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的“兴趣”说和“气象”说
2009-12-26 00:13阅读：
从救弊的角度看严羽的“兴趣”说和“气象”说
——兼论其诗论的审美追求
《沧浪诗话》的理论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宋诗发展中的某些弊端而发的，其主要批评对象是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自己在《与吴景仙书》中就说过：“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而后人对此也多有评论，如《四库总目提要》在评此书时就说：“要其时宋代之诗，竞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本文拟从救弊的角度对《诗话》中的“兴趣”和“气象”二词作一番考察分析，探求严羽诗论的审美追求。
一、“兴趣”说
对《沧浪诗话》“兴趣”的内涵历来有不同的诠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兴趣是意境(蓝华增：《〈沧浪诗话〉与“意境”》)；有人认为是一种主观的审美活动中的愉悦之感（吴调公：《略论〈沧浪诗话〉审美意识的多重性》）；有人认为“兴趣”是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陈伯海编《严羽和沧浪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以上诸说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
,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兴趣”的某种内涵。然而联系“兴趣”在《诗话》中的文本背景和当时诗坛的创作风气来看，似感不甚妥切。那么
,严羽的“兴趣”究竟如何理解 ,它有哪些特殊内涵
,这是正确把握严羽诗学的关键。我认为要解释清楚“兴趣”的内涵，必须从文本出发，结合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进行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更符合严羽的本意。其兴趣说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一段论述中：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
，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在这段话中，严羽把矛头指向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近代诸公”，明显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的。对于江西诗派这种专事雕琢字句，滥用典故，好发议论的创作诗风，北宋后期已有人对他们提出责难，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茸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浓厚。”到了南宋，更有张戒专为排除苏黄的不良影响而作的《岁寒堂诗话》，他说：“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自此以后，责难的人便多了起来。朱熹说：“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余意；黄费安排”及“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意”(《朱子语类》)，以至刘克庄在《竹溪诗序》中批评道：“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到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江西诗派的弊端在于议论过多，使诗歌伤于寡情乏味，堆砌事典使诗歌晦涩难懂，而过度注重炼字求新使诗歌意境支离不全。严羽在当时也看到了江西诗派的流弊，他不但批评其“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而且在宗盛唐的旗帜下，标举“兴趣”说进行反拨。其所谓的“兴趣”说，我认为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诗要抒情。
“诗者，吟咏情性也。”诗与文不同，诗之特点就在于言情。这点并非严羽独创，前人早已指出，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诗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他把“情性”与“兴趣”说结合起来，从题材上强调诗歌抒情的重要性，从而反对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的不良诗风。他在《诗评》中写道：“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段话指出，唐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感情充沛、真挚，因而能感动他人，产生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与宋诗比较，入宋以后，诗歌创作中的说理倾向日趋明显，从以情动人慢慢地走向以理服人，一些诗甚至成为“经义策论之有韵者”，缺少情味和动人心魄的力量。严羽强调诗之所以为诗，根本就在于其抒情性，这是很有道理的。
二、诗要浑融无迹。严羽强调好诗应该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参照《诗评》中的这段话：“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可知，所谓的“无迹可求”是指“词理意兴”四者完全融为一体，浑然无迹，成为一个不可“寻枝摘叶”的艺术整体。在《答吴景仙书》中他也提到不能用“健”来评唐诗，而应该改用“浑”，可见他讲求的是一种浑然一体的艺术风格。而当时的江西诗派注重通过炼字琢句来求新求巧，黄庭坚论诗就很讲究“句眼”的锤炼，所谓“置一字如关门之键”
(《跋高子勉诗》)
，还说“宁律不谐，不使句弱”(《苕溪渔隐丛话》引黄庭坚语)。这种字句的锻炼对提高诗歌的语言技巧有一定益处，但刻意求新求硬，未免伤于自然，易使诗境支离不全，显得不够浑成和含蓄。严羽此处倡导一种“无迹可求”的整体诗风，正是为救江西之弊而开出的一剂良药。
三、诗要蕴藉有味。前面说到诗歌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浑融无迹的艺术风格，而这种浑然一体的诗歌形象又能给人带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享受。严羽用“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来比喻那种“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司空图《与极浦书》)的感受，称其为“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这就要求诗歌以有限的形象，反映无限的生活，让人们透过有限的画面去体味隽永深长的意趣。这也正是钟嵘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钟嵘《诗品序》）司空图所谓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综上可知，严羽的“兴趣”说实质上是一种审美追求，即诗歌创作要以情为本，把“词理意兴”融为一体，创造出浑然无迹又蕴藉有味的诗歌风格。在这里他不但指出了江西诗派的弊病，而且能对症下药，倡导一种有针对性的诗歌风格进行纠正，我认为这种有破有立的批评比之一味指责是较为高明的。
二、“气象”说
如果只从“兴趣”一端来评述严羽的诗歌审美追求，严羽似乎确是如某些人所评的是“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许印芳《沧浪诗话跋》)。但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除了“兴趣”外，他还很重视诗歌的“体制”、“格力”、“气象”、“兴趣”和“音节”，论述颇多，与“兴趣”说互相补充，其中又以“气象”说论述最多。如《诗评》云：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
