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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宫“遗事

2023-02-17 05:1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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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宫“遗事
1916年的伯捷故居
有些历史一旦进入，就难抽身。那些被时光层层包裹的往事，像迷宫一样千回百转，像暗道一样充满神秘。你在黑暗中探索，你看见了光，看见了出口，但那可能诱你进入另一个更迷幻的世界，就像此时的我，因为翻译《汉娜的重庆》而进入汉娜的童年，邂逅了她儿时的小伙伴多洛丝，又沿着多洛丝的足迹，进入一座更浩大的迷宫，一条更幽深的暗道，沉陷其中，流连忘返。
多洛丝的外公，美国建筑工程师查尔斯.伯捷，二十世纪初来到广州，与澳大利亚建筑师普内尔合作，成立了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他们为广州设计和建造了很多别具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大部份至今犹在，经历了百年的岁月风霜，成了广州历史的见证，也为今天这座现代化的南国大都市赋予了浓厚的历史底蕴和古典气质。而伯捷的家，一幢位于白鹤洞山顶的西式洋楼，中华民国早期的政要孙中山蒋介石等一度常去开会议事，歇息小住，因此享有“广州白宫”之名。
然而，“广州白宫”至今空置，百年的风霜吹走了它当年的奢华和荣光，
世人的遗忘加速了它的衰老和凋蔽。如今它在盛世的繁华中独自荒芜，在都市的万家灯火中悄然黯去。当我帮多洛丝整理她的回忆录，我被新发现的史料所震惊，原来关于“广州白宫”、关于伯捷，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它们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末期艰难地迈向世界的一行蹒跚脚印，是古老的中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一块基石，也是人类社会开启全球化时代的一缕穿破云层的曙光，无论是令人唏嘘感慨，还是让人暖心感怀，都值得铭记，而非遗忘。
这，还得从一场百年前的战争说起。
二
1898年4月，相隔半个地球、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西班牙，爆发了一场战争。战场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哥和菲律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并没能驯服被殖民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愈演愈烈，西班牙军队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镇压，也危及到美国资本家和侨民的利益。一艘被美国派往古巴护侨的军舰，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了，美军死伤者众，这直接引爆了两国开战。作为新兴的工业大国，美国的战争机器迅速辗压了老牌的西班牙帝国。短短数月之后，战争结束。这场历史上的美西战争，终结了西班牙自大航史时代就开启的殖民史，向世界宣告了美国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多洛丝的外公查尔斯.伯捷。
”广州白宫“遗事

伯捷1874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父亲是棉麻制品商。他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八岁那年，全家搬到宾夕法尼亚州。伯捷一路学霸，后来进入理海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求学期间就开始为著名的土木建筑工程师威尔金斯工作，准备毕业后入职威尔金斯的事务所。然而战争爆发了。当美国媒体大肆宣传报道，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对当地人民和美国侨民何等残酷，全美的反西情绪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涨。年轻的伯捷也不例外，他胸怀远大，决定要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和祖国侨民奉献青春，毅然弃学从军，由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变成一名美国陆军工程兵，被派往菲律宾，负责勘测科雷希多岛，为美军建造防御设施作准备。
