为左宗棠接风；并备贽仪银四两，钱二十串，象征性作为红包，以示敬意。
第三次，醴陵知县、教谕、训导与“首士”来到渌江书院，整肃衣冠，率生徒入学，依次向孔子、左宗棠行“拜师礼”。
第四次，正式开学当天，“首士”代表全体学生，请山长及县令、两学师小饮，以示办学主体的渌江书院对作为客方的山长、县令由衷的谢意。
第五次，几天后，“首士”再单独请山长左宗棠到兴贤堂，陪宴，汇报学生情况，礼节甚恭。
五次仪式下来，官方、校长、学生三方的主客身份、责权利事实上全部明确了。这些仪式事实上起到了法律条款、合同约束同样的作用，因全都在请客吃饭的温良恭俭让的仪式中完成的，有着浓浓的人情味，掩盖了纯粹法律、合同的生硬与冰冷。
在清王朝中后期，渌江书院还能有这些自主的仪式，因为书院起源于民间“私学”。
“山长”一词，源于五代十国。当时，湖南永州文人蒋维东隐居在南岳衡山，以讲学为生，门下听讲者众。因讲学地在衡山，蒋维东被尊称“山长”。
唐朝沿袭隋朝科举制度，且有所创新，顺势将书院“私学”逐渐演变为同科举考试紧密结合的“官学”。其后千年，历宋元明清，书院“私学”的性质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宋朝“私学”最为兴盛，中国因此出现四大著名的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河南郑州登封嵩山中的嵩阳书院（一说为河南商丘睢阳南湖畔的应天书院）、江西九江庐山里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上的石鼓书院。
因书院属于民间“私学”性质，为保证不被权力、利益、人情干扰，防止当地官员的亲戚或幕僚兼任山长，进而妨碍书院的民间独立自主性，历代书院规定，山长必须由外地人担任，本地绅士不能出任山长。
株洲渌江书院聘请长沙府湘阴人左宗棠执掌山长，基于这种地缘因素。
1736年，乾隆皇帝登基，他认为“山长”名称过于草野民间气，改作“院长”，对山长的任职资格，做了进一步明确：“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朝廷政令在千年历史面前终究显得无力，书院为保持民间“私学”的独立性，仍坚持称书院之长为“山长”。
山长实行年薪制，称“修金”或“束脩”（脩脯），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年薪多少？没有查找到相关记载。根据惯例，山长年薪在四百两银子左右。
左宗棠毕生不在意钱，他最穷困的时候，还将父亲遗产的15亩田一手全送给了大侄子左世延，此时寄居富户周家，他已经不差钱。他最关心的，是怎么教出本届六七十名童生、秀才，令他们脱胎换骨，气象一新。
三
左宗棠到来之前，渌江书院学风怎样？我们先看左宗棠的前任王继之。
王继之湘潭人，功名及朝廷副贡，执掌山长期间，他曾做过一首《渌江留别》的诗：
白云留我住三年，久居深山客亦仙。
百里莺声喧昼暖，六斋灯火破春眠。
新词旧句消前债，细雨和风认俗缘。
自笑兰亭成底事，永和赢得集群贤。
全诗字里行间，弥漫的是一股“仙气”。
这也是中国僻静地方书院在经历“乾隆盛世”之后学校里的常见风习，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普遍的无奈。
书院既然纳入“官学”，学生的前途，是考取功名，入仕为官。不说官职有限，功名亦是定数。三年一届的乡试，湖南中举者不会超过五十名；三年一届的会试，全国最多录取不超过四百人，湖南的名额，在十五名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在求取功名的路上将颗粒无收。
书院教育既然与科举关联，它本质是是一种“精英教育”。当以功名入仕的道路拥塞堵截，多数学生成了“陪读生”。前途渺茫，他们除了跟老师学习道家文化以修身养性，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但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变化。处于古近之交，商业文明西风东渐，技术之“利”，逐渐渗透进道德之“义”。除了极少数天资聪颖、有大造化者，多数学生真正需要的是“技术教育”，通过几年的学习，掌握一门生存的本领。
左宗棠17岁便自行研读了《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水道提纲》、《农书》这些技术类书籍，有了扎实的学养基础。以理性、实用的眼光，他一眼看出了渌江书院之前教育学生存在的问题，同时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他从三个方面着力，对渌江书院作出全新的改革：
一、肃院归。