除此之外，严羽有时只提到“气”，其意也与“气象”相同。如：
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耶？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诗评》)
把“气象”引入美学范畴进行审美批评，在唐代已经开始。旧题王维的《山水论
》中已经提出了“观者先看气象 ,后辨清浊”的观点 ,而韩愈在《荐士》诗中批判六朝诗歌“逶迤抵晋宋
,气象日凋耗。”，这已然是从诗歌审美的角度去运用“气象”这一概念。皎然在《诗式》中论及“诗有四深”时, 把“气象氤氲 ,由深于体势”
列为第一，可见其对诗歌气象的重视。到了南宋，姜夔提出“气象欲其浑厚 ”之说(《白石道人诗说》)
,把以“气象”论诗推进了一步。严羽又在深入地总结唐代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将这一审美理论发扬光大。
在这里，严羽所说是“气象”应该是指诗歌整体呈现出来的一种气概风貌。“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严羽认为唐诗和宋诗的区别
,不能光从篇章字句修饰的工细或粗拙上来比较,而要注意到其整体风貌上的差异，也即是“气象”的不同。那他所倡导的诗歌“气象”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答吴景仙书》中他说：
坡、谷诸公之诗 ,如米元章之字
,虽笔力劲健 ,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 ,如颜鲁公书 ,既笔力雄壮 ,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在这里严羽以书喻诗，用“笔力雄壮”和“气象浑厚”来概括盛唐诗歌的主要艺术特点，表达了他对壮美艺术境界的一种向往。在《诗评》中他称赞李杜之诗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就是对其诗“笔力雄壮”和“气象浑厚”的一种形象化比喻。而他对孟郊、贾岛那种雕刻求新、气象局促的诗作则斥为“直虫吟草间耳”，显示出他对这种“清苦”诗风的不满。他在《诗评》中又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这应该是因为此诗虽不能严格合律，但其气象雄浑壮阔，意境悠远，符合严羽的审美追求。由此可见，严羽诗论中的“气象”说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求诗歌风貌要雄浑壮阔，呈现出一种阳刚之美。
除此之外，严羽对诗歌的“气象”要求达到一种浑化自然的整体美。“气象浑厚”的“浑”指是就是诗歌应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寻枝摘叶”的。他赞美汉魏之诗“尚矣，不假悟也”（《诗辨》)，主要就是因为其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诗评》)。严羽认为
,写诗应注意全篇的统一完整,而不应以镶嵌奇字、构造佳句为能事,因而他批评“灵运之诗 ,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 ,是以不及建安也”。
(《诗评》)与这种浑然一体的整体美相联系的是一种不落痕迹的自然美，也即是前面“兴趣”说提到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他在《诗评》中说:“盛唐人
,有似粗而非粗处 ,有似拙而非拙处”。盛唐诗歌的这种“似粗而非粗“、“似拙而非拙
”的诗歌特点就是由于他们能通过锻造诗境，使之达到浑化自然，这一点与皎然《诗式》所说的“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的意思是相通的，这表明了严羽提倡浑朴天然之美的诗歌审美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知，说严羽一味“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许印芳《沧浪诗话跋》)，用于指他的“兴趣”说尚可，但若论及其“气象”说就显得有失偏颇了。前文已指出其“兴趣”说主要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的，而其“气象”说也是有的之矢，他攻击的靶子就是当时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在《诗辨》中说：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南宋后期，因不满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格，诗坛上出现一种学习晚唐诗歌的风气，其代表人物就“永嘉四灵”。他们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内容多写日常生活情趣，题咏景物，写作手法以白描为主，尽量不用典，风格纤巧。他们的诗歌创作对当时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有一批追随者，江湖诗派就是其中之一。但其诗取径狭窄，过分注重炼字琢句，虽有精警之句，但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气局狭小。赵师秀说：“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见韦居安《梅磵诗话》)“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我末如之何矣!”(见刘克庄《野谷集序》)由此可见其诗境和才力的狭小了。严羽对这种气象局促的诗风是深为不满的，抨击他们是“声闻辟支之果”，从而提倡盛唐气象的浑厚雄壮，认为这才是“大乘正法眼”。他在《诗评》中对于气象狭小的诗也是予以不留情面的批评，如对孟郊的诗评曰：“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又说孟郊、贾岛的诗是“虫吟草间耳”。由此可知，严羽提倡“盛唐气象”，正是针对“四灵”和江湖诗派那种雕琢功多、气象局促的诗作而发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严羽的“兴趣”说、“气象”说是针对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的弊端而发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对唐代诗歌艺术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他追求是一种以“情”为主、融“词理意兴”于一体而后产生既雄浑自然又蕴藉有味的整体美，这对当时诗坛的一些不良诗风确是一剂对症良药。但由于严羽生活的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其美学思想也存有错误和片面的地方。如他只一味强调须熟读古人优秀诗作才能写出好诗，而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却极少提及，实在是失之偏颇。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如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就说：“严沧浪谓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比兴，教人何从悟入？”批评他只重诗歌的艺术性，忽视诗歌的政治伦理内容，其说不免玄虚空洞。清代的王士祯将其“兴趣”说加以发展，提出著名的“神韵”说，但在脱离现实的道路上却是越走越远，使诗歌创作趋入虚无缥缈的境地。这些是我们在学习借鉴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
2、陈伯海编《严羽和沧浪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鹭江出版社，1987；
4、蓝华增：《〈沧浪诗话〉与“意境”》，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吴调公：《略论〈沧浪诗话〉审美意识的多重性》，载《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2期；
6、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肆：宋金元卷》
7、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