科雷希多岛位于马尼拉海湾的入口，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伯捷是首位对该岛进行地形勘测的美国军人。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获得了菲律宾的主权，伯捷被派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了城市工程师麦格雷戈上尉的助理。
1902年是伯捷命运的又一转折点：美国合兴公司获得在华修建粤汉铁路的机会。曾设计和建造了纽约地铁的著名工程师巴克莱帕森斯是该项目的总工程师，他要求从马尼拉抽调六名美军工程兵前往参与这个项目。麦格雷戈上尉推荐了伯捷，伯捷退役，来到广州，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六名美国工程师之一，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清末的中国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伯捷的工作极其辛苦。他率领一支勘测小组，负责对粤汉铁路的最南段、从三水到广州约四十公里的路段进行首次勘测。那是一片虫蛇纵行的蛮荒地。有一次他们工作得太晚，赶不回广州，不得不在没有旅店的荒野过夜。他们去向一户农家请求投宿，却被主人安排去睡猪圈，或露天院坝。无奈之下，他们只得辗转到一座破庙里栖身。
伯捷性格开朗，喜交友，来广州不久，结识了澳大利亚建筑师普内尔。普内尔是香港英国建筑师事务所丹备洋行的高级职员，在沙面主持广州分公司。当粤汉铁路项目一年后突然停止，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和，决定合伙成立一家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公司于1904年在沙面开业，中文名治平洋行，英文名即两人的姓氏组合，Purnell & Paget。伯捷年长帕内四岁，如果按姓氏字母顺序，他该在前。但他却让帕内在前，以示尊重。帕内的薪金也是全公司最高的。由此可见外公对普内尔的尊重和他在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智慧、豁达与慷慨。
普内尔性格内向，负责设计；伯捷外向随和、交友广，负责施工和公关，也兼设计。两人的专业和性格形成互补，珠联璧合，又逢清末新政倡导实业，沙面开始新的一轮基建热潮，天时地利人和，公司一开业就顾客络绎，生意兴隆，广州的中外政府机构和商业财团，纷纷成了他们的客户。由他们设计和建造的许多建筑，如大清邮政局、粤海关大楼、瑞记洋行新楼、俄罗斯领事馆、花旗银行新楼、后来成为大元帅府的水泥厂等等，都成了广州的地标建筑，作为文化遗产被保存至今。伯捷因为在建筑施工中首次运用西方的钢筯混凝土技术，促进了广州建筑业的现代化，被誉为“广州现代建筑之父”。
三
事业如日中天，青春韶光正好，爱情也开花结果了。
伯捷与夫人梅德于 1898年在纽约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初次相遇。当时伯捷入伍不久，随部队在纽约等待奔赴前线。梅德年方二十，在纽约长岛出生长大，父亲是纽黑文铁路公司的审计师，父母早年是全美著名的溜冰冠军。梅德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小的，性格开朗活泼。她那一头浓密的黑发和明亮动人的大黑眼睛，让年轻的伯捷过目难忘。当他们被半个地球分开后，伯捷心中爱情的种子在东南亚暖风醉人的夜晚发芽了。他开始了漫长的单相思。
一年后的圣诞节，伯捷回美度假，专程去纽约看望梅德。他看见心上的姑娘像一只燕子，在中央公园的冰场上翩然飞翔。这次的聚会依然短暂，但伯捷定下非她不娶的决心。当两人再度被分隔在地球的东西两边，伯捷提起笔来当武器，展开了他的爱情攻势。当时一封信从马尼拉寄出，要等至少八周才能收到回信。年轻的工程兵就这样锲而不舍地，靠着他那飘逸遒劲的字体、诗意深情的句子，一次又一次鸿雁传情，渐渐俘获了姑娘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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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伯捷夫人