以《朱子小学八则》作为渌江书院的院规，以“洒扫、应对、进退、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作为考察学生的准则，培养他们的品德与人格。
二、严学风。
要求学生每天必须写学习笔记，以记录功课心得。每天晚上，左宗棠逐个检查学生的笔记内容，对疏懒废学或弄虚作假者，扣除膏火（生活补助），以奖励勤学苦读的学生。
三、改教材
左宗棠删减了“经史子集”中说教的部分，增加了舆地、农学等课程。他还专门设置了田野调查课，大幅度提高理工技术教学内容的比例，以弥补纯粹道德人格教育的空洞。
以上教育革新的实践，今见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初夏左宗棠给夫人周诒端的书信：
“初来渌江，即严订学规，诸生各给日记一本，令其将功课随时纪清。日暮门钥既下，即查阅功课，赏勤罚惰，必公必平。又取《小学》八则，订为规条，以诏学者。月之朔望，则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有不率教者，则扑责而斥逐之。迩来人人奋勉，气象一新，并不怨其苛苦，先儒云：‘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吾既以此训诸生，而自己亦时时省察，不敢怠肆，颇有教学相长之乐。”
作为教书先生，左宗棠比一般八股先生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抓住了教育的实质和根本：“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教授学生读四书、五经，目的只是培养他们正直、善良的道德人品，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之后，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教会学生“学用合一”，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将个人正直、善良的道德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实践出来、运用出来。
左宗棠通过教学实践印证，对这一教学观念更加坚信不疑。这从他后来赠秀川三兄的一副对联中也可以看出来：“诚意功夫惟慎独，匡时事业贵知人。”
古朴陈陋的渌江学风，经过左宗棠化腐朽为神奇的点化，酸腐气、飘逸气逐渐不见了，书院上下清风朗朗，自内到外生气勃勃。
用心端正、做事认真的人，运气从来都不会太差。左山长名气在醴陵传开了，渌江书院也成了走进仕途的第一个转折之地。醴陵县令张世法找上门来，请他写一副欢迎两江总督陶澍衣锦还乡的对联。正是这副对联，让年龄相差33岁的陶左结为“忘年交”、儿女亲家。笔者在《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一书中对此事有详实的描述。
1838年（道光十八年）春，为期一年的聘约结束，左宗棠第三次进京会试，不再续聘。但他与渌江书院的缘分，依然延续。
四
2019年春，笔者来到修缮一新的渌江书院，看到一副画图：1860年（咸丰十年）秋，左宗棠率五千楚军前赴江西，途经醴陵，当晚，左宗棠下马驻军，与渌江书院诸生谈笑甚欢，有学生跟他入了军营。
讲解员介绍，左宗棠在渌江书院教授的弟子中，其后不乏跟从他东征西讨成绩卓然的将士，粗步统计有：广东提督、统带水师张拔萃；闽浙提督余明发；山西步兵统带林传榜；三品衔分省补用道张云级。这些人物，笔者一时尚难确证，可以确定的是，左宗棠执掌的那届学生中，走出过一些于国于民有用的真正人才。
笔者在渌江书院内看到，历代掌教的山长，有51位山长仍有姓名可考。其中，有进士功名者12人，举人功名者33人，拔贡、副贡及副榜功名者3人。左宗棠属于33名举人之列。
历代山长比较著名有：攸县陈梦元，湘潭张九钺、罗汝怀，湘阴左宗棠、周锡溥，益阳肖大猷等，他们都有著作传世。而地位最显、声名最盛者，无疑又是左宗棠，他同时很可能是最年轻的山长。
笔者在渌江书院实地观摩、考察之后，负责人袁世婉玲女士赠送一套六卷本的《渌江书院志》复制本。其中记载不少历任山长或过往名人的诗词，不乏好词佳句。笔者摘录出明代正德年间诗人丁淑（字师孟，号会山）一篇《过洗心亭》，读者朋友可以窥斑见豹：
天设西山水墨屏，四时烟树翠冥冥。
中悬瀑布半空白，上有浮屠一撮青。
对酒自然诗句好，看花难问杖藜停。
尘心未必泉能洗，多少游人过此亭。
《左宗棠与李鸿章》，徐志频著，现代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当当、京东热销中，2022年2月文学好书榜入选作品。2022年3月12日，于弘道书店成功举办新书发布会，湖南新华书店集团重点荐书，全国机场蔚蓝书店热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