1905年，伯捷在广州事业初成，生活渐入安稳和富裕的佳境，便向心上的姑娘正式求婚。这时他们已通信四年多。焦急不安地等待八周后，他终于等来了她用蓝黑墨水写下的“我愿意”。作为远东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伯捷的婚事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1905年12月5号的《费城咨询》率先刊登了他们即将大婚的消息。文中说，广州最富有的美国商人之一，查尔斯.伯捷，即将迎娶美国曾经的溜冰冠军的女儿。两人原计划圣诞节前在纽约结婚，但伯捷因为公司事务繁忙，无法脱身，梅德将赴广州完婚。
在当时的社会，体面人家的年轻小姐是不能单独出远门的。伯捷通过广州美领馆的关系，联系上一对在广州生活、送儿子回纽约上大学的夫妇，约翰.迈尔斯和夫人斯旺，请求他们在返回广州时，充当梅德的监护人，陪她到广州。12月23号，勇敢的梅德告别了亲友，离开了圣诞气氛中繁华热闹的故乡纽约，踏上此生最遥远的旅途。他们穿越辽阔的北美大陆，登上Corea号邮轮，横渡无垠的太平洋，来到地球的另一边。晚年的梅德回忆说，她一生共九次横渡太平洋，第一次最美最难忘最激动人心，整个航行风和日丽，她怀揣着一个姑娘所能想像的最美梦想。而在大洋彼岸等待她的，是一个执著地爱恋了她多年的成功男人。那是她一生最壮美的约会。她飘洋过海去做他的新娘，去奔向她的幸福未来。
梅德于1906年1月20号抵达广州。2月7号，两人在沙面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治平洋行的澳大利亚会计赛德·坎贝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描写的：
“昨天整座沙面岛充满节日气氛，我的老板伯捷先生跟一位来自纽约上层社会的小姐结婚了。不用说，昨天我几乎没怎么工作。下午两点，沙面岛就热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英国教堂－－那是一幢华丽的建筑。三点正，一大批轿子来到教堂门前，新郎新娘也被簇拥着来了。新娘的婚纱之华美，如果我能如实描绘出来，肯定会让整个澳大利亚的姑娘们垂涎三尺，尤其是我的家乡莫朗的姑娘们！仪式结束后，他们又坐上轿子前往美国领事馆参加婚宴。途经我们公司的办公楼时，三码长的鞭炮炸响了。到了领事馆，那边的鞭炮又炸响了，噼哩啪啦，惊天动地，好像两个大国开战了。在他们启程经香港前往日本度蜜月之前，我们拍了纪念照。”
这场由美国驻广州总领事Julius. Lay主持婚宴的婚礼，是二十世纪初期沙面岛上最隆重的婚礼。
四
当时的广州，西方人主要集中居住在沙面岛和白鹤洞。伯捷和普内尔的治平洋行在沙面岛上，两人的单身公寓也在那里。结婚后，伯捷在白鹤洞多了一个住处，白鹤洞12号，一幢带门廊的独立平房。两年后的1908年，由普内尔设计的沙面万国宝通银行大楼峻工，两人租下副楼的几间房，把公司和自己的公寓都搬进了这幢新古典风格的摩登大楼。
这一年普内尔衣锦还乡，走亲访友，并于年底娶回新娘珍妮。他年方三十，已是广州炙手可热的建筑设计师，事业有成，新婚燕尔，可谓春风得意。没想到，这场婚姻竟然改变了他人生的轨道。珍妮不适应广州生活。这位23岁的新娘水土不服，受不了广州又热又潮的气候。她不会粤语，也没有朋友，在孤独寂寞中苦苦坚持了十个月后，于1909年10月返回了澳大利亚。
普内尔陷入痛苦的两难中。匆匆完成了几份签下的设计委托后，普内尔选择了爱情，于1910年初也告别广州，追随妻子返回澳洲。
事实上，广州的生活对梅德来说也不容易。她跟珍妮一样不会粤语，不习惯这又潮又热的气候。酷爱溜冰的她，最大的失落，是广州的冬天没有冰场，她再也无法享受溜冰的乐趣。但她是个乐观坚强的人，积极拥抱新生活，一方面通过骑马、划船、打网球等社交活动，广泛结交新朋友，另一方面又主动跟家里的中国仆人学习粤语，努力发现新生活的美好。更重要的是，很快她就怀孕了，即将做母亲的喜悦极大地帮她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
两个女人曾经见过面，在伯捷夫妇为珍妮的到来举办的欢迎聚会上。大家相谈甚欢，共同的命运让两个女人惺惺相惜。随后，伯捷夫妇携两岁的儿子回美省亲。待他们年底返回，珍妮已经走了，普内尔正陷入去留两难的痛苦中。梅德深感遗憾，为自己没能在珍妮最困难的时侯陪伴她，帮她度过难关而自责。
这两个远嫁中国的西方女人，一个浅尝辄止，折翼而返；另一个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梅德与丈夫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他们分别于1907、1911和1913在广州出生，都由广州奶妈带大，母语皆为英语和粤语。大儿子金于1924年17岁时回美读书，毕业于父亲的母校理海大学，又于1930年作为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员，被派回中国工作；小儿子泰德1940年27岁才因战争首次回美，进入海军部服兵役，后来又随部队回到中国，协助中国抗日；多洛丝的母亲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她18岁嫁给德国驻华公司职员、一生从事对华贸易的威尔纳。威尔纳1924年到中国，也是德国军火公司合步楼的最后一任驻华代表。她随丈夫在战火中的中国颠沛流离，从广州到香港，又到重庆，再到汉口，在中国生活了43年。伯捷夫妇的三个孩子都深爱中国，都视广州为故乡，视自己为白皮肤的中国人，却都在1949年后被迫离开中国。
五
随着家庭成员增多，伯捷决定建一幢漂亮的大房子，为妻儿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他买下白鹤洞的一片乱坟坡，从山顶到珠江河畔共九亩地皮，开始规划建造新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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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捷夫妇的三个孩子，中间的女儿就是多洛丝的母亲。

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辛亥革命爆发了，民主共和之光照进了这片被封建帝制笼罩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大地。由于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见多了民生疾苦和社会落后，伯捷的政治热情被再度点燃。他成了孙中山的支持者和新生共和国的拥护者。1912年9月，把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的孙中山，成了全国铁路总督办，一心要实现铁路救国的伟大理想。在袁世凯规定的兴建铁路只能借用外资的前提下，孙中山竭尽全力，调动所有的关系去筹集外资，对广州最成功的外商之一、与政府关系密切而友好的伯捷也委以此任，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这时的伯捷其实无暇他顾：普内尔走了，公司的事务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家里的新房已完成设计，各方准备都已就绪，正待开工；夫人正怀第三胎，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一岁，也缠着爸爸要膝下承欢……但他被更崇高的理想召唤着，就像当年，大学即将毕业的他，毅然弃学从军，投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他欣然领命，把孙中山的委托视为高于一切的神圣使命，要投身于振兴中华富强中国的伟大事业。于是他把远在美国的弟弟、同是土木工程师的马克斯威尔请来广州，帮忙打点公司；新房工程往后推；再说服和安慰了家里的妻小，便启程了。
旅途的劳顿和筹资的艰辛一言难尽，要说服精明的资本家们把钱投到一个遥远而陌生、且前途未卜的新生共和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伯捷出征的第一站，他自己的祖国美利坚，就遭遇了滑铁卢。1913年5月31 日的《皮兹堡邮报》报道说：“伯捷受广东政府委托，谈一笔500万美元的黄金贷款。他首先向美国的资本家们提供了这笔贷款的中国债券，被拒绝了。伯捷被迫前往欧洲，在伦敦，他成功了，与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们全额谈成了这笔贷款。随后他又被委托去谈另一笔高达3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他也跟欧洲人顺利谈成。”
沙面是伯捷的福地，是他事业的根基和功成名就的地方。由他和他的治平洋行设计承建的各国领馆、银行及商行等建筑，不仅是沙面最靓丽的风景，倍受赞赏，更是一种实力和信任的象征。沙面是英国和法国的租界，伯捷跟这两国的政府官员、财团及公司的老板们的良好私交，无疑是他在欧洲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他于1912年12月30号抵达美国，两个月里八方游说，一无所获。而他前往欧洲，在抵达伦敦的几天内就如愿以偿，大获成功。在返程途经美国时，他去探望匹兹堡的另一个兄弟，接受了这份报纸的记者采访。面对美国资本家对中国的不信任，他说：“中国的清政府闭关锁国，但新政府很先进和开放，真诚欢迎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投资。新的中华民国才成立一年，中国社会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中国的未来，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光明的国家，也是其中之一……中国人是优秀的绘图师和建筑工人，他们聪明勤劳，有耐心，能吃苦……”
即使在今天，当一个外国人如此向世界宣传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且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发展事业，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华儿女都会对他心怀谢意。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国积贫积弱，新生的共和国在内忧外患中举步维艰，这样的发声何其可贵！作为一名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洋行老板，伯捷不辞辛劳，只身穿越大半个地球，离妻别子大半年之久，去为羽毛未丰的中华民国摇旗呐喊，争取援助，这是一种对中国怎样的大爱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六
遗憾的是，当伯捷1913年7月15号凯旋归来，迎接他的，却是二次革命的大动荡。9月，革命失败，孙中山逃亡日本，广东政府岌岌可危，铁路救国大计搁浅。伯捷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巨额贷款，已无处投放。他所有的牺牲和努力换来的，不过是一场空欢喜，和面对信任他的英法资本家的尴尬。
还好，妻儿健康，新生的婴儿已经会对他咧嘴笑，这多少安慰了他那颗失落的心。他开始精心建造新家，用最好的建材，最贴心的细节。一幢华美大气的洋房就这样慢慢在白鹤洞山顶傲然而起。房子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一楼一底带地下室。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每个房间都宽敞明亮。因为夫妻双方亲戚众多，房子还有多间客房。这些房间都有漂亮的壁炉和摩登的卫浴室，客厅和饭厅更加气派。所有的玻璃、电器、卫生设施来自美国，全套红木家具来自加利福尼亚，地板和楼梯是用菲律宾的上好木材做成。房子一面青砖，三面是带有落地窗和白色罗马柱的宽阔外廓，四周花木环绕，环境幽静，视野辽阔，珠江风光一览无余。天气好时，还能从屋顶眺望珠江河里的澳门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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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从伯捷故居望出去的珠江，右上方是澳门炮台。

1915年年底，伯捷全家迁入新居。三个孩子，多名仆人，其乐融融。圣诞到了，每个孩子的愿望都得到满足，他们拥有了此生的第一只宠物：两个儿子各得到一条狗，女儿得到一匹广西小马。诺大的新房和花园，人欢狗叫，马蹄跶跶，成了乱世中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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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落成

好客的伯捷开始邀请朋友们来家里聚会。新居的豪华典雅和恢宏气势，成了白鹤洞最壮丽的一景，迅速在广州遐迩闻名。1916年11月，时任广东省长朱庆澜，在美国驻广州领事Paul R. Josselyn和驻香港领事Qeo. R. Andersen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伯捷家。他们把伯捷和他的新居视为美商扎根广州和融入中国社会的成功范例和象征，视为广州实现国际化的一大标志。此后就不断有政府官员和各路名流来登门造访。进入二十年代后，中国社会仍在大动荡中，军阀混战，城头频换大王旗。伯捷家不知怎么，就成了广东政府官员的一处隐秘小港湾。他们常来这里聚会议事，歇息小住。伯捷夫人1945年在纽约写下的一份法庭陈述书里，清楚地记录了他们的名字，除了孙中山宋庆龄夫妇、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蒋夫人的宋美龄，还有孔祥熙夫妇，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吴铁城等。“他们都在不同时期在我们家住过。”她这样写道。
孙中山和蒋介石他们来了，喜欢围坐在餐厅的大餐桌前开会议事。有一次伯捷夫人无意中听见，他们正在商谈如何统一中国。伯捷夫人当晚就跟丈夫商量，应该支持他们的统一大业。伯捷原本就是孙中山的拥趸，赞孙中山是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夫妻俩不谋而和。那以后，每当这些客人来了，伯捷夫人就不准孩子们跑来跑去，影响客人。或者带着他们和他们的宠物，回避到隔壁从前的住处。后来他们索性就住下来了，把房子暂时让给中国客人办工和居住。伯捷夫人站在白鹤洞12号的小平房窗前，能清楚地看见14号新家的动静。
“我们住在那里时，只是一个五口之家，外加几个仆人。中国客人住那里，从来不少于三十人，还外加一支背着枪的士兵队伍在房子外巡逻。”伯捷夫人在那份法庭陈述书里写道。“到二十年代末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代表广东政府，把那幢房子租下来，用于接待外宾。如果外宾来自美国，他们就说那是‘广州的白宫’；如果外宾来自欧洲，他们就说那是‘广州的契克斯’。”
伯捷的家，就这样有了“广州白宫”之名。

七
多洛丝至今不明白，有些往事，父母、外婆和所有的亲戚，都讳莫如深。她不知道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另有隐情，有所顾忌？比如外公的突然赤贫。
母亲有几张1928年和几个中国女学生的合影，多洛丝惊诧于母亲这年才17岁，就做了教师。母亲解释说，也不是正规学校的教师，只是为几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教教英语。多洛丝这才知道，母亲和小舅1926年夏天被送到上海的美国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回家，因为家里没钱了。
在1926－1927年间，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伯捷作为“广州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为什么会经济窘迫到掏不出一双儿女的学费？多洛丝多次追问母亲，母亲都摇头不语。是外公的公司破产了吗？多洛丝百思不得其解。有资料显示，伯捷于1921年被广州市长孙科聘为市政顾问，1924年还为政府设计了广州消防局大楼，又设计了广州公安局大楼，怎么会突然就穷困潦倒？三个孩子都离家了，外婆于1926年开始做生意，在沙面岛开了一家“美国小店”，从中国民间收购古董、瓷器、字画、丝绸等，转手卖给欧美人。是她投资小店耗尽了钱财，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学业？以她对孩子们的宠爱和教育的重视，多洛丝认为，这不可能。 ”广州白宫“遗事
1929年，伯捷女儿的婚礼

另一个不解之迷是，多洛丝发现，父母1929年结婚，婚礼合影上没有外公。外公为何缺席父母的婚礼？母亲的解释是，当时他不在广州。他去了哪里？唯一的女儿结婚，他为何不赶回来为她祝福？没有人知道。伯捷1933年去世，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家人和亲戚们口里，成了一片空白。他们谁都不会提及。多洛丝唯一知道的，是外公因糖尿病在广州东山医院离世，葬于珠江河畔的外国人公墓。公墓与白鹤洞山顶的房子隔江相望。外公临终前说，他死后也要守望着他的家。
伯捷夫人守口如瓶的，还有她在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1955年夏天，19岁的多洛丝去美国探望外婆，两人朝夕相处了一个月，她发现外婆经常自言自语，诅咒日本人，也追悔自责，当年把店里的贵重货物和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装船运去香港。没想到香港沦陷了，那些东西全都落入日本人手里，不翼而飞。失去了积攒一生的财富，伯捷夫人痛悔终生。“我真蠢，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运去香港，而不直接运回美国？”“该死的日本强盗！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要诅咒他们下地狱！”她不时这样嘟嘟囔囔，像个美国祥林嫂。
外婆几乎夜夜噩梦，经常在午夜的梦中发出尖叫，把多洛丝惊醒。可第二天如果多洛丝问她梦到什么，她只耸耸肩，摇摇头，说不记得了。直到近年，多洛丝查到外婆写的那份法庭陈述，迷底才解开。原来外婆曾经被日本人俘虏和虐待。这件事，外婆没对任何人说过，母亲和亲戚们都不知道。
陈述书里，伯捷夫人写下了自己的一段至暗经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清晨六点左右，住在沙面公寓里的伯捷夫人还在梦中，日本兵就破门而入，用枪抵着身穿睡衣的她，押了出去。沙面岛上所有的美国人，都在同一时间被日本兵驱赶到美国领事馆前，集体接受训话和羞辱。这些美国政府的官员和高级职员、公司经理和商人、以及他们的家眷们，都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和清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尊严尽失。随后他们就被禁闭在各自的住所，失去了自由。期间有日本兵多次闯进伯捷夫人的公寓，翻箱倒柜，搜刮钱财。63岁的伯捷夫人稍加反抗，就被他们毒打和凌辱。他们闪她的耳光，扯她的头发，用脚将她踹翻在地，用枪对着她的后脑，把她吓得战战兢兢。1942年6月，全体美国人被遣返回美，伯捷夫人不得不在美国接受两周住院治疗，身体才勉强恢复过来。但心理的阴影却留下了，让她的整个余生都饱受折磨。

八
2021年夏天，我坐在瑞士多洛丝家的露台，和她一起翻看她母亲留下的相册。阳光铺天盖地，草坪碧光潋滟，仿佛照片上百年前的广州珠江，泛着波光的河水正从远方浩荡而来。河面上缓缓驶来一艘小船，上面坐着多洛丝年轻的母亲和盛年的外公外婆，他们向我们挥手，微笑不语。
我追随着他们的身影，来到百年前的广州，在南中国的阳光下四处徜徉，看见那些欧式建筑在伯捷气定神闲的指挥下，和一群上身赤裸拖着辫子的中国男人的挥汗如雨中，一幢又一幢拨地而起；看见伯捷与夫人的盛大婚礼，鞭炮齐鸣，一群洋装洋裙的西方男女在沙面街头逶迤而去，留下一路细碎的红纸屑；看见白鹤洞山顶的别墅如何从无到有，那一坡荒凉的乱坟岗如何变成整齐有序的花园、果园和菜地。年轻的伯捷夫人打着洋伞在堤岸散步，温良的广州奶妈推着婴儿车紧随身边。多洛丝少女的母亲骑着一匹名叫“公爵”的小马，穿过花园小径，进屋上楼，把平屋顶当小操场，骑马散步。在大人惊慌的呵斥声中，被宠坏的小姑娘发出了银铃般的得意笑声。
我还看见那些民国初年的政要们，如何悄然而行色匆匆地来到他们的“广州白宫”。灼热的阳光被伯捷精心设计的外廊和落地玻璃窗过滤阻挡，变得温柔又清凉，抚慰着他们为统一中国和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心……音乐响起，多洛丝十八岁的母亲身穿白纱裙，头戴花冠，挽着一袭白装的新郎，迎着亲友们祝福的目光和掌声，从转角楼梯上款款而下。那是那幢房子最后的辉煌。
岁月如歌，沧海桑田，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
我不知道，普内尔从澳洲带来的一母一子两只袋鼠，后来是像伯捷夫人，适应并爱上广州，且把异乡当故乡，还是像珍妮，水土不服，郁郁寡欢，患上严重的思乡病？但我知道，他带来的三棵桉树苗中的一棵，被他亲手种植在伯捷的新居旁，已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多洛丝母亲七十年代返回广州，故居已被高墙围住，淹没在城市密集杂乱的建筑群中。她一圈又一圈绕墙而行，不敢确信，墙内那幢爬满青苔和荒草的破旧建筑，是否就是自己当年的家，直到看见那棵桉树！她曾经为它浇过水，还清楚地记得它幼苗的模样。如今它还站在那里，雄姿英发，已长成高过屋顶的大树。刹那间她泪奔如涌，仿佛看见童年的伙伴还在老地方等她归来。
而今又过去了半个世纪，多洛丝的母亲已化作欧陆大地的一捧黄土，伯捷故居也愈百年，“广州白宫”成了鲜为人知的传说。唯有那棵孤独的澳州桉树还生机蓬勃，忠诚地守护着垂暮的老屋，等侯小主人再次归来。它那高入云天的树冠，不知是在关注身边日新月异的城市，还是在遥望远方再也回不去的故园？
该文发表于《作品》2022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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